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现代世界的跨区贸易与区域贸易

1.1 民族迁徙与跨区贸易

古代人类彼此间的交往比我们想象的可能要大得多，从现存的文字史上可以看到，欧亚大陆，这个世界中心的地区，从远古便有了经济交往。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欧亚大陆可谓是人类文明的主要聚集地，世界上90%以上的人口都是在欧亚大陆板块上进行各种活动的。欧亚大陆的两端分别是两大帝国，一边是罗马帝国，一边是中华帝国。这两个端点间不仅是彼此相知，并且还有着定期的贸易往来，“丝绸之路”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欧亚间文化与贸易的交往和交流的历史，即中西交流史。

其实，早在远古时期，虽然人类面对着难以想象的艰险，但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间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隔绝。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存在着一条由许多不连贯的小规模贸易路线大体衔接而成的草原之路。这一点已经被诸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这条路正是早期的丝绸之路的雏形。到公元前138年，张骞奉命出使西域，从而开辟了现在称为“丝绸之路”的东西方的贸易商路。“丝绸之路”一般可分为三段，即东段、中段和西段，而每段都可分为北中南三条线路。路线大体上可以被概括为长安—河西走廊—今新疆境内—安息(古波斯)—西亚—大秦(古罗马)。从这个角度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东西方交往的洪流从没有中断过。位于两个帝国之间的许多国家，同样在两者间起到了传递人文、贸易、物资及信息的作用。

中世纪有一段历史是十分值得关注的，那就是公元5世纪前后在欧洲出现的大规模的迁徙，这种迁徙最终构成了现代西欧各民族的起源，这部分历史在世界民族形成史上曾经有过专门研究。从中国的满洲一带到德国的维斯杜拉河(即德国和波兰的交界处)恰好是一个巨大的草原地带，这个草原地带除乌拉尔山外，没有任何特别的天然屏障。在这个横跨两万里的空间中，我们现在知道的欧亚民族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这个草原地带中通过游牧民族的超远距离大规模迁徙形成的，例如，俄罗斯民族、大突厥民族、斯拉夫民族、日耳曼民族等等。我们现在看到的欧洲许多民族，不论是体貌特征还是语言文化，都是在这个往返迁徙的过程中逐步地形成的。在那以前，生活在环地中海的罗马人、迦太基人，其人口数量并不多。后来的罗马帝国日耳曼化，也正是日耳曼民族从黑森林南下造成的结果。那么，日耳曼民族为什么要南下呢？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南下，从而对黑森林地区居民的生活空间形成了挤压，最终迫使北欧的日耳曼人也南下寻找更多的生活空间，由此导致了罗马的日耳曼化。因此，可以说正是民族间的不断交往构成了现代西欧的起源——神圣罗马帝国。

由此可见，贸易在中世纪就具有很大的规模，而且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当时的欧亚两大洲间的交往已经非常频繁，达到须臾不可断的程度，一旦中断，欧亚各民族就不能很好地生存和生活。除极个别民族外，欧亚大陆上多数民族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亚两大洲间进行的洲际性贸易。实际上，正是这种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塑造了欧洲历史及欧亚大陆的发展史，并且逐渐形成了现有的历史形态。

除洲际性贸易外，中世纪的欧洲区域内也有着错综复杂的商路。在13世纪和14世纪，曾经存在的沙漠商旅线路是，向西通过俄罗斯西南部和波兰到达西欧，然后从萨来经过顿河、亚速海(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海岸外的内陆海)和黑海到克里米亚、小亚细亚和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与此同时，阿斯特拉罕还与通往波斯湾和印度的道路系统有海上联系。另外，13世纪还存在着另一个联系着波罗的海国家与西北俄罗斯的巨大的交通网络，即从波罗的海，经涅瓦河到拉登瓦湖和沃尔科夫河，然后到诺夫哥罗德的古老水路，但随着塔林的发展，经纳瓦尔河或者多帕特到诺夫哥罗德的陆路也很重要。波斯坦曾经在《剑桥欧洲经济史》一书中这样写道：“在13世纪和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在布鲁日和波罗的海之间至少有4条线路：南部的海路；两条经吕贝克和曼斯泰和斯特林的古老陆路；最后还有经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的南路。历史学家已经发现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德意志港口和东南欧之间至少存在着6条主干线：两条向北，一条通往格涅兹诺和波森，另一条经卡里兹和弗罗茨瓦夫；南部4条，分别经桑多米尔、克拉科、里窝和奥普兹诺；其他道路网在匈牙利境内或其周围，通往波希米亚。”

中世纪的东欧地区与西亚及南亚间的商路分为两部分：北部商路，主要经过陆地；南部商路，主要经过海洋。前者主要连接着中亚、中国、印度和小亚细亚；后者则通向大不里士和巴格达。南部商路由于取道海洋，所以对于绝大部分商品来说，运费较低。北部商路主要运送香料，因为香料如果用船只运输则容易变质。北部商路总共有四条：(1)从顿河河口的塔纳经里海顶端到印度或中国；(2)从特拉布松到大不里士，再绕过里海海角到东方；(3)从亚历山大勒达湾的拉贾索，经大不里士到东方；(4)经巴格达到东方，其间将穿越亚洲大陆或取道波斯湾。

威尼斯是中世纪驰名的世界贸易中心之一。早在公元8世纪，威尼斯的船只就已经能够将意大利的小麦和酒、达尔马提亚的木材、环礁湖的盐及来自斯拉夫民族的奴隶贩运到君士坦丁堡，然后又从君士坦丁堡运回拜占庭工业生产的珍贵丝织品和来自亚洲的香料。到公元9世纪至10世纪，威尼斯人已经开始在地中海进行大规模商业贸易，而且其规模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威尼斯人还超越宗教的束缚，与基督教的敌人穆斯林进行频繁的有利可图的贸易。他们的足迹遍布亚历山大、大马士革等地。到了公元11世纪，威尼斯人的贸易活动同他们的财富一样经历了奇迹般的快速增长。威尼斯人通常经埃及，从锡兰、苏门答腊、印度西部运来胡椒、肉桂，再从东方的阿拉伯、波斯、印度、中国运来生姜、丁香、蔗糖、宝石、棉纺织品、丝绸、锦缎、香水、玻璃、瓷器和其他珍贵的商品，以及一些有生产意义的产品，如蓝靛、明矾、亚麻。

威尼斯的商业活动对西欧诸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威尼斯与欧洲联系的主要商路有：陆上线路是威尼斯—维洛纳—勃伦纳—英斯布鲁克—奥格斯堡—纽伦堡—法兰克福；水上线路则主要是沿着罗尼河、索恩河再到香槟集市。威尼斯人在集市上卖出自己出产及来自东方的商品，供应莱茵河流域、佛兰德尔及英国。另外还通过海上运输(14世纪至15世纪)绕过比利牛斯半岛，到达安特卫普及佛兰德尔和英国海岸。有关对西欧的贸易，波斯坦在他的《剑桥欧洲经济史》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在中世纪，在以英国到佛兰德尔为一边，以地中海为另一边的两地之间，至少有一打以上可以相互通行的线路，商人可以自由地选择。首先，可以在主要的陆路和海路之间做选择，海路直到十三四世纪晚期法兰西国王采取行动关闭了香槟线路以后才变得重要起来，但后来它们的作用就十分突出了。中世纪最后的一百年里，大量出口到意大利的英国羊毛走的就是这条道路。在这些线路中，意大利人和其他的与南方做生意的商人大规模地改变了通过佛兰德和法兰西的商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佛拉芒河上的主要线路，这些路完全或主要走陆路。13世纪除了一些辅助线路外，有两条动脉——阿拉斯和杜埃——穿过了佛兰德到南方；在中世纪晚期，从布拉班特到法兰西至少有7条重要商路，汇聚成横穿法兰西北部的线路网络，其中大部分在库姆皮埃根和特洛伊斯汇集，从那里辐射开来通往巴黎或所列图、第戎和东南方的其他地区。”

我们从这些历史事实中完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世界性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并非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它们在人类历史上是持久存在的，亚欧贸易在中世纪乃至此前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是在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

1.2 欧洲早期的区域贸易

除大规模的跨区贸易外，早期的欧洲还存在着颇具规模的区域(内)贸易。即使在“黑暗的中世纪”，欧洲的区域贸易也没有停止过。欧洲的资源是地区间互补性配置的，比如，北欧和西欧的粮食依赖于东欧的保加利亚等地，北欧的渔产品也同样大量地运往其他地方，法国波尔多的酒也大批运往其他地方。最能够体现欧洲早期区域贸易繁荣的实例，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香槟集市”和“汉萨同盟”。

1.2.1 香槟集市

“香槟集市”是12世纪至13世纪期间法国的香槟伯爵领地内四个城市轮流举办的集市贸易的统称，也是当时欧洲规模最大的国际性集市贸易。在11世纪后期和12世纪前期，随着城市商人的兴起，西欧出现了大量集市贸易，在所有这些集市中，香槟集市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一个集市。对此，波斯坦在他的《剑桥欧洲经济史》一书中曾经这样生动描述道：“在12世纪末期和13世纪前半叶，香槟集市的确可谓是西方世界国际商业活动的中心。正是在那里，意大利人购得北方布匹——中世纪一种主要产品，随后再运送出售到整个地中海世界。”

11世纪，城市店铺的兴起削弱了行会的作用。由于各种行会在出售自己的制造品、购买原料时，都不容许中介商人的存在，因此商人也就被排挤出城市内部贸易。但是，追逐利润的本性却使得这些商人要突破原有制度的约束，在可以生存发展的地方壮大其活动空间。于是，商业资本随即在集市的自由商业中心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生存空间，这个空间可以不受社会和城市的某些规章制度的约束。与此同时，远距离贸易的必要性也正在日益增加，但这种自由的要求在相对闭塞的“城市经济”范围内没有立足之地。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规模的集市，这些集市塑造了新的城市文化，商业资本同时也借此投入到较为集中的批发性贸易中。

香槟集市位于法国香槟伯爵领地的四个城市中。香槟伯爵领地同德意志、佛兰德、罗林几亚和法国相毗邻，而且正处在三个低地国家、佛兰德与意大利之间，及德意志与西班牙之间的两条交通要道的交叉点上，位于中世纪商业河道的中心。因此，从意大利运来的来自东方的香料，从英国运来的羊毛、铅、锡，从佛兰德运来的呢绒以及大批从斯堪的纳维亚及低地国家运来的金属制品、亚麻布和葡萄酒都在此地进行交易。西欧的南方贸易和北方贸易在香槟结合了起来，这就使“香槟集市”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同时，香槟伯爵又竭力保障集市上商人的安全和通往香槟道路的安全。于是，香槟集市成为了全欧洲性的商业中心，并在13世纪下半叶达到全盛期。

进入14世纪，由于多种原因，香槟集市开始衰落了。1337年开始的英法百年战争破坏了香槟集市原有的繁荣景象，而且法国封建主的重税政策也使得那些参加香槟集市的商人无利可图，意大利商人开始向海上寻求出路。14世纪和15世纪，西欧的商路逐渐地转移到大西洋航道上。到14世纪中期，香槟集市已经沦落为一个地方性集市。而此后的“汉萨同盟”的规模则又要远远地大于“香槟集市”。

1.2.2 汉萨同盟

“汉萨同盟”是以德意志北部城市为主形成的一个商业性和政治性的联盟。汉萨(Hanse)一词的德文原意是“公所”或“会馆”。汉萨同盟在12世纪中期逐渐形成，到14世纪达到兴盛，加盟城市最多时达到160个。

自12世纪开始，北德意志的商人为了与英国及佛兰德进行贸易，曾经先后组织过“科隆汉萨”和“汉堡汉萨”。大约在12世纪中叶到13世纪中叶，德意志莱茵河流域的贸易非常活跃，对外贸易的重心逐渐扩大到波罗的海地区。13世纪80年代，莱茵地区有许多商人组织互相合作以维护共同的利益，并且与吕贝克及其他控制波罗的海贸易的北德意志城市结成同盟，以防御劫匪和海盗，确保贸易安全。

“汉萨同盟”一词首次出现于1344年，最初是一个共享特权的商业联盟。1356年商人将汉萨发展为城市汉萨，加入者包括了大多数北德意志沿海城市，吕贝克、汉堡和不来梅是其中的核心城市，后来的加入者有科隆、但泽和柯尼斯堡。1358年，波罗的海东岸的里加等城市也加入到汉萨同盟。该同盟垄断了东欧、北欧和西欧的中介贸易。同盟商人也通过意大利商人的中介经营东方产品，例如香料、贵重纺织品等等。汉萨同盟主要的贸易货物主要有：盐、青鱼、咸肉、粮食、酒类、呢绒、羊毛、毛皮、牲畜、草木灰、鲸油、木材、大麻、树脂、蜂蜡、弓料、桶板、铁、铜、锡及其他金属制品。汉萨同盟的贸易沟通了原料产地与制成品产地间的联系，因而作用很大。

1367年，汉萨同盟77个加盟城市的代表在科隆举行了首次会议，成立以吕贝克城为首的领导机构，另外还有汉堡、科隆、不来梅及其他一些大城市的富商、贵族参加。汉萨同盟下设机构包括最高议会和最高法院，入盟城市必须遵守同盟权力机关的决定。许多城市为获得商业利益或获得安全保障而选择加入汉萨同盟。这些城市加入同盟后，即可受到保护，其商业诉讼也不受封建法庭的管辖。任何城市，如果逮捕了同盟成员、对同盟失信或出售夺自汉萨同盟商人的赃物，都会受到汉萨同盟的贸易抵制。而一个汉萨城市的市民可以在其他汉萨城市受到公正审判，如果遭骚扰则可向任何城市求援。同盟组织的集市禁止任何非同盟成员的商人在此进行交易。

汉萨同盟成立后，其宗旨很快从镇压海盗、打击掠夺及取消不合理税收等保护商业的行为转变为向海外扩展商业势力，垄断商业利益，压制那些来自同盟外的德意志城市及来自英国、俄罗斯和佛兰德本土的商业竞争。随着北方来自丹麦和南方来自勃兰登堡的军事威胁不断扩大，汉萨同盟开始建立起海军，并且由单纯的经济同盟演化成为一个经济－政治－军事性同盟。同盟的各城市有公共的财政和海军，有权进行外交、宣战、媾和、缔约等外交活动。1368年至1370年，汉萨同盟的联合舰队战胜了丹麦，并且迫使丹麦签订了《斯特拉尔松德和约》。这项和约的签订使汉萨同盟开始具备政治同盟的性质，扩大了汉萨同盟对波罗的海、北海的贸易以及对斯堪的纳维亚的政治性控制。汉萨同盟自此进入鼎盛时期，结盟城市最多时达到 160多个，同盟在许多地方都享有商业优惠，并且在伦敦、布鲁日、卑尔根等地设有商站。加盟城市的政权为大贵族和大商人控制。14世纪末15世纪初，曾经发生行会起义，但遭镇压。

15世纪中期后，由于英国、尼德兰、瑞典的工商业日益发展，立陶宛、波兰实现了联合后也逐步开始强盛，莫斯科公国在征服诺夫哥罗德后强制关闭了那里的汉萨商站，与此同时，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的商业中心开始发生转移，汉萨同盟渐失其优势。在德意志内部，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地位上升进一步削弱了汉萨同盟的地位。1669年，汉萨同盟在吕贝克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此后同盟即宣告解体。

汉萨同盟在鼎盛时期基本上覆盖了欧洲的所有重要地区，可以说，汉萨同盟不仅是欧洲地区古代版的WTO，而且还具有相当强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因此我们是不能忽视历史上这些在地区内曾经有过巨大影响力的贸易行为的。

1.3 东亚早期的区域贸易

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是一个相对封闭、自我发展且自给自足的经济单元，但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观点。历史上，中国的闭关锁国只限于明代以后的几百年。

中华文明史大致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华夏文化单元，这个文化单元地理位置上大致包括了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等地方，后来逐渐扩大到长江流域，这就是华夏的本土文明，其实质是一种农业文明。另一部分则是中国的本土文明不断与周边游牧民族进行接触、交换、斗争，并且经历了不断地毁灭和扩张，最终发展出的中华文化单元，这就是中华文明，以后又向长江以南地区发展。这个单元除以上华夏地区外，还包括了蒙古、新疆、西藏、东北等地区。华夏文明乃是由农业经济构成的，其实质是一种农业文明，而处于其周边的都是游牧民族。历史上中原地区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流有两种方式，其中一种是典型的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的农业文明间的互通有无。游牧民族不产粮食，但粮食却又是生活必需品，他们必须用牲畜、皮毛、肉、奶与农耕民族来交换粮食、盐、茶等，这是一种贸易交流的方式。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里，两者间的贸易交流是正常进行的，但其余时间里贸易则不能够正常进行。当不能正常进行时，两者间会发生边境骚乱、边境战争。边境战争的主要原因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贸易交流的问题。对于华夏民族而言，这个交易没有也罢，因为农业文明是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但对游牧民族而言，粮食则是生活必需品，一旦边关封锁，没有粮食，他们可能就要挨饿，因而不得不进行抢夺和战争。有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以往的边境战争大多是由于自身锁关的原因引起的。比如，明朝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茶叶贸易。由于饮食结构的原因，北方的游牧民族对茶叶的需求量远高于中原地区，此外，由于在古代茶叶被赋予了权力、财富、荣耀等特殊意义，因此茶叶对北方游牧民族而言更重要。万历初年，明朝政府关闭了北方边境与游牧民族的“茶马贸易”，断绝了中原地区对游牧民族的茶叶供应，此举最终引起北方游牧民族(尤其是蒙古族、女真族)的强烈不满，最终导致战争不断。

由此可见，华夏本土文明的区间是很有限的，这个区间在其同外来文明不断接触中得以成长起来，并且形成了中华文明。而后者与原属于农业文明的华夏文明大不相同，它经历了毁灭、再生，而到再生时则又经历了一个融合过程。中国所以能够不断壮大，正是华夏本土农业文明与周边民族在接触、交换、贸易过程中不断发展的结果。所以，不能用狭隘本土历史观来观察中国史，更不能以此来观察世界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