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趋同与变异：中国产生后现代主义的前提条件
这些想法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正如史蒂夫·卡兹描写的那样：“我们都发现 我们虽在不同的都市，但却在同一时间、相同的交通灯下驻足。绿灯一亮，我们都穿过街道。” [1]世界都市 趋于形成，“地球村”这种说法也不再是夸大其辞的了，世界正在经受经济“一体化”大潮的冲击， 种族、信仰、制度、风俗、心理、知识、语言等等，传统社会造就的巨大地区性差异，正在为全球化 的全方位渗透所消解。中国当然也概莫能外，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把中国紧紧捆绑在 “现代化”这驾马车上，冲破一切阻碍去追赶发达国家。这样一个历史机遇，促使西方文化思潮大量 涌入，技术转让和进出口贸易额的急剧增加，以及第三产业的兴盛，使中国社会的文化和经济乃至社 会意识发生多方位的深刻变化。
没有人会怀疑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化潮流，一半来自“思想解放运动”的推 动，另一半来自对西方现代思潮的追逐，在文学方面尤其如此。由“朦胧诗”和“意识流”小说引发 关于“现代派”的争论，大量西方现代派作品和理论批评被评介，给当代中国文学造成巨大的冲击。 资料统计表明，仅1978—1982年五年之内，关于现代派问题争论论文不下五百篇。由袁可嘉等人选编 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第一卷于1980年出版，第一次印刷发行5万册，迅速 告罄，即使在1983年，第三卷出版，也印刷了2.1万册。陈焜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于1981年出 版，引起的轰动现在恐怕难以有相提并论的学术著作，该书第一次印刷1.3万册，争相抢购者不仅限 于大学专业教师，普通文学爱好者也津津乐道，足可见外国现代派文学的魅力。高行健1981年出版《 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在作家中引起浓烈的兴趣。冯骥才在给一位作家的信中记录过这种心情：
20世纪80年代关于“现代派”文学的理论论争最开放的观点也多半限于“要不 要现代派”，“要什么样的现代派”，“有批判性地借鉴”等等。对于作家来说，这纯粹是一个写作 实践问题，那些理论是非几乎毫无意义。那些“现代派”作品几乎立即开展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80 年代的中国作家和青年批评家没有人能够否认经历了西方文化，特别是现代派文学的洗礼。意识形态 禁忌压制不住内心的共鸣，与其说这是精神和文化上“崇洋媚外”，不如说这是非常实际的写作的压 力所致。“现代派”作品摆在面前就提示了创新的范本，至少是标明了当代小说以及诗歌所达到的艺 术水准，企图视而不见，或绕道而行都是不可能的。完成了“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的历史使命 的当代小说，必然要在“现代派”的诱惑之下去寻找小说观念和艺术形式的突破道路，“意识流”小 说不过是一次小试锋芒的探索，然而它却预示了当代小说在这道路上只能前进的命运。
历史不仅经常弄假成真，也偶尔弄拙成巧，某些戏剧性的变化却是在无知的情 形下悄然发生。20世纪80年代译介的“现代派”作品，其实不少是“后现代派”，那时没有人意识到 “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有什么区别，因为“现代主义”就足够新鲜、激进和深奥，既来不及 分辨，也无须分辨。约翰·巴斯著名的“后现代派”论文《填补的文学》，美国《大西洋月刊》1980 年第1期刊出，中国上海《外国文学报道》1980年第3期翻译发表。马丁·埃斯林的《荒诞派之荒诞性 》，《外国戏剧》1980年第1期译出。阿兴·罗德威的《展望后期现代主义》原文载《伦敦杂志》 1981年2/3月号，《外国文艺》1981年第6期翻译刊出。该文使用的“后期现代主义”英文原文就是“ postmodernism”，之所以被译成“后期现代主义”可见当时没有意识到“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 的区别。文中谈到美国的“自白派诗歌”、巴斯和巴塞尔姆的小说、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品钦 的《万有引力之虹》、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以及罗兰·巴尔特的文学批评，所有这些 都是典型的后现代作品。《世界文学》1980年第3期发表陈焜的《黑色幽默——当代美国文学的奇观 》，介绍弗里德曼（E.J.Friedman）编辑的小册子《黑色幽默》，书中收入的，当然也是文中谈到 的作家，几乎全部是典型的“后现代派”，例如T.品钦、J.海勒、V.纳博科夫、C.西蒙斯、J. 巴斯、K.冯尼戈特、W.巴勒斯、D.巴塞尔姆、N.梅勒，等等，这个名单几乎囊括了“后现代派” 所有的代表作家。陈焜的这篇文章后来收进《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那本小册子。至于袁可嘉选编的 那本有着广泛影响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三、四册选入的几乎都是“后现代主义”作品。
可见“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同时涌入中国，只不 过它被当作“现代主义”加以接受和借鉴。这一误读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其一，它使 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现代派”似是而非——中国实在缺乏“现代主义”生长的文化根基和精神 状态，而且在观念上袭用“现代派”的作品，在手法方面又借用了一些后现代主义因素（例如“黑色 幽默”）。时过境迁，批评家用“现代派”的经典观念定义加以检验时，发现那是“伪现代派”，实 际上那是一种含混的现代主义。其二，它使年轻一辈的作家还没有步入文坛就经受了从现代主义到后 现代主义的双重影响，他们坐视年长的作家披着现代派的战袍匆忙上阵并且迅速失败。“现代派”在 中国尤为不合时宜，那种超越性的精神和艺术宗教的狂热与中国民族性以及社会条件相去甚远。况且 “现代派”在西方“已经终结”的行情（按照卡津的看法，现代主义作为一项艺术运动在20世纪30年 代就已寿终正寝）逐渐为国内年轻一辈的批评家所了解，“现代派”没有精神底蕴作依托也就变成无 根之木。只有“后现代主义”这种无根的文化才能在当今中国无根的现实中应运而生。因此，年轻一 辈作家步入文坛时，那些“现代派”的影响已经晶化为“后现代因素”，它们切合了中国现实的文学 史变迁的历史实际。
更加具体地说，在新时期“后期”（或“后新时期”）步入文坛的一部分作家 （即我们称为“先锋派”的创作群落），他们既经历过像卡夫卡、乔伊斯、加缪、黑塞、萨特等现代 大师——他们被认为标志着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过渡——的影响，也为“新小说”而倾倒，当然给 予他们最为深刻有力的影响的当推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1984年，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译本在中 国出版，显然是由于马尔克斯获198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以及中国正在酝酿的“文化论争”的现实背 景。马尔克斯在中国青年作家中风行，其震动不亚于1962年博尔赫斯的作品集在美国出版引起的骚动 。如果后者直接给“枯竭的美国文学”（巴斯语）打开一条突围的出路的话，那么前者对中国作家的 影响不仅有一次立竿见影的效果（寻根文学），而且有着更加深远的影响。一代青年作家开始意识到 把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观念技巧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起来，正是这种结合导致了新的小说观念和 叙述方式。显然，博尔赫斯的影响使马尔克斯式的中国产品更有力度，并且向着“形式主义”的高度 进军——这一高度距离“后现代主义”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考虑到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拉美“魔幻 ”作家被美国实验小说（后现代小说）奉为圭臬，那就不难理解中国的先锋派小说和实验小说相比不 乏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个理论话题的形式要提到弗雷德里克·杰姆逊（ F.Jameson）。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杰姆逊又深受拉康的精神分析学等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 响，他尤为关注后现代问题。1985年9月至12月，杰姆逊应邀在北京大学开讲当代美国文化思潮，听 者云集，讲演稿于1986年以《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为题结集出版，遂成为热门读物，被多方引用 。
尽管“外来文化”的影响不可低估，但说到底，当今中国走向“现代化”引发 的经济文化的变动则是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生存的直接土壤。从整体经济水平而言，中国无疑还 处在相当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水平，但是，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各种迹象在中国的大城市里不难见到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第三次技术革命”与“第四次技术革命”齐头并进。前者以电力工业、汽车 工业和化学工业为核心，在中国已经初具规模；后者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电子技术、生物技术、激 光和光导纤维为主的通信技术，海洋工程、宇宙空间工程、新材料、新能源——虽然刚刚起步，起点 很低，但是，对于处在这个社会的文化前列的一部分人来说，却足以构成强劲的感觉上的和心理上的 冲击。大量引进外资，借助技术转让，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营管理经验，这使得中国的“现代 化”必然不可逆转地向着“后工业化社会”迈进。仅“六五”期间，我国与国外签订的大中型引进项 目就有1 300项，用汇97亿美元，涉及能源开发、交通通信、原材料工业和机电工业等行业，其中引 进技术软件合同占50％。30万和60万千瓦发电机制造技术，50万伏直流和交流输变电设备制造技术、 彩色显像管生产及大型板坯连铸机制造技术等填补了国内空白。通过引进国外新技术和新设备，我国 高技术的研究、新技术的开发和传统技术的改造都得到了加强。通过技术引进，已重点装备了国家级 开放实验室22个，重点科研实验室30个。这批实验室包括遗传工程、酶工程、天然药物及仿生药物、 癌基因研究、新材料元素、固体微结构、晶体材料、元素有机化学、应用有机化学、高纯硅及硅烷、 分子生物学、海洋工程、计算机软件工程、催化基础、模式识别、资源与环境信息等。我国约有40个 实验室的装备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同类先进标准，形成了国内的科研中心。电子工业共引进2 000多项 高新技术和设备，1/3重点企业得到了技术改造，技术水平一步跨越近20年。彩色显像管、线性集成 电路、铬板、消气剂、计算机、磁盘机和关键元器件等22个大中型骨干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相继 投产，加强了我国电子工业的技术基础，形成初具规模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1981 年电子产品出口额仅为1 157万美元，1986年上升到1.19亿美元，1987年上升为2亿多美元，到1991 年已超过5亿美元。从1979年起，至1988年6月，据资料统计，我国通过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 贷款、买方信贷、外国银行贷款、对外发行债券、股票等方式，签订了对外借款项目达295个，协议 金额达397.28亿美元，实际使用320.75亿美元，吸收外商投资项目达12 161 个，外商投资协议金 额281.51亿美元，实际使用120亿美元。两项共计利用外资项目12 459项，协议金额678.79亿美元 ，实际使用414.28亿美元。截至1992年5月，我国已累计批准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商投资企业共4.2 万家，协议利用外资600多亿美元，引进先进技术3万项，百分之七十的企业开始盈利。 [3]
在开放省份和大中城市，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初具规模。 工业化不仅带来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也必然引发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文化心理的 变更。尽管20世纪60年代西方盛行的“趋同论”存在诸多谬误，但是，“趋同论”某些观点还是符合 历史实际趋势的。例如，工业化确实引起社会变化，技术进步确实影响了人类行为和价值观念。 [4]虽然亨廷顿认为“现代化并不必然包括走向现代政治制度的重 要活动”，但是，他也看到：“现代化总是包含着变化，经常也包含传统政治制度的瓦解。” [5]然而，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引发的社会变化最显著的方面，还是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 式。这些变化并不单纯是由经济发达或工业化程序所直接决定的，经济发达或工业化仅仅提供一个广 阔的背景，这个背景与当今依然保存的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构成极大的反差，形成一种冲突 的、富有张力的文明情境——正是这种文明情境给“后现代主义”提供了产生的土壤。
改革开放给“市民社会”的形成提供了契机，尽管中国的“市民社会”还不具 备任何政治实践功能，但是，其经济和文化活动却提示了一个远离政治“一体化”的自由空间。特别 是市民文化（或称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或通俗文化）给封闭多年的中国增加了现代生活的活力。流行 音乐、摇滚乐，时装模特，影视广告，商业招贴画，歌厅、舞厅、咖啡厅、酒吧，体育竞赛，明星崇 拜，通俗读物，征婚广告，歌舞晚会，电子游戏机，大型游艺场，等等，构成当今中国现代都市混乱 不堪而节奏热烈的文化潮流。那些发达国家有的消费文化（或娱乐文化），中国的大城市里应有尽有 ，尽管质量水准略逊一筹，但它大张旗鼓创造一种“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娱乐方式，创造现代 的感觉方式和生活态度却是绰绰有余的。汉密尔顿当年归纳的“流行艺术”的特征，不难从当今中国 社会方兴未艾的大众文化中找到。虽然“先锋派”表达的“后现代性”与大众文化相去甚远，并且做 出与大众文化对立的姿态，但是那些所谓的“先锋派”也生长于这个文化氛围中，他们的感觉方式和 价值观念，他们企图表达对这个时代的独特感觉，无疑受到这个时代的文化潮流的直接刺激。
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文化氛围，给“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提供了 最低限度的历史条件。但是，八九十年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说到底还是政治／经济／文化多元作 用的结果——它是一种文明情境或文化境遇的超前表征。事实上，即使在美国，“后现代主义”依然 是诸多历史条件多元决定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及随之出现的经济全面繁荣、和平景象与冷 战的恐惧情绪相混杂，高科技的兴起及其对人们的感觉方式的改变，反现代主义的平民主义倾向，意 识形态衰落与左派激进主义盛行相混淆，反战示威和学生运动，等等，这些典型的后工业文明时代的 社会现象，其实也是潜在地相互作用的文明因素，它们共同造就了“后现代主义”式的感觉方式、价 值观念和文化态度。高科技和经济发达不过提示了一个社会大背景，在这个背景映衬下，文化的不协 调性显得异常突出，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与传统文化记忆的强烈冲突，富足的生活与核武器竞赛，文 化上的宽容，自由主义的多元论与意识形态狂热……正是这种反差和错位的文明情景，才造成后现代 主义那种无中心、不完整、丧失历史感、随遇而安的游戏态度，从破碎而荒诞的生活中寻找诗性的快 乐的“黑色幽默”风格，最简要地说，早期后现代主义（或对后工业社会率先感应的先锋派式的后现 代主义），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后工业文明时代“文化受损”的表征。在这一意义上，经济发展 水平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被实验派小说奉为后现代 主义的圭臬。
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创造的那种“神奇的真实”，正是对拉美混杂的、充满 错位的文明情景的特殊表达，已死的玛雅文明与印第安或阿兹特克文化，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全面 渗透，军政府独裁政权，现代生活和古代通灵论，等等。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彭铁尔等人一直是 用欧洲文明和拉美文化双重眼光来看待他们所处的历史境遇。卡彭铁尔说道：“拉丁美洲的一切都异 乎寻常：崇山峻岭和巨大的瀑布，广阔无垠的平原和难以逾越的密林，混乱的城市建设伸入风景濒临 绝灭的内陆，古代的和现代的，过去的和未来的，现代技术和封建残余，史前状态和乌托邦理想，这 一切全都交织在一起。在我们的城市里高耸的摩天大楼旁有着印第安集市，集市上巫师术士随处可见 。” [6]所谓“拉丁 美洲意识”，就是古旧垂死的文化记忆与反抗帝国主义或屈服于军政府的殖民地意识的混合物。因为 混乱、反差强烈、错位、荒诞，它才显出那种“神奇的真实”，它才具有约翰·巴斯等人赞赏的奇妙 的后现代性，它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后工业社会”制造的文化情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就其经济发展水平而言，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乃至五六十年代的拉丁美洲显然要 低于80年代的中国，拉美有可能产生“后现代主义”，何以中国不行呢?说到底“后现代主义”表达 了“文化受损”的状况，当代中国同样置身于一个巨大的“文化落差”之中，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信 仰，不同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在这个特定场合汇集，它使当代中国文化变得混乱不堪却又奇妙无比。20 世纪80年代后期，“精英文化”失落，标志着社会的“卡理斯玛”（charisma）解体，所谓“文化失 范”不过是“解体”的另一种表述。“卡理斯玛”这个词是早期基督教的词语。马克斯·韦伯借用它 来指有创新精神人物的某些作风品质。爱德华·希尔斯（Edward.A.Shils）提出一个关于社会的“ 卡理斯玛”现象的更为综合的看法。他认为，社会上的“卡理斯玛”不一定来自有“卡理斯玛”的个 人的创造，“它是赋予人们的行为、作用、制度、符号以及物质客体的一种品质，因为它们被认为与 ‘终极的’、‘根本的’、‘主宰一切的’产生秩序的权力有联系” [7]。 因此，“‘卡理斯玛’可以把人类经验的不同范畴予以秩序化，亦即社会需要秩序的结果”。“卡理 斯玛”赋予社会以中心或中心价值体系：社会有一个中心，社会结构中有一个中心带，而这个中心或 中心带是价值和信仰领域的一种现象：“‘卡理斯玛’是符号秩序的中心，是信仰和价值的中心，它 统治着社会。它之所以是中心，因为它是终极的，不能化约的；很多人虽不能明确说出这点，但却感 觉到这样一个不能化约的中心。中心带是具有神圣性质的……中心价值体系的存在，根本上取决于人 类需要结合能超越平凡的具体个人存在（并使其改观）的某种东西。人们需要与大于自己身体范围的 和在终极的实在的结构中比自己日常生活更为接近核心的一个秩序的一些符号相接触。”著 [8]名汉学家林毓生教授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以“卡理斯玛”的崩溃导致文化脱序、道德混乱 与失意来描述中国现代思想史出现的危机。 [9]
试图分析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的“卡理斯玛”解体的历史过程是困难的 ，这不仅面临涉及的文化现象、社会心理与符号记忆方式等方面的理论难度，而且会遭遇一些非学术 的难题。但是，人们不难感觉到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的“中心化”价值体系失去创造功能，“一体化 ”的社会秩序处于严重破损的状况。经济过热发展激化了隐藏的文化矛盾，市民社会在逐步形成，与 主流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处在三元分离的状况。市民社会奉行经济实利主义原则，并且代 表了一种有生机的蓬勃向前的社会力量，它使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确立的社会秩序面临“合法化”危 机（哈贝马斯的“合法化危机”概念可以与“卡理斯玛”解体并列使用），因而社会的信仰、价值和 符号秩序必然发生一系列错位：名/实，动机/效果，真实/虚假，严肃/游戏，真理/谎言，权威/丑角 ，精神/物质，政治/经济，文化/商业，悲剧/喜剧，仪式/闹剧，爱情/欲望，宣扬/消解，奉献/掠夺 ，发展/退化，进步/保守，左/右，等等。这些对立项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总是相互颠倒，就其存在 方式而言，总是出现“名”（能指）与“实”（所指）的分离，因而其动作方式总是发生动机与效果 的倒错。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实利主义已经消解了“卡理斯玛”中心，甚至那些政治的和文化的意识 形态实践实际却变成经济活动，例如20世纪80年代末期风起云涌的“弘扬……”、“发展……”、“ 坚持……”、“推动……”等等，结果其背后却隐藏着经济利益，或者在其实践过程中异化为经济目 的。人们始终（或经常）置身于一个自相矛盾的境地：一边是强大而严格的制度体系，另一边却是随 机应变的日常生活。在一系列冠冕堂皇的符号秩序掩饰下的是截然相反的现实行径，人们游走于隐含 “合法化”危机的社会秩序的各道裂痕之间而自行其是，错位的文明情境洋溢着无边的荒诞与诗意。 置身于这样的历史时刻的文化不再有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毋宁说它充塞着不置可否的喜剧精神，它 为当代叙述学提示了诗意祈祷、滑稽模仿、抒情与反讽等一系列感觉方式、修辞方式和表达方式—— 这种方式使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先锋派文学）最大可能地切近后现代主义。
总而言之，当代中国经济虽然处在欠发达的“准现代化”水平，但代表“第四 次技术革命”的高科技产业却也方兴未艾，“后工业社会”的种种迹象也初露端倪，即使就经济发展 状况而言，并不是找不到培植“后现代主义”的土壤。20世纪80年代外来文化的洗礼，给中国青年一 代作家提供了借鉴的范本，其中不乏后现代文本的激发作用。然而，不管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文化 模仿，都不能充分有效地说明当代中国产生后现代主义的根源及其本土特色。在我看来，正是当代中 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之间构成的奇特的多边关系，决定了当代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可能产生极其显 著的中国本土特征。当代中国正处于非常复杂而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它会聚了各种矛盾，隐含了多 种危机，而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后现代主义”问题，正是这种历史复杂性的高度表征。
注释
[1]［美］史蒂夫·卡兹：《勒克莱尔和麦克卡佛内》，227页，1983。
[2]冯骥才：《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冯骥才给李陀的信》，载《上海文 学》，1982（8）。
[3]参见王洪模等：《改革开放的历程》，515~519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年资料引自新华社通讯稿）
[4]参见［美］罗勃特·海尔布等：《现代化理论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9。该书多篇论文论及“趋同论”。
[5]［美］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3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6]［古巴］卡彭铁尔：《我们的作家》，9页，南美出版社，1975。
[7]［美］爱德华·希尔斯：《中心与边缘》，127、3、7页，芝加哥，1975。
[8]［美］爱德华·希尔斯：《中心与边缘》，127、3、7页，芝加哥，1975。
[9]参见［美］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