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悲歌

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并不能掩盖和遏制潜在的暗流，南方革命阵营的分裂开始明朗化了。

随着北伐战局的发展，蒋介石进一步加紧了对军队和政权的控制。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对蒋介石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认定他是反共的力量，开始对他进行拉拢。不少原来属于北洋军阀或地方军阀的军队也纷纷接受蒋介石的改编，蒋介石的实力迅速膨胀。同时，一批批政客、官僚投靠到蒋介石的身边。所以，当时有“军事北伐，政治南伐”的说法。

早已下定反共决心的蒋介石迫不及待了。1927年2月21日，他在南昌总部发表反共演讲，并开始镇压工农革命力量。随后，在他的指使下，赣州、九江、安庆等地发生了杀害共产党人和捣毁总工会的严重事件。

面对革命阵营随时可能发生分裂的严重局面，中共中央于1926年12月13日召开特别会议。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这次会议没有能够解决党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的问题，反而决定了对群众运动的错误方针。会后，右倾投降主义的方针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

蒋介石在选择对共产党下毒手的时机。1927年3月下旬，屯兵上海南郊的北伐军开进已被工人起义占领的上海。3月24日，国民革命军一部占领南京。到这时，蒋介石认为等待已久的时机到了。4月初，他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经过精心的密谋和准备，终于背叛革命，在上海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这天凌晨，大批青帮武装流氓向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以进行调解为名，强迫工人纠察队缴械。13日上午，上海工人和市民10万人召开大会，会后整队游行。第二十六军从宝山路的埋伏处突然向人群扫射，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

继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地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广东一地，被捕杀者就达2000多人。

北方的天空骤然间也变得乌云翻滚。4月28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把李大钊送上了绞刑架。这位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神色不变，从容就死”。早年，李大钊曾在一篇名为《牺牲》的文章中写道：“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李大钊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

反动派南北呼应，联合起来绞杀革命。一时间，黑云压境，血雨腥风，中国的大革命到了危急关头。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国内政治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除以张作霖为首的北京政府外，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行成立“国民政府”，以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这就在全国形成了北京、南京和武汉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

这时的武汉政府仍是革命的政府，直接管辖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刚到武汉的汪精卫打着反蒋旗号，取得对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导地位。中共中央迁到武汉后，继续同汪精卫一派国民党人合作，所面临的斗争任务更加复杂。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逮捕的共产党员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这时党员人数已近5.8万人。这次大会没能在党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全党指明出路、提供坚强有力的领导，而只能坐视局势继续恶化。

党的五大闭幕后，反共事件接连发生，武汉这个革命的大本营已成风雨危楼。陈独秀和鲍罗廷等仍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缺乏信心，继续执行退让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对陈独秀右倾错误的不满越来越强烈。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实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5人组成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7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在公开地准备政变，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同时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内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了3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这次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客观上，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力量过于强大，革命力量相对弱小，国民党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主观上，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后期犯了右倾错误。这种错误，与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有直接关系，也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所难以避免的。

这次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通过这场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它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千百万工农群众在斗争中经受了革命的洗礼。中国共产党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初步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所有这一切，为领导中国人民把革命斗争推向新的阶段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