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俄国人的路

大凡一个民族的彻底觉醒，都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这个民族被逼到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旧的格局已无法维持下去，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二是这个民族能从现实中看到新的出路，在心中燃起对未来的热切希望和美好憧憬。

辛亥革命后，呈现在中国人面前的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呢？

一方面，以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争夺为背景，国内军阀割据和混战愈演愈烈；从西方学来的多党制、议会制，成为各派军阀、官僚、政客借以争权夺利的形式；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倒行逆施相呼应，思想界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再次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那时，活剧、闹剧、丑剧一幕紧接一幕，在中国这个千疮百孔的大舞台上演出着。残酷的现实使中国人沉浸在极度的苦闷和彷徨之中。

另一方面，旧的路已被证明是走不通的，必须寻找新的出路。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家高举民主革命的大旗，继续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而斗争。一个更为庞大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也在苦苦思索着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寻找着救国救民的新出路。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正在孕育之中。而新文化运动正是新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的预兆和前奏。

《新青年》杂志

1915年9月，留日归来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它像黑夜中的一道闪电，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风暴。初期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认定，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没有进行彻底的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欲救中国，必先启蒙。他们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封建主义的正统思想——孔学。他们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向封建礼教提出了全面的挑战。通过批判孔学，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从而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生气勃勃的、进步的思想解放潮流。

那时的许多人认为，中国要像西方国家那样强盛，就得走西方文明之路。于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高举起民主和科学（用当时的话说，也就是所谓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当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但是，据陈独秀解释，民主是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科学除指狭义的自然科学外，还指广义的社会科学，强调要用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不难看出，初期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旧文化的斗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仍是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信奉的思想武器。

当中国人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奋斗的时候，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它让世人领略了战争的残酷；一件是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它宣告了中国的北方邻国——俄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

这两件震撼世界的大事，对中国的先进分子的震撼同样是巨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从而引起了新文化运动左翼人士对西方文明价值的种种怀疑。正是这种怀疑，推动他们去寻找新的挽救中国的思想武器。而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一个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新国家的诞生，使在苦难中挣扎的中国人民重新燃起了新的希望，给中国的先进分子正在苦思焦虑地探索着的种种问题提供了合理的解答，更给予他们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曾经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李大钊

1918年，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盛赞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这以前，中国已经有人在谈论社会主义，也有人介绍过马克思的名字和某些著作片段，但真正推动社会主义思潮广泛宣传的是1919年发生的两件事。

1919年4月，第一次世界大战获胜的协约国一方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会议竟不顾属于战胜国一方的中国的权益，规定战败的德国应将在中国胶州湾的租借地、铁路和其他在山东的权益无条件转让给日本。中国代表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举国震惊，以学生斗争为先导的五四爱国运动如火山爆发一般地开始了。5月4日，北京3000余名大中学生在天安门集会，举行游行示威，呼吁“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五四风潮迅速波及全国，形成了全国性的爱国运动。从此，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6月5日，上海工人自动举行罢工，旋即各地工人、商人等起而响应。全国人民的拒签和约运动最终阻止了北京政府代表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的杰出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列宁，1920年摄于莫斯科

也就是在这年7月，列宁领导的苏俄政府发表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在中国的帝国主义特权。

巴黎和会与苏俄宣言，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前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愤慨，后者则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惊喜。一些曾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抱有幻想的人，从这种对比中放弃了原来的迷恋。

当人们从五四运动高潮的兴奋和激动中逐渐平静下来的时候，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更加深层次的问题。于是，社会主义思潮逐渐为人们所注意，甚至流行一时。但当时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在报纸杂志上纷然杂陈。除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外，还有形形色色的所谓社会主义流派，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经过比较和鉴别，逐步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1919年，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成为中国信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陈独秀抛弃了过去热情宣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于1920年9月发表《谈政治》一文，肯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湖南五四爱国运动的骨干人物毛泽东，经过对种种主义的迷惘和探索，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有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周恩来、赵世炎、董必武、陈潭秋、杨匏安、向警予、李达、李汉俊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组成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队伍。这以后，在上海和北京形成了两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从“隔着纱窗看晓雾”到信仰马克思主义，这是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共同的心路历程。他们殊途同归的选择，是经过慎重思考和反复推求的。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运动的科学理论。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一旦聚集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新希望，很快就会投入到实际行动中去。这时，中国工人阶级也逐步发展壮大起来。1919年，全国的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这个阶级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它同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同，具有顽强不息的斗争精神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它又比农民更富有组织性和纪律性，具有更开阔的眼界。因此，它是中国历史上最进步、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五四爱国运动中，工人罢工所表现出来的力量，使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到：工人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并将决定中国的命运。于是，他们很快就走到工人去。在长辛店的棚户区，在大上海的陋巷里，都有他们深入工人群众的身影。通过先进知识分子这个桥梁，就把诞生在遥远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连接起来了。

有了先进的理论，有了新的社会力量，当时，在中国建立一个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