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普勤式说教（Capuchin's Sermon）

马克思和恩格斯称那些不管自己宣传对象是否愿意接受、喋喋不休地重复自己肤浅观点的宣传方式为“卡普勤式说教”。这是一种充满一本正经的道德教诲，既滑稽可笑，又由于喋喋不休而令人生厌的宣传方式。

卡普勤（Capuchin）是德国作家席勒的剧作《华伦斯坦的阵营》中的人物，一位教士。张玉书翻译的《席勒文集》将其译为“托钵僧”。卡普勤教士是天主教圣芳济会的一个支派的修道士，此派修道士的特点是：靠布施行乞过生活，将所有财物都捐给穷人，潜心研究学问、四处讲道。剧作中的卡普勤历数士兵犯下的罪孽，诅咒“三十年战争”（发生在17世纪）中德国军事统帅华伦斯坦必遭天谴。德国士兵对他的道德说教和喋喋不休很反感，只是在克罗地亚人的掩护下，他才得以逃离。

1847年，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批评德国作家卡尔·倍克时写道：“倍克对路特希尔德家族[德国巨商——引者注]大加威吓和责难，尽管作者的意图是好的，但给读者的印象却比一位卡普勤教士的说教还要滑稽可笑。”他接着写道：“怯懦和愚蠢、妇人般的多情善感、可鄙的小资产阶级的庸俗气，这就是拨动诗人心弦的缪斯，她们竭力使自己显得威严可怕，然而却徒劳无益，只是显得可笑而已。她们压低嗓子唱出来的男低音经常嘶裂成可笑的尖声怪叫；在她们的戏剧性的描绘下恩泽拉德[古希腊神话中与奥林匹斯山上诸神战斗的巨人之一——引者注]的伟大斗争变成了滑稽小丑的翻跟斗。”（4卷224页）其结果自然是“不能对犹太人路特希尔德发生任何影响”（4卷225页）。

同年，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一文中评价德国政论家卡尔·海因岑时说：“海因岑先生一方面由于极不明确地对待德国人的‘人性’而抹掉一切差别，甚至不惜把自己的号召扩大到君主身上。而另一方面又认为自己必须在德国血统的人们中间确立一种差别，因为没有差别就没有对立面，而没有对立面就没有材料进行卡普勤式的政治说教。”（4卷344页） 19世纪40年代，德国弥漫着争取出现一位好皇帝的“社会主义”，几十万份传单、小册子、诗歌到处散发。德国作家海因岑便是这类传单的作者之一。马克思批评他的文章像16世纪的粗俗文学那样“平淡无味、废话连篇、大言不惭，……不断宣扬仁义道德，又不断将它们破坏；把激昂之情同庸俗之气滑稽地结合一起；……轻率自满，大发空言，无边无际；……无力使敌手出丑，就滑稽地对他破口大骂”（4卷322-323页）.针对卡尔·海因岑的宣传方式，恩格斯用多个反问句批评了这种只会重复却毫无效果的宣传方式：“试问：这种肤浅的、盲目的、毫无意义的宣传对德国民主派不是极其有害的吗？试问：难道经验没有证明这种宣传是毫无补益的吗？……试问：海因岑先生的传单除了说教以外，什么时候还做过别的事情吗？”（4卷300页）

恩格斯代表他和马克思综合地提出了宣传者应当具备的素质。他说：“我们公开声明，我们认为这种鼓动对整个德国激进派肯定是有害的，是有损它的声誉的。……海因岑先生也许满脑子都是最善良的愿望，他也许是全欧洲信念最坚定的人。我们也知道，他本人诚实、勇敢、坚定。但要成为党的政论家，单有这些还是不够的。除了一定的信念、善良的愿望和斯腾托尔的嗓子而外，还需要一些别的条件。……党的政论家需要更多的智慧，思想要更加明确，风格要更好一些，知识也要更丰富些。”（4 卷304页）斯腾托尔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一个具有不寻常高嗓音的勇士。恩格斯通过批评海因岑，对宣传者提出了智慧、思想、风格、知识四方面的要求。

1861年，马克思批评英国经济学家马斯·马尔萨斯时再次使用了这一比喻性说法，他写道：“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部著作第一版没有包含一个新的科学词汇；这本书只应看作卡普勤教士喋喋不休的说教，……这本书实际上只是指望以它的大众化的形式来引人注意，所以它理所当然地要引起大众的憎恨。”（26卷Ⅱ册128页）在马克思看来，马尔萨斯“从以前的著作家那里借用的关于几何级数和算术级数的荒谬说法，则是一种纯粹空想的假设”（26卷Ⅱ册121页）。“他利用安德森的理论，代替自己的（也是剽窃来的）几何级数和算术级数的怪诞幻想——他把这种怪诞幻想当作‘漂亮辞句’保留着——来证明自己的人口论。”（26卷Ⅱ册123页）

显然，卡尔·倍克缪斯般地威吓和责难巨商，卡尔·海因岑不了解实际社会关系而大发空论，马尔萨斯靠剽窃的理论重复人口论，这些宣传方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正如卡普勤教士对士兵的斥责和对华伦斯坦的诅咒一样，仅站在单一的视角上，通过喋喋不休的说教来竭力说服别人，皆因缺乏有力的逻辑和人格力量而让人难以信服。（姜笑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