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社会的运作与权力的关系问题

第一项　古典权力理论的典范意义及其限制

关于权力的性质、运作方式和逻辑及其社会意义，已经越来越成为当代社会理论进行研究和讨论的一个重点问题。权力的问题，自从人类进入社会生活并创立文化以来，一直是很重要的问题。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复杂化，特别是由于文化在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权力的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也就是说，文化作为一种起中介性作用的人为因素，将本来就已经非常重要和非常复杂的权力问题，变得更加重要和更加复杂。文化使权力更加象征化和更加曲折而隐蔽。现代社会中权力的进一步复杂化和象征化，也要求理论界更加迫切地澄清原来在社会学中已经够混乱的权力问题。

理论界对权力问题的许多含糊不清的观点，主要来自17世纪末以来的传统古典政治理论的片面权力观。特别是由英国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所奠定的传统古典政治理论，一向把权力看做是一种围绕着巩固“主权”（la souverainete；the sovereignty）而运作的某种“统治”（la domination；Domination）的强制性和压制性的力量的实现。这样一来，“权力”（le pouvoir；the Power；Macht）往往同“权威”（l’utorite；the Authority；Autoritaet）、“力量”（la force；the Force；Kraft）、“暴力”（la violence；the Violence；Gewalt）、“强力”（la puissance；the Strength；Macht）或“指挥和服从的关系”（la relation de commandement a obeissance；the relation of command to obedience）相混淆。长期以来，这些概念上的混淆，导致了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中一系列更为严重的后果。因此，当代社会理论极端重视对权力的深入研究，并将它看做是揭示当代社会深层结构及其运作奥秘的关键。

19世纪和20世纪有关权力、社会地位和正当性问题的探究，直接地影响到当代社会理论对于权力和正当化问题的讨论。在19世纪的思想家当中，马克思和韦伯的政治、权力和正当化的理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马克思的著作始终关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并把阶级斗争集中到政治斗争，集中到政权这个最核心的问题上。马克思认为，一切阶级斗争的基础是生产关系中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但是，解决阶级斗争的关键，却不是停留在经济领域中的利益斗争，而是夺取政权的政治斗争。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Marx，K.1852）与此同时，马克思还把各种各样的权力斗争和政权的正当化过程同意识形态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并认为：一切政治斗争和政权斗争都会诉诸意识形态斗争，而意识形态的斗争归根究底是为权力斗争和正当化过程服务的。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权力观点是同他对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密切相关的。

韦伯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重视权力和正当化问题的又一位重要的思想家。韦伯始终关心政治同知识分子思想的关系，并深入分析了政权的正当化过程的社会条件。他和马克思一样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行动都是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只是他认为，除了获取财富成为人的行动的普遍利益以外，社会学家还应该承认任何社会都具有某些特殊的目标和价值标准。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分析框架之内，韦伯深入分析了行动者追求利益的各种行为模式。他认为在任何社会中，处于不同地位的不同群体，为了寻求社会财富的平衡，总是需要维持一定的社会结构和发展模式。因此，他用理念类型将不同社会中的利益主要来源加以分类。韦伯在分析中国社会和儒教的时候，试图说明影响着社会大众的生活和权力斗争的决定性因素，并不仅仅是经济关系和经济斗争，还应该考虑到各种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的影响。对于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韦伯也不同于马克思，并不认为观念和价值体系可以成为经济基础的利益的简单反映。但他认为，各种类型的思想观念，有助于加强和巩固相应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秩序。此外，韦伯还详细地论证了正当化问题的重要性，强调对于某个人的地位以及巩固它的社会体系的信念可以起正当化的作用。他的这些观点在当代社会理论中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项　权力理论与精英理论

对当代政权理论发生深刻影响的“精英理论”，是韦伯的同时代人帕累托、莫斯卡（Gaetano Mosca，1858—1941）和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1876—1936）。他们有关这方面的著作包括：帕累托的《论普通社会学》（The Treatise on General Sociology，1963［1916］）、米歇尔斯的《论政党：对近代民主制寡头专制倾向的社会学研究》（Political Parties：A Sociological Study of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1949［1911］）、莫斯卡的《论统治阶级》（The Ruling Class，1960［1923］）。他们三者有关权力和统治的观点虽然不是完全一致的，但也存在许多共同点。

上述三位思想家一致认为，在社会的任何一个组织中，具有强大的权威，并因而占据组织中的一个特殊地位的人，总是极少数。他们的权威把他们同组织中的其他绝大多数人区分开来，并因此而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们是不同于一般人的“特殊分子”。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有权威的极少数人，为了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和特殊地位，往往共享某种共同的文化，并设法组织起来。由此可见，根据上述三位思想家的看法，社会中的权力斗争以及少数精英分子力图独占权力的斗争，都是同人的自私自利本质以及社会权力的不平衡性紧密相连的（Pareto，V.1963；Mosca，G.1960；Michels，R.1949［1911］）。

在上述三位思想家中，米歇尔斯曾经总结出有关政党组织及权力集中的著名的“寡头专制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指出任何一群占据权威地位的少数人，为了巩固他们的特权和自身利益，总是会组织成为政党或党派。莫斯卡对于掌握政权的统治者同他们所统治的人之间的斗争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严厉地批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政治观点。他认为，社会中任何领域的统治，包括经济领域在内，都是根源于政治地位的不同，根源于不同政治地位的人之间的斗争。帕累托则把精英加以分类，并强调精英的存在可以超出政治的领域。因此，并不只是在政治领域，而是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可能存在居于上层的精英分子。但是，帕累托极端重视统治着一个社会的“统治精英”（governingélites）的存在。他认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导致异化，两者的区分甚至可以演变成两种不同的民族群体。上述各种类型的精英理论，特别对于当代社会冲突理论的思想家们产生影响。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强调权威和国家组织构成社会权力的最主要的根源。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的精英理论就是大量地继承了上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精英理论三大思想家的观点。

在早期的美国社会学家中，凡勃伦（Throstein Veblen，1857—1929）是唯一重视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利益冲突的思想家。凡勃伦像马克思那样，认为近代社会的特征就是各个对立的“经济的群体”之间的斗争和冲突；只是凡勃伦认为，近代社会中的冲突，主要是在实际掌握着货物和商品的“工业阶级”（industrial class）和掌握着金钱、财务和销售网络并具有寄生性质的“有钱阶级”（pecuniary class）之间的斗争（Veblen，T.1934）。凡勃伦还进一步分析人性中普遍存在的荣誉感，并认为对于荣誉感的追求，也可以导致不同地位的人之间的斗争和权力争夺。在这方面，他也许可以算是最早把追求各种时髦和特殊生活风尚的作风同权力斗争联系在一起加以分析的思想家，因而也是第一位发现文化消费中生活品味的象征性权力意义的美国思想家。他还认为，权力斗争并不单纯局限于政治生活领域，还广泛地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普通人的大量的日常行为中，都包含着追求权力，提高社会地位的意涵，也都是为了在自己的周围人物的心目中制造和树立他“高于”他人的某种形象。他的这些思想观点启发了后现代思想家对于生活风格的象征性权力结构的研究。布尔迪厄在谈到社会空间中的区分和象征性权力斗争的关系时说：“社会空间以及在其中自发地冒现的各种区分，都是倾向于由不同生活风格所区分的群体的地位或‘某种生活风格的空间’的区分而象征性地运作起来。”（Bourdieu，P.1991：237）

第三项　20世纪早期对权力的探讨

在韦伯之后，奥地利思想家熊彼特（Joseph Aloys Schumpeter，1883—1950）也把权力问题同个人或群体的社会地位相联结，并像韦伯那样强调正当化的重要性。熊彼特也像马克思一样，使用“阶级”的概念，并说明人类社会演化过程中权力分配及其不断再分配的重要意义。当然，熊彼特只是将“阶级”的概念用来指谓或多或少组织起来的不同社会群体。在熊彼特看来，不同阶级只有依靠他们自己在实践中不断熟练起来的支配技巧才能获得政治权力。因此，不同的阶级，或者靠他们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支配策略，或者靠他们适应环境变迁而灵活地不断改善的处世本领，都可以达到改善本阶级社会地位和巩固权力的目的（Schumpeter，J.1955）。对于各个阶级来说，他们可以利用自身的社会地位去不断地增加财富和特权，并且在激烈的竞争中维护自身的利益。但是，在社会演化过程中，面对新出现的强大阶级力量，某个阶级如果未能持续地为其他阶级的人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就会在斗争中被淘汰或失去权力。一般地说，新产生的阶级往往能够成功地攻击陈旧的阶级，并否定他们的特权的正当性。熊彼特指出，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原来具有经济上成果的资产阶级，正在逐渐地走下坡路；而正在兴起的知识分子新阶级，由于他们在技术上取得了重大成果，还由于社会的逐渐制度化，正在取代原有的资产阶级而占据重要的社会地位，并对原有的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的正当性提出质疑，进行批判。这样一来，一批新的知识分子阶级，在批判旧的秩序的正当化和新的政府官僚阶层不断增强势力的过程中，在新的社会生活和权力斗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Schumpeter，J.1943：134-155）。

与熊彼特几乎同时代的齐美尔认为，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总是一方面通过互动而建立相互依赖和相互协调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同样通过互动建立起相互对立和相互限制的关系。在他看来，整个社会贯穿着无数的相互交叉的冲突关系，在其中，某些人在某一方面会站在同一个阵营和同一个立场，而在另一方面同样的这些人又会站在完全不同的阵营和不同的立场。所以，他说：“社会行动往往卷入和谐和冲突，爱和恨。”（Coser，L.A.1971：184）齐美尔在《论统治》（Domination，1908）一文中指出：“实际上，‘绝对的’强制，即使是最残暴的暴君强加于我们身上的那种强制，也始终都是有区别地相对性的力量。实现它的条件，就是我们逃脱带威胁性的惩罚或逃脱我们的不服从的其他后果的那种欲望。更精确的分析告诉我们：超服从的关系，只有在直接的身体暴力行动的情况下，才毁灭服从的自由。”（Simmel，G，1908）由此可见，齐美尔是从社会互动的观点分析权力结构及权力斗争的性质和运作方式。

值得指出的是，在当代社会理论产生以前，著名的女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便对权力问题提出了极其深刻而又独特的观点。阿伦特和帕森斯都同样坚持权力的集体概念（collective conception of power）。在阿伦特看来，权力的本质“并不是依据指挥服从的关系（not rely on the command-obedience relationship）”，而是更多地同“人类本身协调地行动的本领”（Arendt，H.1970：40-44）相适应。因此，阿伦特把权力更广泛地同人类本性联结在一起加以思考，使她不只是停留在可以观察到的社会权力现象上面，而是更深入地揭示了权力的更深的人性基础。在此基础上，阿伦特严格地区分了权力和暴力（power and violence），以便同人类社会中把两者混淆在一起的，到处泛滥的言论和行动作斗争。在阿伦特的学术生涯中，对于人的基本权力的关怀，促使她严格区分权力、暴力和权威，并在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脉络中，通过历史上出现的专制政权、极权政权和民主政权的区分，深刻地论述人和社会的最根本的问题。帕森斯则从社会制度的角度说明权力只不过是一种系统资源（a system resource），是“为了达成由一个广泛的公众承诺所形成或可能形成的目标而对社会资源进行动员的那种能力”（Parsons，T.1960：221）。

第四项　当代社会理论围绕权力问题的争论

当代社会理论在发展新的权力观念的过程中，一方面充分观察和意识到当代社会权力结构和性质的根本转变，特别是当代社会中权力同文化的象征性结构及象征性运作逻辑的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又系统地概括和综合比较西方传统权力观念的不同论述方式。在此基础上，才产生了当代社会理论各种派别有关权力的新理论和新观念。

总结西方思想史上对于权力的分析，基本上存在着两大类型的权力概念系列。第一类型权力概念系列可称为“一种非对称关系”（an asymmetric relation）的权力概念。第二类型权力概念系列被称为“权力的集体概念”（collective conception of power）。与权力的集体概念不同，非对称关系的权力概念，深受霍布斯、马克思和韦伯的思想传统的影响，往往强调权力所展现的控制、依赖和不平等性三方面的不同功能和表现形式。

当代社会理论之所以越来越重视权力问题，是因为社会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复杂化，一方面固然为个人自由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广阔可能性，另一方面却同时为个人自由的实现创造了新的限制性条件。这样一来，使权力采取越来越曲折和越来越象征化的形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因为这样，当代社会理论在研究社会中的权力结构及其运作逻辑时，针对着当代社会和文化再生产的象征性特征，深入而具体地分析当代社会权力的象征性特征。这就使当代社会理论的权力分析同对于当代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研究结合在一起。

具体地说，当代社会理论环绕着权力问题所展开的争论是多方面的。如果按问题的内容和性质来看，主要是围绕着以下争论：权力是一种性质（a property）还是一种关系（a relationship）？权力是潜在的（potential）还是实际的（actual）？是一种能力（a capacity）还是一种能力的贯彻或运作（the exercise of a capacity）？权力是由（个体的或群体的）行动者所掌握或执行，还是由某种结构或系统所拥有或实行？权力实行的对象，是作为个人或集体的行动者呢，还是结构或系统？权力是意愿性的或非意愿性的？它的贯彻是部分地根据意愿或根本就与意愿无关？权力是否必须完全地或部分地成为有实效的（effective）？权力及其运用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它是否改变利益、意见、偏向、政策或行为？权力是属于反思性的或非反思性的、过渡性的或非过渡性的、完全的或不完全的？权力是否具有对称性？某一部分人贯彻权力的结果是否减少或抵消另一部分人的权力？权力是否属于“零和概念”（a zero-sum concept）？权力的贯彻究竟是维持还是增加权力的总和？权力是恶还是善？权力的贯彻，是否应该依赖于强力、或强制力、或惩罚性的威胁、或剥夺的途径？也就是说，权力的贯彻是否必然伴随强制性的或压抑性的或威慑性的力量？在权力贯彻过程中，贯彻者和贯彻对象之间，究竟应该存在什么样的代价偿付的平衡关系？权力这个概念是仅仅适用于那些冲突的领域，还是那些对抗的、反抗的领域？如果说权力的贯彻关系到某些类型的冲突，那么这些冲突究竟必须采取明显公开的形式，还是潜在隐蔽的形式？权力的贯彻是必然牵涉某种偏好或喜恶，还是牵涉某种实际利益？权力概念是属于一种行为概念，还是一种因果性概念？权力的实行，是否纯粹属于政治性质？权力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如何表现出来？以何种不同形式在各个领域中贯彻？社会各个领域的权力运作，是否存在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可能？这些相互转化的条件，不管是社会的还是文化的，究竟是什么？权力的形成和运作，是采取过程性，还是突发性？权力的分配与再分配同社会变迁的关系是什么？权力同象征性符号体系，同各种意义系统，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在权力斗争中，权力本身的运作同权力贯彻的策略，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权力同语言论述，同各种知识论述以及同各种意识形态论述的关系是什么？权力在教育和文化领域中，采取什么样的特殊表现形式？在这些领域中的权力斗争，对于政治，乃至整个社会领域的权力斗争，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如此等等。

如前所述，由于权力概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往往同“权威”概念相混淆，所以，同上述各种问题的提出相平行的，也提出了有关权威的下述各种问题：权威的定义是否是正当的？权威的定义是否是协议性或共识性？权威是否是强制性的？权威的贯彻是指向信念，还是指向行为，还是指向两者？权威概念的贯彻是否是规范性的或者是经验性的？它是属于法制层面，还是属于事实层面？权威是否意味着某种因果的或者是某种内在的关系？权威是否以一种规范的关系作为前提？权威是否以不平等作为前提？对于权威的服从是否兼容于理性的运用，或者与之相抵触？权威的存在是否是自由的否定或者是自由的贯彻的一个条件？权威的存在同人性，同社会，同文化，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权威同政治统治和社会制度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权威和权力究竟是什么关系？权威是不是权力的一种形式？权威是不是以权力作为基础？能不能说“权力主要是同个人相联系”，而“权威是同社会地位或角色相联系”？如此等等。

当代社会理论在论述权力的过程中，几乎不加回避地探讨了上述各种问题，并几乎不屑于遵循传统观念和既成的答案，以多元的自由创造的形式进行了活泼的分析和论述，为当代社会理论增添了无数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