2.从武汉到井冈山

从1927年7月15日武汉革命失败后到创建井冈山根据地这段时间，曾发生过一系列事件。一个是8月1日朱德、贺龙（湖南人，曾任党中央委员、元帅、副总理，1896年生）和叶挺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另一个则是8月7日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的紧急会议。

南昌起义的总兵力约三万人，仅用三个小时便占领了南昌，开始时相当顺利。后在南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其成员有周恩来、李立三、吴玉章、宋庆龄（已故孙文夫人，曾任共和国副主席，1893年生）、郭沫若等。起义军为了再度“北伐”，开向了广州，但途中在广东省北部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激战，遭受很大损失。其中一部分与沿海的海丰和陆丰的农民军汇合，另一部分在朱德的指挥下迂回到井冈山集中。周恩来和郭沫若等人在解散后原准备重整旗鼓，但周恩来得了疟疾，发烧40度，难以继续工作。不过，他对革命的失败保持着冷静的态度，反省了战斗经过。关于周恩来、有点神经质的叶挺和亲人中出了内奸导致失败但依然庄严宣誓忠于革命的贺龙等人，以及解散当夜的情况，郭沫若在一篇短文中都有记录。^［60］

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这一天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纪念日，军旗和军徽上的红星都有“八一”这个值得纪念的字样。

另一方面，共产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毛泽东、瞿秋白（江苏人，与鲁迅有深交，在文学上也很出色，1899—1935）、邓中夏（湖南人，中共创建时期的北方领导人，1894—1933）等人出席了会议。据张国焘后来讲，失败责任人陈独秀没有出席会议。会上虽然集中批评了陈独秀，但张国焘和毛泽东反对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陈，否定了上述意见，陈在党中央的职务被解除了。^［61］这次紧急会议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与新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下召开的，被认为为“左”倾开辟了道路。^［62］因此，毛泽东也许对共产国际或共产国际的代表表示过怀疑。总之，他在这次会议上没有当选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在湖南省的起义中，他只是以中央特派员的资格（而且是受湖南省委的委托）^［63］，至少给人的印象已不是党内的主流。不过，对会议做出的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四省举行秋收起义的决定，似乎他并没有反对。

后来，毛泽东出现在驻扎在江西省铜鼓的国民革命军的部队里，并组织安源路矿工人和平江、浏阳、醴陵一带的农民自卫军编成四个部队。在去铜鼓的途中，他在湖南省浏阳被地主的雇佣军逮捕了，给了钱才逃脱。尽管如此，敌人仍旧穷追不舍，他躺在一条水沟里才幸免于被抓。后来在一个农民的带领下，好不容易来到江西地界。他询问那个农民的姓名，但他始终不肯说出。之后，他继续赶路，由于衣着特别，到哪里都不肯让他留宿。他很恼火，走进街尾最后一家店时，索性不问了，走进去便坐下，大声喊道：“老板！打水来洗脚！”老板无可奈何，只得由他住下。^［64］从浏阳到铜鼓一定要爬山，沿着山路向南走是安源煤矿，再南面是与武功山、万洋山相连的山脉。也许在山区建立根据地的念头就是在这条山路上偶然闪过的吧。9月8日部队开始攻打长沙，应该是湖南、江西农村一同起义的信号。然而，这次行动由于一部分部队叛变和遭到敌人进攻而失败了。据说，毛泽东决定放弃占领大城市的方针在井冈山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便是在这时候。但在去井冈山的途中，部队又遭到敌人伏击，受到损失，不断出现逃跑者。鉴于这种情况，最后只有暂时退到山寨一种办法。

在这次退却中，他首先考虑的似乎是从根本上重建军队的问题。一个有学历而且是共产党员的师长逃走以后，部队里的一部分人早晚说的都是：“你准备到哪里去？”“你走不走？”有时，受命去站岗的一个排全部逃跑了。他深入到士兵中间，询问他们的出身、经历和对目前形势的看法。一个士兵误认为他是老百姓，要拉他挑担子，他笑嘻嘻地说：“我给你们挑了好几天了，今天你们连长叫我休息休息。”当红军里有人要求入党时，他就到场，自己领读入党誓词，主持严肃的入党仪式。^［65］

从这种入党仪式的地点是在深夜无人去的祠堂里可以明白，当时，除了作为党代表的人在部队里公开政治面貌以外，党员都是秘密的。党的工作在士兵中间还没有扎下根，还没有指挥军事的发言权。尽管在北伐军和黄埔军校中党员不少，但当国民党走向反动之后，党的工作陷入了低潮。从这一痛苦的经验中，毛泽东决心改革党在军队中的地位和工作方法。作为第一步，可能就是举行这种入党仪式。举行这种带有宗教气氛的仪式，无疑是把党神秘化了。这一方面带来损害政党机能的弊端，但另一方面，对于处在国民党恐怖之下，没有通讯设备而又不得不分散在各地活动的他们来说，最后往往不得不依靠个人的政治信念。誓词中说：“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这反映了在必须同国民党进行生死搏斗的战争状态下进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

在三湾改编时，他给想离开部队的人发五元钱路费，给留下来的意志消沉的士兵讲述“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组织红军）”的激励人心的故事也众所周知。毛泽东没有白费心血，这个时候各个连队都建起了支部，从团到班建成了党组织的纵向联络网。共产党的“前敌委员会”也成立了，毛泽东任书记。部队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这种党军关系从那以后便成了连续不断的传统。

毛泽东为了废除军队中的恶习，实现民主，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它行使部队最高的权力，可以监督和处罚军官。在这次起义之前，军官的伙食是四菜一汤，享受着比士兵高几倍的待遇，后来也改变了，伙食、衣服都是平等的。有时从地主那里没收来一个鸡蛋，也要由士兵委员会平等分配。这种平均主义在农民身上是根深蒂固的，为了改掉那些脱离军阀和国民党军队而参加革命的军官和士兵的恶习，为了“以毒攻毒”，便不得不利用平均主义。这是当年参加这支部队的罗荣桓（湖南人，1902年生）的回忆。后来在古田会议上纠正了这种平均主义的过火做法。总之，由此可以想象，红军中出现了新的风气。

红军著名的“三项纪律，六项注意”，也是在这时候产生的。在要上井冈山的当天，毛泽东在山脚下宣布“三项纪律”（后来叫“三大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听到这些，几天前从田地里捡到露出地面的红薯的士兵的脸都涨红了。1928年初，在井冈山山麓的遂川过春节时，毛泽东又公布了“六项注意”：一、说话要和气；二、买卖要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捆铺草；六、上门板。1929年春，在开往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时，因为不了解村里的习惯，红军的行动曾引起农民的不满。他从农民的口中听到后，立即把“六项注意”改成“八项”。新添的两项是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厕所，以后又改为“院子打扫干净”、“挖卫生茅（厕所）”。后来，由于俘虏的增加又决定了不准搜腰包、不虐待俘虏、进出要做宣传工作一条。进而，又增加了经常宣传红军政策一项，共十项注意。后来又将洗澡避女人、大便找厕所两项删掉，变为八项注意。从此，纪律的条目固定下来，只是在新情况下，不断地在内容上进行修改，例如将“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缴获要归公”，把“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改为“不拿一个鸡蛋”，到陕北后又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66］。为了成为人民的军队，红军变成了教育的场所。

毛泽东上井冈山时的这些措施不是临时的权宜之计。其中，不仅让人感到有对“北伐”以来国民革命军实际情况的了解，而且怀有一种理想。人们会感觉到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时代已经表现出来的试图教育与感化周围人们的那种才干与热情。井冈山上原有两个啸聚山林、占地为王的绿林好汉式人物最后都被感化成了说“我要入党”的人，从中似乎也反映出毛泽东的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