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论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闻传播思想（Marx and Engels' Though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活动始终伴随着与报纸、杂志、通讯社等的交往，他们的论著中有大量篇幅涉及新闻工作，有的是关于新闻工作的专论，有的理论研究提供了考察传播现象的认识基础。他们的新闻传播思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考察现代新闻业的宏观视角：世界交往（Weltverkehr，英译文world intercourse）。由于19世纪以后欧洲商品交换和大工业的发展、交通和通信革命向全球的拓展，他们认为一般意义上的交往（Verkehr，英译文intercourse）已经发展为世界交往。快速的信息传递缩短了人际的空间距离，现代新闻业在这一大背景下急遽发展起来。恩格斯晚年讲了这样一句话：“……依靠了现代的交往方法，依靠了铁路、电报、巨大的工业城市、报刊和有组织的人民集会。”（参见22卷537-538页，根据德文原文重译）其中“交往方法”（Verkehrsmittel）这个带有“交往”词根的概念，就包含了其后面讲的五项内容。他们从世界交往角度看待新闻业的发展，支持所有利于扩大世界交往的措施和政策，并以此衡量某家新闻机构的进步或保守。他们还指出，正是世界交往使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力创造了一种可能性，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通过文明交际方式享有一切信息，为未来社会高度发展的新闻业准备条件。
第二，注重报刊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和职责。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当时欧洲主流社会的意识——新教的资本主义性质，同时也汲取它的“使命”（Be-ruf，英译文calling）观念（在某个劳动领域的终身使命）来考察当时新闻业的主要媒介——报刊。他们指出，报刊，特别是政治性报刊，总要或强或弱地传播自己的观点，把影响舆论作为自己的目的。但是，报刊工作本身是一种社会活动，只强调自己特殊观点的报刊是沙漠中的布道者。因而，报刊总体上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机关，是作为舆论的纸币流通的，是社会运动的强有力的因素。报刊的这种性质使它们在总体上履行着它的社会监督职责（使命）。关于社会监督职责，马克思两次使用“眼睛”做喻证，说明报刊具有的这种职能。他写道：“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Die freie Presse ist dasüberall offene Auge des Volksgeistes，英译文The free press is the ubiquitous vigilant eye of a people's soul）”（2版1卷179页）。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无处不在的眼睛（die Presse...istihrem Be-rufenach...das allgegenwärtige Auge，英译文the press...is by profession...the omnipresent eye）。（参见6卷275页，中译文“无处不在的耳目”是错译）
第三，注重新闻业得以发展的政策环境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走上社会之时，首先批判的就是扼杀思想的书报检查制度和限制报刊的知识税政策，要求让心灵自由地发展。他们支持一切挣脱旧制度束缚、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斗争，同时也揭示了资本主义民主制下新闻出版自由的不彻底性。马克思写道：“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自由的每一种形式都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的这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了问题，那么，整个自由都成问题。”（2 版1卷201页） 1851年，马克思在与英国工人领袖厄内斯特·琼斯合写的一篇文章中再次写道：“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神圣的，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础。”（Karl Marx&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Vol．11，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 Elec-tronic Book，2010，p.573）他们争取这种自由的目的就如恩格斯所说：“出版自由，不同意见的自由斗争就意味着允许在出版方面进行阶级斗争。”（6卷528页）为保障新闻出版自由，马克思写道：“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因此，新闻出版法就是对新闻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没有关于新闻出版的立法就是从法律自由领域中取消新闻出版自由”（2版1卷176页）。
第四，注重提升工人的精神交往水平，争取工人运动生存的环境空间。马克思注意到19世纪40—60年代报纸与工人关系的变化。早期，读报属于工人的高级精神享受；从60年代开始，报价由于知识税的废除而下降。 1862年，马克思把报纸与面包、肉、啤酒、牛奶并列为“工人每天消费的产品”（26卷Ⅲ册321页）。第二年他写道：“工人生存的条件，以及工人所挣的货币的价值量，当然会强制工人把货币花在十分有限的生活资料范围内。但是在这里可能存在一些变化，例如，报纸就包括在英国城市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之内。”（48卷12页）人们通常理解的“必要生活资料”是物质生活领域的消费品。马克思把报纸列入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说明精神活动对于工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马克思把工人阶级争取出版、言论和结社的自由，看作争取“火和水”（8卷522页），转意即必需的生活条件。恩格斯也说：“没有这些自由，工人政党自己就不能获得运动的自由；争取这些自由，同时也就是争取自己本身存在的条件，争取自己呼吸所需的空气。”（16卷86-87页）
第五，创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报理论。他们认为，党的报刊是党的旗帜，在斗争艰苦的环境中，党的报刊甚至是表明党存在的唯一标志。党的领导机构有责任领导党的机关报刊，对它施以相当大的道义上的影响；党的报刊应当按照党的精神进行工作，有责任在党的纲领、策略和党的道德的范围内，监督和批评党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在党报工作中，要反对企图摆脱党的领导闹独立性的倾向，也要防止再现德国工人联合会领导人拉萨尔对党的报刊实行高度集中控制的专制政策。从1885年起，恩格斯一再提倡“党内同志根据惯用的‘自由发表意见’的原则”（36卷309页），说明这是党发展和教育新成员的必要条件。他多次讲过：“每一个党的生存和发展通常伴随着党内温和派和极端派的发展和相互斗争”（37卷323页）。在这种情况下，“绝对服从”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能通过交换意见达到思想的统一。恩格斯说：“党已经很大，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否则，简直不能同化和教育最近三年来入党的数目很大的新成分”（37卷435页）。这种交换意见的目的，是纠正党内的“左”倾或者右倾，保持党的马克思主义方向。
第六，为分析各种复杂社会关系中的报刊现象提供了许多范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既有各种形式的专制制度，又有特点相异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报刊的活动规律是不同的。他们关于报刊的论述，依环境变化而有所差异，但总是透过复杂的社会关系抓住了报刊活动的本质。因此，重要的是掌握他们分析报刊现象时的唯物主义方法和观察问题的多方位视角，而不要拘泥于一时一地的具体结论。（陈力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