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邹逸麟

清代是我国最后一个传统的专制主义王朝，也是我国从传统社会开始走向近代化的转折时期。在这268年期间，中国地理环境的发展和变化，可视为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在传统王朝政治体制下，为生存和发展而形成的各种地理要素布局的最终沉积。

对清代地理环境的研究，具有许多此前各历史时期所没有的优越条件。以文献资料而言，除了《实录》、正史、会典等等官方典籍外，在故宫档案里还保存了乾隆元年(1736)至宣统三年(1911)176年的洪涝档案，而现存八千多种的传统地方志中，大部分是清代修撰的，还有大量私人文集、笔记、日记的存在，这就为研究清代自然和人文环境变迁提供了此前任何时期都不能比拟的丰富资料。以研究的内容而言，清代前期统一帝国疆域形成，是两三千年来农耕、畜牧、狩猎采集三大经济区的民族长期相互交流、融合的自然结果，是多元一体政治格局的最终表现，也为今天的中国疆域奠定了基础。19世纪中叶以前，清王朝对边区的统治基本上是稳定的，其在边区内地化进程方面，采取了改土归流、边区建省等许多措施，无疑是总结了两千多年来历代中原王朝在边区统治问题上所采取的对策，这些措施对祖国统一疆域的巩固究竟起过怎样的作用，是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

清代地方行政区划基本上沿袭明制，但也有不少改制，如道制的变化、厅制的创建、卫所设置的改变等等，还有从康熙至乾隆年间逐渐完成的从内地总督、巡抚到府厅州县，以及边疆地区的军政合一的整个地方行政管理制度。我们仔细寻循，就会发现它是总结了从秦代以来历代地方行政制度的利弊得失，最后形成一套将不同民族、不同自然和经济条件的区域统一于一个政权下的完整的地方行政管理体系。在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其作用如何是今天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人口猛增的时期，从乾隆时期的2亿增至晚清的4.5亿。这种人口增长的速度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口的骤增，在非机械化的农耕时代，必然要求扩大耕地，开伐山林、围湖造田成为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经济发展的模式，其造成环境的恶化也是必然的。清代已经有人提出人口问题，但是我国地域辽阔，区域差异很大，不同地区的人口载负量有很大的不同，有的地区人口密集，有的地区则仍是地广人稀，土地利用和发展模式也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关于不同区域对环境变迁不同应对的研究，将是我们今天认识地域差异历史背景的重要途径。

清代又是我国传统政治和经济体制下，商品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我国历史上所谓“十大商帮”，都是在这个时期发展到了顶峰，这也奠定了传统封建社会晚期的经济格局。1840年后西方经济势力入侵，此后晚清70年是我国社会体制处于“千年大变局”的转型时期。起先是对沿海地区港口城市和商品经济产生了极大影响，以后随着清王朝自身近代化意识的形成和某些近代工业及铁路交通有关设施的产生、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先进技术的引进，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较前更为多元，传统社会城市与乡村经济格局发生显著变化，其影响直接延续至上世纪30年代。这种变化过程的历史地理背景是我们研究当代经济地理格局形成的前提。

由此可见，清代的地理环境，不仅较前代任何时期更为丰富多彩，而且与当代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清代亡于1912年，新中国成立于1949年，在其间38年内，除了1927至1936年间有一定的经济建设外，大部分时间处于战争状态。新中国成立至今60余年，前30年社会动荡还比较多，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才大规模搞经济建设。可以说，在上世纪70年代前，我国的地理环境基本面貌还是清末的延续。因此，对清代地理问题的研究，其学术和现实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清史地理研究》系列书稿的出版，就是为历史地理学界的同行们提供一个平台，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支持，并不断提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在此展示，以推动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