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异化(Alienation of Communication)
“交往异化”是马克思提出的一个关于传播的学术概念,最早出现在他1844年写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指出,在商品(物)面前,人人取得了平等和自由,第一次形成了人的普遍交往,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为人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社会化开辟了道路。但是,这一前提下的普遍交往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即交往异化。(参见42卷37页)这是指这样一种现象:人们创造的促进交往的东西最终限制了交往的进一步扩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交往进一步发展时,资本又成为交往的阻碍,因为人们生活在人们自己造就的交往的“物的依赖形态”中。
交往的物的依赖形态是指资本主义的商品社会。马克思所说的“物”,主要指资本,或它的具体形式货币、商品。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人们摆脱了各种人为的依附关系,开阔了视野,无论是物质交往还是精神交往,都获得了一种巨大的原动力,急遽向交往的广度和深度发展。资本的文明作用表现在毫不留情地将商品经济的原则纳入社会的各个领域,从而打破了“人的依赖形态”时期精神生产和交往的特权体系。既然资本开拓了精神交往的广大领域,那么它必然要把所有领域都变成有用性的体系,于是形成了服务于精神交往的一系列行业。资本要求社会生产远远超出自给自足的狭窄目的,去赢得维持生命和社会再生产以外的自由时间,从事精神活动和交往。这样,资本就在总体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和新的交往形态。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正是因为资本强迫社会的相当一部分人从事这种超过他们的直接需要的劳动,所以资本创造文化,执行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职能。这样就形成了整个社会的普遍勤劳”(47卷257页)。
恩格斯很早就发现,在普遍交往的新的条件下又存在着普遍的孤立。他指出:“由于私有制把每一个人孤立在他自己的粗鄙的独特状态中,又由于每个人和他周围的人有同样的利害关系,所以地主敌视地主,资本家敌视资本家,工人敌视工人。”(1 卷612页)也就是说,竞争又使人们之间产生了与交往相反的行为:新的隔绝。这种奇怪的交往现象是由社会分工和私有制造成的。分工使人们必须建立联系,于是产生了马克思所说的情况:“普遍的需求和供给互相产生的压力,促使毫不相干的人发生联系。”(46卷上册104页)但是,这种联系不是为了他方,而是为了自己并非完全自然的实际利益。这种利益使人们之间相互不信任,相互保守秘密,人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冷漠。因而,在交往的物的依赖形态中,人虽然是独立的,但只是在“看起来似乎独立地自由地互相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46卷上册110页)。
人们的交往受到物的控制,这是交往异化的基本原因。不管当事人有没有意识到,实际上他只是处于形式自由而实际上并不自由的境地。马克思说:“这种个人自由同时也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而且是极其强大的物,离开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本身而独立的物。”(46卷下册161页)像马克思这样的清醒的人,生活在其中也不能不产生智慧的痛苦。例如为了生活,他不得不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这与他的生活目的本身十分矛盾,但又必须做,以致他发了不少这样的牢骚:“经常给报纸写乱七八糟的东西已经使我厌烦。这占去我许多时间,分散注意力,而到头来一事无成。不管你怎样力求不受限制,总还是被报纸及其读者捆住了手脚,特别是像我这样需要拿现金的人。纯粹的科学工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28卷599-600页)。
马克思相当完整地阐述了交往异化的全过程,他写道:“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和全面依赖随着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相互独立和漠不关心而一同增长;因为这种矛盾导致危机等等,所以随着这种异化的发展,在它本身的基础上,人们试图消除它:行情表、汇率、商业经营者间的通信和电报联系等等(交通工具当然同时发展),通过这些东西,每一单个人可以获知其他一切人的活动情况,并力求使本身的活动与之相适应。就是说,虽然每个人的需求和供给都与一切其他人无关,但每个人总是力求了解普遍的供求情况”(46卷上册107页)。
至此,交往异化便可以用马克思讲的以下三点来做一归纳。第一,“物的社会性离开人而独立”(46卷上册107页)。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具体交往明确而清晰,而对交往的宏观把握却是茫然的。第二,“社会过程第一次表现为同个人相对立的社会联系”(46卷下册422页)。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联系凌驾于进行交往的个人之上,个人在总体的社会交往中变得无能为力了。第三,“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46卷上册109页)。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处处体验到自身的需要和他人的影响限制着个人精神的全面发展。
交往异化当然是人们所不希望的,但它又是人类精神交往发展中所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正是异化和对异化的克服,推动着人们的交往不断扩大和多样化。 1857年,马克思曾谈到信息的传通和普遍的统计对消除交往异化的作用,他说:人们力求了解外界情况而采取了种种手段,“虽然这一切在现有基地上并不会消除异己性,但会带来一些关系和联系,这些关系和联系本身包含着消除旧基地的可能性”(46卷上册107页)。在马克思的预言里,我们不是可以看到现代信息社会的某些特征吗?(陈力丹、徐志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