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新闻观与对党的新闻策略的把握（Zhou Enlai's View of Journalism and His Measurement of News Strategies）

周恩来在从事革命活动的早期，由于主要从事宣传工作，留下了较为丰富的关于现代报刊性质和作用的论述。在他担任党的领导工作以后，由于长期处于党务工作的一线，极为繁忙，很少有时间和精力对比较抽象的问题进行理论叙述，因此他的新闻观主要在处理和指导具体事务的过程中体现出来。周恩来关于党报工作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党报的政治功用、新闻工作操作原则两个方面。在报刊的政治功用方面，他的核心观点是报刊是政治斗争的利器，发挥报刊的政治功用要因势制宜。在新闻工作操作原则方面，他强调新闻真实，强调新闻报道要有全局意识。周恩来的报刊思想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发展和运用的，所以要对它有所了解，就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来加以理解。

周恩来17岁那年（1915）写了多篇关于报刊的论文。他那时已经把握了报刊的基本职能，并以这个标准衡量现实中的报纸，对于不能履行职责的报纸持批判态度。他为南开校报《校风》写的《校风报传》伊始便这样写道：“传闻记实，宜之众者，谓报也。……今日一日千里，纸贵洛阳之报章也。守正不阿，严于褒贬，秉董狐之笔，执春秋之义，上报也；惟善是彰，惟恶是隐，持一见，随败勿悔，刃锯加身而不惧，中报也；至传闻失实，随声附和，则自哙以下矣。”（《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在这里，青年周恩来把中国春秋时代的史官风格赋予了现代报刊，因而称这类报纸为“上报”，而对持有“惟善是彰”的“一见”报刊（党派报刊），显然也持赞赏的态度。他唯独不能容忍的，便是见风使舵和散布失实新闻的报纸，故视之为“下报”。

1919年7月21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这是周恩来主持创办的第一份重要报纸。 1920年1月，周恩来又主持创办了觉悟社的机关刊物《觉悟》杂志（只出版了一期）。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觉悟》，使得青年周恩来在原来主办《校风》经验的基础上，产生了最初的政治性党报的观念。他确定的会报宗旨共20条，第一条谈的便是社会团体机关报的一般要求：“本日刊是学生联合会的舆论机关，所以必须同联合会一致终始。”根据该报的政治目的，他谈到报纸在自己的政治目的下作为报纸的基本职责：“新闻的记载以有关于社会生活、人类进步为范围，并且力求敏捷。对于社会生活同各种学术，用哲学的眼光科学解析，公允正确的批评。”（《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419页）他写的《<觉悟>的宣言》，除了表达政治观点外，四条宗旨与《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理念很接近，但作为理论刊物，他还要求“灌输世界新思潮”（《周恩来早期文集》上卷420页）。

1922—1924年，周恩来在法国先后主持《少年》和《赤光》。他是以政治团体领导人的身份来主持报刊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了周恩来关于党报的思想。陈昭将周恩来早期的报刊思想归纳为五条内容：（1）重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2）报刊是政治斗争的“利器”；（3）群众办报和报刊是“千人喉舌”的人民报刊思想；（4）报刊不仅是宣传者，同时也是组织者；（5）通过办报改造自己，改造社会的“革心，革新思想”（陈昭《周恩来同志早期的新闻实践》，《新闻研究资料》第34辑50页，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版）。从中可以明确看出，周恩来开始转向主要考虑党报的性质和任务了，带有党报理论色彩，即使论述新闻真实性，他也把它放置在政治斗争的语境中加以定位。

1927—1937年十年内战时期，周恩来的主要工作是领导军事斗争和主持中央的日常事务。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于1930年1月15日主持创办中央军委的刊物《军事通讯》。该刊创刊号发表的陈毅文章《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的按语，显然出自周恩来。他写道：“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朱毛红军这个‘怪物’，在我们看了这个报告以后，都可了然”，“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周恩来传1898—1949》19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按语要求各地红军学习红四军的经验。 1933年1月，周恩来在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中要求“鼓励一般下级前进”，批评“《红色中华》在这一点上太少注意了”，建议加以改正。（参见《周恩来传1898— 1949》238-239页）从这些不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到周恩来对于党的报刊的作用的基本认识，即传播工作经验、鼓舞激励群众的斗志。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的新闻观主要通过和《新华日报》成员谈话、与报界人士交往体现出来。他对党的新闻策略的把握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1）坚持党报的独立性以体现党的独立性。（2）公开宣传和秘密宣传相配合。这个原则主要体现为除了公开出版的党报之外，还有一大批党员以公开身份为掩护从事着秘密的宣传活动。例如，张友渔曾经担任《时事新报》的主笔，直到1944年才公开身份。甚至有的报刊名义上是民间报纸，但实际上就是秘密的党报。（3）在原则性问题上表现出寸步不让的鲜明态度。（4）周密地组织宣传工作。（5）运用各种方式展开广泛、有效的宣传活动。这一时期周恩来直接或者间接参与的新闻和其他宣传活动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类：一是用事实来反击谣言和正面宣传；二是善于结合形势寻找新闻选题，表达言外之意；三是选择适当的宣传方式。（6）以报刊为中介进行统战工作。（7）通过广播，系统地教育大后方人民。

1949年以后，周恩来继续与新闻界的老部下、老朋友保持良好的个人关系，但基本上不对新闻、宣传事务公开发表看法。仅有的几次有关新闻、宣传的讲话和批示都与外事有关，强调对外报道在几个方面应该注意和国内报道的区别。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周恩来的这些观点也越来越适用于国内报道。

一、避免使用不必要的刺激性语句。 1952年5月，周恩来在给李克农（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军委情报部部长）和乔冠华（时任外交部国际新闻局局长）的信件中指出，发言和新闻稿件中过多地使用了诸如“匪类”“帝国主义”“恶魔”“法西斯”之类的刺激性语句，“以致国外报刊和广播方面不易采用”，各国友人特别是世界和平大会的成员对此均有反映。周恩来建议，注重以简短扼要地揭发事实为暴露和攻击敌人的主要方式，避免或少用不必要的刺激性语句。他同时指出：“国内方面亦将采取同样方针，并告。”（《周恩来书信选集》47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1952年朝鲜战争尚未停战，两大阵营正处于尖锐的对立之中，周恩来在当时就提出这样的意见，是颇具远见的。

二、提出外事报道三个应该注意的问题。周恩来1957年5月专门谈到外事报道应该注意三个问题：（1）记者的知识要丰富，特别要注意培养分析的能力。透彻地通晓时势“应该是外事记者所具备的”。（2）报道要合乎逻辑。这里周恩来所说的逻辑乃是辩证逻辑，也就是说记者必须辩证地看问题，特别是文字记者“不能看见一个什么现象，听了一句什么话就照写照录，而应该有所选择”。新闻报道要有目的性。（3）外事报道要慎重。这里周恩来所说的“慎重”专指应该慎重地鉴别材料的真伪，而非一味地谨小慎微。他还谈到外事记者在政策性问题上要多向有关部门请示，而在采写过程中又要做到敢于独立思考，独立负责，敢于创新。（参见徐熊《周总理同记者的谈话》，《新闻研究资料》第3期25、2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三、提高对外图片和新闻电影的水平。 1964年4月4日，有关同志致信外长陈毅并周总理，要求加强对外展览照片和对外送礼照片的工作。周恩来考虑了一个多月，做了一些调查，于5月24日致信多位文化、新闻、电影界的领导同志，指出：对外图片、照片和新闻电影片不是少了，而是多且重复，水平不高，人员也重复。他要求召开专门的会议，邀请一线同志参加，“彻底讨论一下。希望能在统一事权，各守专责，互相协助，避免重复，集中人力，节约器材，提高水平，发挥时效的要求下，订出一个全面分工计划”。他还要求培养技工，将国内生产器材的问题列入下一个五年计划。

四、“文化大革命”中为传播正确的导向和保护文化传播而抗争。“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把持新闻报道和文化领域的控制权，周恩来的抗争较为困难，但是他仍然做了努力。例如1972年8月，他提出批判极左思潮，《人民日报》等有所响应，但后来被江青阻止。（参见《周恩来传1949—1976》下册1068-106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但周恩来在很多细小的方面努力扭转局面。 1973年元旦，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电影、戏剧、音乐等文艺工作者代表，周恩来提出电影文化工作不能满足群众需要的问题，提出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作品不能一概否定等等。虽然遭到江青等人的反驳，但这毕竟是周恩来提出的问题和观点，因此得到了传播。1974年1月17日，根据周恩来、叶剑英前一年5月在空军党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强调领导班子的团结.（参见《周恩来传1949—1976》下册1073-1074、1128页）尽管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召集新闻单位组织批判这篇文章，但这种要求团结的观点仍为社会所知晓。（陈力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