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同、别二教与本、末二教
一、同、别二教
天台宗人尊《法华经》为宗经，该经讲一乘教，被称为圆教。法藏也推重《法华经》，但更尊重《华严经》，奉《华严经》为最高经典。这样，就有一个在判教上如何和《法华经》协调、区别的问题。在《华严经内章门等杂孔目章》卷4《融会三乘决显明一乘之妙趣》中，站在华严学的立场，阐明同、别二教的思想。他把释迦牟尼的说法分为三乘、一乘二种，又将一乘判为同、别二教：《法华经》会三归一说是同教一乘，《华严经》圆融无尽说是别教一乘。法藏又继承智俨的思想，在《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中，进一步对同、别二教作了详细的判明和发挥。强调《华严经》是超越诸教而说圆融无碍义理，完全有别于三乘(声闻、缘觉、菩萨)的独特的思想，称为“别教一乘”。《法华经》的一乘，其说与三乘教教义完全相同，称为“同教一乘”。由此，也有两种圆教，即华严宗人和天台宗人所立的不同圆教。
法藏是怎样建立一乘论而开为同、别二教的呢?是怎样论证同、别二教的区别呢?
法藏用华严学来说明别教一乘和同教一乘的成立原由。他在《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开头就强调别教一乘有性海果分和缘起因分二门，由此有不可说和可说二种情况。注82佛自证的境界是超绝思虑，不可言说的，叫做“性海果分不可说”。但佛为化度众生，适应众生的不同觉悟程度，又在无相中说出万象，在无言中说出言教，还在菩提树下，对普贤菩萨等阐述无尽缘起的华严义理，这是普贤的境界，叫做“缘起因分可说”。“可说”的义理、法门、教法很多，其中，对最上等根机者说无尽圆融的法门，称为“别教一乘”，对中下等根机者，说会三(三乘)为一(一乘)的法门，以便进一步引入圆教，称为“同教一乘”。
《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卷1对同、别二教概念的含义作了解释。别教的“别”有相对的和绝对的二种释法。从相对来说，别是别异的意思，即华严所讲的一乘和三乘教不同，这种不同是相对不同根机者说不同内容而言的。也就是说，三乘一乘相对，有本末权实之别，主张三乘教之外另有一乘教存在。从绝对来说，别是不共的意思，是绝对不共，唯一圆教，一乘之外别无三乘，一乘圆教该摄三乘教，三乘即一乘。同教的“同”含义也很多，如寄同——将一乘法寄托于三乘而说；融同——融会三乘与一乘而同一不二；交同——三乘与一乘交渗互涵等。总之，同是三乘与一乘共同的意思。这也就是说，三乘与一乘虽有差别，但又是共同的；三乘与一乘虽有本末之分，但又是融合的。
法藏还特意运用《法华经·譬喻品》的临门三车和通衢牛车有别的比喻来说明别教一乘和同教一乘的区别。他说：
别教一乘，别彼三乘，如《法华》中宅内所指门外三车，诱引诸子令得出者，是三乘教也；界外露地所授牛车是一乘教也。注83
如露地牛车，自有教义。谓十十无尽，主伴具足，如《华严》说。此当别教一乘。注84
《法华经》宣传“会三归一”的一乘，说佛在讲《法华经》之前曾讲过声闻、缘觉、菩萨三乘的差别，到了讲《法华经》时，则强调三乘只是为了教化的方便法门，究竟地说，唯有一乘，即佛乘。此经《譬喻品》中还用生动比喻来说明三乘与一乘的关系：有一长者的小孩在屋里玩，屋子着火，但孩子们不知危险，不肯出来，长者十分焦急，就在门外用羊车、鹿车、牛车来引诱他们，当孩子们从火宅出来，脱离危险后，长者并没有给他们什么三车，而是都给大白牛车。上述四种车都是车，这是借以说明三乘与一乘相通，最后归为一乘。三乘与一乘所讲的义理是相同的，只是程度有深浅不同而已。由此《法华经》也称为“同教一乘”。《华严经》所讲的一乘，则与《法华经》不同，是三乘所没有的，高于三乘的、独特的义理，是纯粹一乘有别三乘，故称“别教一乘”。
同、别二教与五教也是相应的，同教、别教都是一乘，与同教一乘相通的是三乘。一乘与三乘两类也可概括五教的差别，五教中的小、始、终、顿四教相当于三乘，圆教称为一乘。又前四教中的终、顿二教是同教三乘中的一乘，为同教一乘，是《法华经》所说的义理，五教中的圆教则是别教一乘，是《华严经》所讲的义理。
二、本、末二教
法藏在《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卷1《乘教开合第五》中还把佛说一代教法分为本教与末教二教。注85本教，是直说佛自证境界的法门，因直显本法，而为众多法门的共同根源，故称“本教”。又因是契合法性根本的教说，也叫“称性本教”或“称法本教”，即华严别教一乘的法门。末教是佛为适应三乘不同根机而说的教法，是从本教流出的枝末之教，故又称“逐机末教”。这就是说，《华严经》所说的是本教，其余诸经所说的都是末教。只有《华严经》是佛说究竟终极义理，其他经典都是方便的教法。
第五节 略评
一、法藏判教的哲学意义
判教的直接意义是判别佛教经典、教义和佛教派别的前后优劣，而判教的内在思想原则和观点则反映了判教者的世界观、人生观。法藏的判教包含了丰富的哲学理念，直接表现了他的理想境界观、人生观。从法藏的判教内容来看，显露出四个鲜明的哲学思想倾向、趋势：第一，有→空→实有。法藏把持人生和万物为实有的观念，视为外道，在他判教层次里，通过逐步破除有的观念，缩减有的范围，而过渡到空，同时在法藏看来，空无一切也不是终极真理，宇宙的最高真实是真如本体随缘显现森罗万象，真如本体是最高最终的存在，是实有的。这是法藏对宇宙本体论和现象论的根本观念。第二，偏→圆。法藏强调《华严经》是圆教，所谓圆是圆融无碍，是说一与多，一与一切，个别与一般都是相即相入的，而其他经典都没有阐发这层理论，是非圆教，偏教。法藏的圆融无碍说是对宇宙总图景及其各种关系的基本看法，极其重要。第三，渐→顿。法藏把顿教置于圆教之前，不以顿教为最高层次的教法，但是，顿教比渐教的层次要高，接近圆教，这是法藏在佛教修持方法，即宗教实践方式问题上的基本看法，表明法藏也是主张快速成佛的。第四，相对→绝对，方便→究竟。法藏追求绝对、究竟，他认为《华严经》以外的其他经典，都是佛针对不同层次的对象所作的说明，讲的是相对于不同对象的不同道理，是一种方便法门，唯有《华严经》是对最高层次的学法者说的最究竟的道理。他主张通过相对达到绝对，由方便到究竟，这从哲学方法论来看，是富于辩证色彩的。
从法藏判教说的内容来看，还反映出法藏的佛教哲学思维方式的类型和特质：(一)独立思维。这是指作为佛教宗教创始人法藏的主体意识增强、自主性提高，能够独立地对印度佛教经典教义和佛教流派作出判别。这和依附、盲从、照搬、模仿是不同的，是一种新觉醒、新创造。在思想、文化方面，只有独立思考，才能创立新说。独立思维和创造思维密切联系，法藏的独立思维为他创立富有特色的华严学和华严宗提供了理论操作的必要前提。(二)有序思维。法藏的五教、十宗说，虽然是从佛教的教法或义理方面所作的教判，但是它们的安排大部分是和印度佛教的历史发展相一致的，这反映出中国佛教宗派创始人的历史意识、时间观念，是很宝贵的。有序思维对于研究印度哲学思想发展历史轨迹具有重要意义。(三)融会思维。这是法藏判教学说的最大思维特征。独立思维和有序思维最后也是落实到融会思维。法藏通过对各教派、经典、范畴的安排、组织，使之成为先后发展有序的系统，构成庞大的判教体系，最后摄末归本，依本起末，落实到最高的圆教，这充分反映了法藏综合各宗、独立创新的思维能力。实际上，融会思维符合学术思想发展规律，是人类发展文化的内在机制。
二、法藏判教的贡献与缺陷
从佛教自身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法藏的判教具有二重性，即既有贡献的一面，又有缺陷的一面。法藏判教的贡献在于相当的完备性，这种完备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相对于以往的判教学说，尤其是著名的天台宗判教学说来说，由于历史背景不同，天台宗创立时，法相唯识宗还没有成立，因此天台宗四教中，不可能融摄法相唯识宗，法藏适逢各宗勃兴，他不仅能采用天台四教作为判教蓝本，还能吸取法相唯识宗的判教学说，在一定意义上，使华严五教十宗说能够后胜于前。其次，如果说，天台宗的判教是沿着印度大乘空宗的思想途径进而融摄大乘有宗学说，并加以创造的产物，那么，华严宗的判教则是沿着大乘有宗的思想途径进而融摄大乘空宗的学说，并加以创造的结果。天台和华严的判教是中国佛教史上两种最重要的判教，两者各有特色，影响深远。最后，综合组织佛教经典和学说，融化创造完备的判教体系，有教有观，有解有行，具有中国佛教特色，对于佛教生命的延续具有重要的意义。
法藏判教的缺陷主要是分判标准不统一。具体说有：一是五教的组织问题。法藏的五教是在天台宗的“化法”藏、通、别、圆的基础上再加上“化仪”中的顿而组成的，五教中的小、始、终相当于天台的藏、通、别，圆置于最后，其前加顿，这就把天台宗判教的两种标准合而为一了。“化法”是就内容讲的，“化仪”是就形式讲的，同一判教中用两种标准就造成了混乱。天台宗人讲的顿是佛说法的形式之一，法藏大概是为了消除矛盾，而从内容的角度讲顿教。他在解说顿教时引用《楞伽经》中的一个颂“初地即八地”，说菩萨的修断无所谓初地与八地的分别。注86又引用《维摩诘经》中维摩以“默然”来体现不二法门的事例注87，认为都是指的顿教。这种从内容方面来讲顿是和天台宗人从形式方面讲顿不同的。二是五教的义理问题。五教实际上是依声闻、缘觉和菩萨三乘而判分的，法藏用了两种分法：一种是“后一一乘的三一判”，小教即小乘，始、终、顿三教同为大乘，圆教是从大乘开出来的一乘；一种是“后三一乘的三一判”，小教即小乘，始教是大乘，终、顿、圆三教同为一乘。这样三乘的区分、大乘和一乘的区分就含混了。三乘的区分是依据种姓的差别，而对于种姓的看法，各教派也很不一致，法藏对这些问题没有详密说明，只是说随机不同，笼统地加以会通，这就造成了五教说的义理矛盾。三是判《华严》为圆教的论证问题。按照佛教传统，《华严经》是佛成道后最初的说法，而该经流传又比较在后，这种情况不利于说明华严是圆教。法藏虽然用三时说等作论证，但总显得勉强。四是一乘教的分判问题。法藏在一乘上又分出同、别二教，这样一乘作为圆教分为二教，就有了两种圆教，圆教只能是一种，两种都圆就必定是非圆，或其中之一是非圆。再是，法藏标榜教内别教，贬低华严以外的其他教派，这又在教内制造矛盾，其后果和其调和矛盾的初衷也就相违了。
法藏在判教上的贡献和缺陷，成就和疏漏，是密切联系着的，是由其主客观原因所造成的。法藏渊博的学识，重于融会的理论素质，和历史所形成的种种判教学说，尤其是天台宗的“化法四教”和“化仪四教”说，都为他构筑新的判教体系，对判教作出新的贡献提供了条件。但是有利的因素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有利就转化为不利了。法藏重于融会是一种理论上的长处，但是他的融会思维带有无批判的调和色彩。如他对作为龟鉴的十家立教，除最后玄奘判教说以外，其他五家都推崇《华严经》，法藏对此就同加肯定，不加分析，竭力调和，平等推崇，其实这九家的判教观点是不一致的。又如五教，法藏只是从说法的对象和机遇的差异来说明，缺乏理论上的分析、评判，也反映了理论上的抽象的、笼统的调和倾向。再者，法藏得以借鉴已有的种种判教学说是一大有利条件，但是，由于受这些判教学说，尤其是天台宗的判教论影响太深，而无法摆脱和超越，结果只是因袭天台宗的二种判教，略加调整而形成自己的判教，与天台宗的判教论相比，法藏判教说的创造性和严谨性就不免逊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