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经济发展的典型道路与非典型道路

至少从理论上讲，当今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存在着许多具有普遍性的规律，由此而来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是否同样存在着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都必须遵循的普世性道路呢？

应该说，许多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都希望能够寻找到适用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普世性道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都曾经试图找到人类财富增长的普世性道路，康德、黑格尔也曾经把自己看做人类进步道路的揭示者，马克思、恩格斯更是指出了人类发展的历史方向。然而，正当斯密阐述的古典经济学说风行欧陆之时，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却提出，斯密的“世界主义”仅仅适合于英国，而不适合于像德国这样的后起工业化国家。即使进入20世纪后，在西方的古典经济学及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征服了世界上一个又一个大学课堂的同时，李斯特创立的历史学派的影子在经济学理论中却始终挥之不去。20世纪的经济学家不仅目睹了与古典及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背道而驰的苏联模式的出现，而且还目睹了诸如世界体系论和依附论这样一些有关欠发达国家的非典型经济发展理论(通常也被人称为“激进主义理论”)的出现。与此同时，黑格尔倡导的普遍主义哲学观在20世纪遭遇了一个世纪之久的讨伐和批判，20世纪西方国家兴起的重要哲学流派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把黑格尔倡导的“绝对理念”作为靶子的。不仅如此，人们还找到了马克思本人对普遍主义持怀疑态度的书信草稿，马克思晚年在有人问到他《资本论》一书中揭示的历史趋势是否普遍适用时，他回答说，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限于西欧各国。

近代以来的中国在许多问题上同样也遭遇到诸如“普世性”与“特殊性”之类命题的困扰。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曾经是煌煌天朝，处于化育四方的中央地位上，但鸦片战争后中国则被迫逐步接受一个外在于自身的世界秩序，这种情况曾经对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然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正是凭借对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的富有创造性的结合与运用，中国才最终得以找到一种可以与西方列强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抗衡的平等地位，从而逐渐走出了一条适应中国自我发展的道路。继清朝末年兴起的“体用之争”暂告平息后，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是否存在中国发展必须遵循的典型道路问题又一次无遮拦地降临到中国思想界。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曾经就现代化道路问题进行过两次大讨论。

第一次大讨论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当时的国内经济学界在世界银行专家的影响下，开始引入霍夫曼的思想及钱纳里的“大国模型”。这个模型致力于从世界发达国家成长过程中找出某些共同规律，进而在此基础上抽象出适合所有国家经济发展的典型化(普世性)道路。中国经济学家则以此模型作为参照，拿典型化道路与中国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力图从中找出改革的可靠依据和可行路径，以此确定改革究竟应如何进行。由于当时对中国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看得清楚，因此迫切需要找到业已成熟的发展模式，并且以此来树立我们的信心，这种情况用政治学语言可以表述为“对我们的行为进行合理化”。当时，霍夫曼、钱纳里及国内的张培刚等人的思想对中国经济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在当时居主导地位的看法认为，我们以往所走的是一种非典型化道路，因此，中国的改革方向就是向典型化道路尽可能地靠拢。这种看法尽管在当时面临诸多质疑，但基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特定环境，因此，在当时走典型化道路的呼声显然要强势一些。在这种主导性意见明确后，中国国内精英阶层中逐渐形成了“走典型化道路”的共识，并且在具体实践中也正是这么做的。

第二次大讨论发生在1992年以后，特别是2003年中国加入了WTO以后。此时，经过了许多年艰苦努力，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呈现出日益加快的态势，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对国际经济学界提出的根本性挑战就在于，中国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具有实质性意义的非典型化道路，即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与依据西方经验总结出的典型化道路并不一致，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中国采取的经济发展模式与西方经济学界定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诸多核心理念上存在着巨大差异。与这种情况相对应的是，中国经济的非典型化发展同时也带动了当今世界经济结构变动的非典型化趋势。从经济学视角看，与改革开放以前的非典型化发展不同，中国在改革开放时代出现的非典型化发展更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经济的非典型化发展不仅使中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而且还正在促使整个世界的贸易增长和工业格局脱离了霍夫曼、钱纳里曾经总结的那种模式，即中国经济的非典型化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同时也开启了世界经济发展的非典型化路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发展路径做出的政治解释和经济解释都已经明显失灵，而且近些年的事实也证明，西方大多数的预期不仅是错误的，甚至有许多可谓是根本不着边际的。这样一来，伴随着“中国成长的世界意义”这样一个命题，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典型道路与非典型道路之争又再次摆在了我们面前。本书的目的之一，是试图对经济发展的典型道路与非典型道路之争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本书并不奢望能够对这样一个困扰着当今世界经济学界的大问题给出非常确切的是或非的答案，而只是希望能通过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进行的客观分析，从而对经济发展的典型道路与非典型道路之争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深层思考。本书认为，提出这个问题的意义丝毫也不亚于其具体结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