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长征
1.二万五千华里之行
对于中央苏区的红军来说，第五次反“围剿”的经过，与其说是不利，莫如说是战败意识浓厚。中国出版的革命史也写道：“红军苦战一年仍没有打破敌人的围攻，并使红军的元气大受损失。”［109］第五次反“围剿”的详细经过虽不大清楚，但从红军战士的回忆录中可以想象出来。在广昌的战斗中，红军遭到国民党军队重武器的袭击，损失惨重，这一仗似乎决定了后来的战局。不用说，这是回避游击战、固执阵地战的党中央的战术本身出了问题。但据说，党中央在广昌作战之后变得保守了，整天在消耗兵力和丧失土地。而且“最后，又实行了逃跑主义。一九三四年十月，猝然决定离开中央苏区，事前固然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从依靠根据地转为脱离根据地、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即仓促转移”［110］。
决定脱离中央苏区的人们把什么希望寄托在将来呢？刘伯承（四川人，曾任中共中央委员，元帅，1892年生）的笔记没有明确地讲，但有一份资料说，1934年秋，莫斯科曾来过电报，劝告中国共产党从瑞金出发，如果必要的话，在离蒙古近的什么地方寻找个安全地带。［111］
如果考虑当时掌握党中央实权并推行极左政策的人们形成了被称做“留苏学生派”的集团，以及这些人在掌握党内权力的过程中曾借助莫斯科的支持这样两种因素，不难想象上述资料中所说的电报，在做出脱离（明确地讲是放弃）中央苏区这一重大决定时是一个有力的契机。即便有反对的意见，考虑到包围圈在缩小的现实情况，来自莫斯科的这份电报的权威恐怕也起到了堵住反对者嘴巴的作用。
不过，在这份电报之前，即在1932年6月以后，第四和第三方面军已分别放弃根据地向西转移，这在革命史一类的书中被说成是“极左分子指导的结果”。在所谓“留苏学生派”的眼里，恐怕看不到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具有什么意义，他们本来就批评毛泽东的这种根据地路线。然而，在脱离中央苏区的时候，以什么方针替代这种根据地路线，恐怕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决定通知到一般战士是出发前一周，《赤色中华》上张闻天的文章描述的匆忙情景可以证实这一点。至于最终目的地是延安这一点，在人们的心中并不明确。
194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人罗伯特·佩恩的采访，在谈到长征的目的时说：“如果你问我们是否有什么明确的计划，我可以告诉你：我们没有什么计划。我们只想突破包围，与其他苏区合并，然后想办法到可以与日军打仗的地方去。”［112］
在长征以后数年，在日本出版的由日本人写的研究著作也曾指出长征本无计划，这看来没有犯估计上的错误。为便于简略地研究长征的路线，现将有关部分文字引用如下：
1934年10月，在中央军猛将陈诚的攻击下，数年来作为红军根据地的赤都瑞金终于陷落。他们最初的落脚点预定在湖南西部，并没有考虑该向西北转移。首先命令萧克在前探路，贺龙从湖南西部渡过长江，又从三峡地区过长江，北上企图再发展。焉知突然遭中央军的追击，于是不能在湖南西部停留，想入贵州，但贵州四面均有敌人，无奈转向西南，暂驻松潘一带观察形势。然而，土城一败（此处有明显错误，国民党军队三个团在土城被红军打败，受到蒋介石的军法会议处置——引用者），又入云南四川边界，历尽艰辛到达四川西北，但该地千里荒芜，人烟稀少，且松潘要地已为中央军胡宗南部占领。无奈地进入甘肃后转陕北，与刘志丹、徐海东会合，不久贺龙、萧克、徐向前部队相继到达，终于实现了大团圆。［113］
文中利用的是国民党方面的情报，这是个缺陷。但我认为，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外部世界是怎样看待长征的。文章作者对长征作了如下结论：
这种长征的败退，实际上达二万五千里。红军敝衣破帽，赤着脚艰难地走在险峻的山路上，中央军不停的追击使他们无法进村征粮，士兵们因空腹和极度疲劳不断出现落伍者和死亡者，红军战斗力出现甚大损失。部队有时饮山谷里的水，忍受着饥饿等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困难和危险，构成了悲壮的场面。（同上）
二万五千华里大长征，可以比喻成横跨一个国家的大转移，但确实拖着长长的队伍。首先，正如刘伯承用十分愤懑的口气说的那样，准备不足还表现在行军的编制上。特别是党中央机关和行政机关编制的中央纵队好像更为严重。据说，这个纵队行军时，从先头部队到后面的人员拖有五六公里长。没有汽车，即使有，在山路也用不上，所以必须靠肩膀搬运造枪的机器、印刷机械以及各种物资，其中也有十几个青年人才能抬动的重机械架。敌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紧跟着对这个长蛇阵实施攻击。因无法离开这个队伍，负责保卫它们的士兵们损失严重，这是可以想见的。“每遇跋山涉水，通过险崖隘路，一个钟头走不出半里地，而周围却经常是枪炮声和敌机轰炸声，急得战士们直跺脚，恨不得立即到战斗部队和敌人干一场。”［114］
对于战斗部队，情况也是一样。长征最初的困难是在湘江上游渡江，过这条江仅党中央的队伍就用了三天时间。掩护这次渡江的两个团，以国民党两个师为对手进行了三天苦战。党中央机关的暗号叫“红星”，掩护部队的指挥员不断地接到如下电话：“红星”纵队正在向江边前进！“红星”纵队已接近江边！“红星”纵队已开始渡江！但在眼前，自己的部下一个个地倒下去和负伤，可又不能放弃战斗。他后来回忆说：“我们的后方机关是太庞大了。……连坛坛罐罐都带上，这就使我们行动迟缓。……这时，我们真希望中央纵队走快一些——他们走快一些，这里就减少一点伤亡！”据说，在这支部队接到的命令中有：“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115］
据说，当时党中央唯一依靠的，是在湖南西北部的四川、湖北、贵州边界地区开辟根据地的红军第二方面军。他们的总指挥是贺龙，政委是任弼时，是与同年8月脱离井冈山一带根据地的第六军团、在贵州东部与在同一地区开展游击战的第二军团刚刚合编成的一支部队。很快察觉红军意图的蒋介石（脱离中央苏区的红军以第二方面军的位置为前进方向，显示了战术上的幼稚），在红军的前方构成四道封锁线。最后一道封锁线是在由两个团苦战的湘江东岸，这里的战斗持续了一周时间，十分激烈。最后，红军在两侧摆开掩护部队，主力部队像在用红军战士的肉体搭成的隧道中钻出来一样，突破了这道封锁线。突破成功时已是11月下旬，从中央苏区出发时的10万红军（这是刘伯承的说法，斯诺说9万，《中国革命史讲义》说8万）减少到3万余人。“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116］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种空气恐怕带来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的结果——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贵州遵义，“党在1935年1月，由于毛泽东同志及其他同志的坚决斗争，停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117］。
其实，似乎可以说，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决定红军中央纵队改变路线，即不与第二方面军会合而进入国民党势力薄弱的贵州省的时候已见端倪。转向贵州就是毛泽东的主张。“他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在占领贵州的黎平之后，中央政治局决定今后要采取进攻贵州的路线，部队在整编后渡过乌江，打下了遵义城。如果没有毛泽东的主张，“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