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美国人民的旅行情结
“若从旅行的角度来讲，也许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总是躁动不安。”（Zabel 1958：15）美国是一个始终在运动的国家。对于美国人民来说，旅行或迁徙的主题更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型。“运动作为母题在美国文化中尤为突出。美国是一个被殖民主义的探险家、冒险家、一波一波的移民和避难者发现和定居的国家，是一个被那些因寻求运气和更好的生活方式而发起西进运动从而开拓了巨大疆域的国家。”（Smelser 2009：5）从历史上讲，1492年10月12日，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发现了北美新大陆，从此将这个未被世人注意的大陆置于人类文明的视野之中。1620年9月6日，102名英国清教徒为逃避本国天主教的迫害，在清教领袖威廉·布雷德福的带领下，搭乘“五月花号”轮船，从英国南安普顿市出发，开始驶向新大陆这个“清新的、保持着童贞、又是荒野粗狂、渺无人烟的伊甸园”（罗伯逊1990：52）。他们乘坐的“五月花号”航船，其实只不过是一艘用于近海捕鲸的木帆船，排水量180吨。一路上，这些清教徒与风暴、饥饿和疾病顽强地做斗争，经过66天的航程，终于来到美国马萨诸塞州科德角湾的普罗文斯顿港。他们的这次航行对于美国的建立具有重要的仪式意义。在船上的时候，这些清教徒经过激烈的争论，共同签署了《五月花号公约》，奠定了后来在北美13个殖民地的自治原则，与后来的现代宪政制度下中央政府与地方自治的权力界限，以及机会均等的原则，共同形成“美国道路”的基础。来到北美大陆的这些清教徒们，首先考虑的是建教堂，盖学校，然后才是自己的家园。他们在美国的普利茅斯建立了象征美国建国精神的塔台，塔柱上刻的字是faith（信仰）、education（教育）、liberty（自由）和youth（青春）。这几个词汇代表着那些美国的先贤们旅行中所追求的理想，这些理想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美国人民的生活和理念。
1803年，杰弗逊总统从法国人手里购买了包括现在路易斯安那州在内的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廉价地向美国人民出售，从而为拓荒者西进提供了辽阔的疆域。于是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离开自己贫瘠的家园，开始向西部进发。当时的西进运动非常艰苦，主要原因是交通工具的不便。通向西部的道路大多是羊肠小道，行走起来非常困难。当时人们的交通工具基本上是马车，其中最具特色的一大景观是“大蓬车队”：由几头牛或几匹马拉车，车上载人，车顶有一张帆布，既可以避雨又可以晒牛粪。牛粪是主要燃料，可以用来烧火做饭。车上备有大量的淡水和食物，供长途旅行食用。另一种比较快的方式，就是搭乘木筏，沿河漂流而行。由于条件艰苦，许多人因饥寒交迫而死在西进的途中。但是，这丝毫不妨碍后继者的西进，有首民谣形象地刻画了拓荒时代美国人西行的精神风貌：
都来吧，希望改变命运的杨基佬们，
勇敢地走出你们土生土长的庄园，
离开爹娘怜爱不舍的村落，
跟我来吧，定居密执安。（罗伯逊1990：190）
美国人民西进的过程，也引起了世界的瞩目。英国观察家摩里斯·伯克贝克这样评论：“古老的美洲好像正在分裂并且向西迁移，当我们顺着俄亥俄的这条大路旅行的时候，在我们的前面和后面，很少不看到成批的家庭在迁移。”（福克纳1964：239）西进运动，正如“五月花号”航行一样，对美国社会影响深远。何顺果指出：“西进运动不仅是一个领土扩张运动，而且是一个群众性移民运动，更重要的还是一个大规模的经济开发运动。”（何顺果1992：1）美国历史学家弗·特纳也指出：“直到目前为止，一部美国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于西部的开拓史。”（Turner 2010：1）西进运动对美国文化的建构也影响至深。美国的独立战争使美国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但真正使美国在经济和文化上走向独立和强大的还要归于西进运动。西部边疆意识的成型使美国在文化上逐渐摆脱欧洲的影响，开始走向美国文化的本土化和个性化。同时，“西行”也作为美国文学中的一个结构性叙事体现在美国各个时期的文学中。在《草叶集》中，惠特曼把美国人民的使命与“西行”和上帝结合起来，认为只有通过西行，美国人民才能跟上帝联系起来。在《我自己的歌》中，惠特曼这样写道：“亚当的后代们，来到西方……（他们）来自上帝，来自圣人，来自英雄……”，在西方，“上帝会在那里等候，直到我来的条件已完全成熟”（惠特曼1991：139）。惠特曼所言的旅行，实质上就是通过地域的位移而实现的精神上的成长与成熟，是美国人民突破现实的羁绊而踏上的民主之路。梭罗也赋予“西行”象征性的含义：“现在就开始探险吧，走上那最远的西方之路，这样的探险并不停止在密西西比，或太平洋，也不叫你到古老的中国或日本去，这个探险一往无前，好像经过大地的一条切线，无论冬夏昼夜，日落月殁，都可以做灵魂的探险，一直探到最后地球消失之处。”（梭罗1997：301）
要实现旅行，必须有载体。早期的旅行者多乘驳船、马车或河流上的木筏，因而他们旅行的节奏并不快。这种状况，在“西进运动”初期表现得尤为突出。所以，随着“西行”的推进，美国也开始了以修建公路、铁路为核心的交通革命。比如，1811年联邦政府出资修筑的“昆布兰”大道，是这个时期最著名的一条公路。这条公路以马里兰州的昆布兰市为起点，一直延伸到伊利诺伊州的万德利亚，全长834英里，成为从大西洋沿岸通往西部的一条交通要道。但是，最令旅行的美国人民记忆犹新的是66号公路。这条公路开始兴建于1926年，途经伊利诺伊州、密苏里州、堪萨斯州、俄克拉何马州、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八个州，全长23939公里，跨越三个时区，将美国中西部和西海岸连接起来。随着66号公路的开通，美国人的旅行也日益增多，沿途乡镇快速发展，小型商店应运而生，为旅客提供加油、餐饮、购物等服务。加上公路宽敞平坦，深受司机青睐，日日车水马龙，成为重要的东西运输通道。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中西部遭遇一场百年不遇的干旱时，66号公路更是成为了穷困潦倒的美国人民外出避难的救命线，他们沿着66号公路这条唯一通往加利福尼亚的通道迁徙至西部，寻求幸福的生活。美国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在其名作《愤怒的葡萄》里这样写道：“66号公路是主要的干道，是逃荒之路……”（斯坦贝克1982：145）66号公路见证着一个民族的苦难，也见证了美国人通过旅行追求自由、勇敢与进取的精神。
随着蒸汽机车从英国的引进，美国的铁路建设也开展得如火如荼。1828年，美国的第一条铁路开始铺设，从巴尔的摩到俄亥俄州的埃利科特密尔，全长14英里。到1840年，美国铁路的总长度已经达到2818英里，仅次于英国而居世界第二位。美国的铁路建设热潮在19世纪60年代美国“西进”运动中更是达到了白热化的阶段。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建设横贯大陆铁路的法律，并选择太平洋公司联盟和中央太平洋公司分别从东部和西部开始兴建。这条铁路干线由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克拉门托市向东，由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向西。1869年东西两段铁路在犹他州境内接轨，正式宣告了被誉为世界铁路史上一大奇迹的横贯美国东西的大动脉的建成。它的建成，使得美国东西两端的运输日程大大缩短，不但方便了东西部人民的旅行，而且加快了沿线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1869年底，全国铁路的营业里程已达46844英里。至1900年底，两次铁路建设高潮使得美国的铁路线路已延长至258784英里，为1860年的6倍多。（薛伯英1988：39）这样的一场铁路交通变革对美国国家和个人的身份形成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据说在1809的“马车时代”，美国总统托马斯·杰弗逊所派的特使韦瑟·刘易斯和威廉·克拉克从大西洋沿岸的圣路易斯市沿密西西比河到太平洋沿岸，花了一年半的时间。而同样的距离坐当时的火车，最多不超过5天。火车的快捷时速使得昔日漫长的旅行成为一种在短期内可以解决的事情，因此极大地刺激了美国人民的旅行热潮。《哈泼新月刊杂志》曾经就铁路对美国人民动态流动性身份的影响做过形象的表述：
他是坐在车轮上出生的？他是在火车厢里长大的？也许他总是在不停地运动。毫无疑问，我们这个时代的神奇的男孩在以每小时三十英里的速度运动。他不是出生在静止不动的房子里，而是在他的眼睛还没有睁开的时候就被咆哮的火车带走了。他在不同的路段上晃动，他对人生的首次感觉就是在一望无际的空间飞快地运动，越过牛群遍地的丘陵和一排排的楼房。迅捷便利的火车对人的性格的影响或许以前有人讲过，但是在当今的时代，火车似乎已经创造了一种新型的人，铁路时代的直接产物。这个男孩可能并不成熟，但他一定与以前出生在家里或河道的小船上的人不同，并比他们高尚，因为不管他是在火车上出生的，还是在其他地方出生的，他都属于铁路文明系统。（Editor’s Drawer 1887：159-160）
一个7岁的男孩乘着火车广泛旅行的经历，使得哈泼杂志的编辑去思考那个铁路时代直接产物的“新人”的本质。他生于铁路之上，成长于铁路之上，隶属于“铁路的文明体系。”然而铁路对美国人民的影响还不仅仅如此，这位哈波杂志的编辑还进一步指出，确保“美国大陆自由”的铁路所产生的流动性一旦充分实现，则会在美国人民心中产生一种对于“伟大的西部的扩张性意识和话语”。这种西部意识就是，“美国人在伟大的西部能够发展自己，传播自己，实现他的价值”（Editor’s Drawer 1887：159）。如果说独立战争和内战促进了美国的政治统一，那么美国的铁路网络则促进了美国的地域身份的统一，在美国人民心中形成了地理的流动性和区域身份的悖论性统一。事实上，这种将铁路看作产生国家统一和同质性的观念支配了当时的历史和文学的写作。与铁路有关的交通图和旅行写作也刺激了美国人对国内地域的好奇，使他们认为美国地理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一系列目的地联系在一起，每个“目的地”都代表一个独特的、真实的地区。这一时期的流行写作反映了当时旅行者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又首先表现在当时的“区域文学”之中。它们与当时的非虚构性旅行写作一起，构成了反映美国国家身份和个人身份的“目的地话语”（Berte 2004：20）。这种“目的地话语”的本质，就是以铁路交通工具为载体的旅行对国家和个人身份构建的作用。纳撒尼尔·霍桑在《通天铁路》（The Celestial Railroad，1843）、威廉·迪恩·豪威尔斯在《现代婚姻》（A Modern Instance，1882）、萨拉·奥恩·朱厄特在《尖枞树之乡》（The Country of the Pointed Firs，1896）等小说中对铁路旅行以及铁路对于美国人身份的影响都有过表现。
伴随着公路和铁路的修建是火车和汽车技术的改进。19世纪30、40年代，美国的火车还是由许多木质部件和少量铸锻件构成的蒸汽机车，本身的重量不超过25吨，无论是载人还是载货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到了1850-1860年间，蒸汽机车的部件开始采用标准化方法生产，极大地改进了火车的性能，尤其是为火车作为承载旅客的出行工具创造了条件。1859年，第一列具有铁制的旅客车厢的火车在伊利铁路上使用了。1866年，东波士顿公司制造了一台供利哈依谷地铁路使用的30吨机车，可以托运200节货运车厢，这在当时简直是一个庞然大物，被认为是“美国货运事业的一次革命”。与火车技术变革同步进行的是汽车技术的进步。虽然法国人居尼奥早在1769年就造出了世界上第一辆具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汽车，但汽车技术的真正突破却是在1908年。这一年，人类汽车史上第一辆在生产线上大量装配的四轮汽车福特T型车在美国诞生。福特T型车一改以往汽车马车型的造型，加上功能配置方面的创新和改进，使它成为当时最佳的个人交通工具。亨利·福特T型车的诞生一下子把美国拉入了汽车的时代。该车型的发明人福特声称，他要通过汽车流水线的引进而降低汽车价格，从而使每个老百姓都拥有自己的汽车。福特T型车及其以后的汽车流水线生产，给整个美国安上了轮子，极大地刺激了美国人民的旅行欲望。从此，美利坚被称为是一个“坐在车轮上的民族”。凯姆普也用“道路的意象”（image of the road）作为美国文化的象征性符号，它的内涵意义是运动、自由（大路、自由路）、速度、兴奋和逃遁。（Smelser 2009：5）
“坐在车轮上的民族”这一名称折射出美国民族典型的旅行特征。美国人民的浪漫想象，催生出许多本土的“格列佛”。如今，“坐在方向盘后面，每个人都成了格列佛，身强力壮，比没有汽车时代的同胞们更容易获得成功。如果说列缪尔·格列佛的独特魅力来源于乔纳森·斯威夫特的如椽巨笔的话，那么大量的从同一个模子里生产出的美国格列佛们每天从底特律和克利夫兰的汽车流水线上驶出，驶向他们人生的车库。”（Dettlebach 1976：6）在描述自己所拥有的第一辆小汽车的时候，42岁的音乐家兼作家梅森·威廉姆斯如是说：“我在那辆车里做了许多事情。它第一次使我感到了成功，第一次获得生活的真正独立……第一次到周边城市去旅行……第一次喝醉酒。”（Mason 1964：2）有了小汽车，美国人的旅行更加方便。住在城市的旅行到乡下，住在乡下的旅行到城市，住在此州的旅行到彼州，住在国内的旅行到国外。这种永无止境的旅行或迁徙构成了美国的象征，并作为一种民族心理无意识潜移默化地传承下来，升华成一种“旅行情结”。正如阿斯特罗所言，“美国是一个旅行的民族。我们是一个流线型的、流动的民族，我们有充足的资金和闲暇来支撑我们旅行的冲动。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旅行，我们也到整个世界旅行，以便追求一种完美的生活。的确，我们对于旅行的嗜好源于我们对于熟悉和平庸生活的厌恶，如今这种嗜好已经升级为美国经验”（Astro 1980：1）。约瑟夫·厄沟也对美国民族的这种旅行集体无意识进行过深刻的论述，虽然他使用的是“穿越”（crossing）这一术语。“穿越是美国的一个根本性的旅行仪式。从一个地方或家乡穿越到另一个地方或家乡，并准备回答那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你从哪里来？旅行……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从行动上界定了美国的本质。”（Urgo 1995：55）
关于旅行或迁徙的目的，罗伯逊似乎更把它上升到国家意识的层面：“迁徙增强了人们对无限的机会和最终成功的信念。迁徙——物质上、地理上的迁徙，是社会和经济流动的象征。它也是进步、独立和个人自由融为一体的象征。在向城市迁徙的过程中，在城市内部从一地迁往另一地，在从一个城市迁向另一个城市，从城市迁到郊区和从郊区迁回城市的过程中，美国人，不论新老，都已经把他们自己同他们的移民史、殖民史、西进运动史和边疆史联系在一起了。他们无止境地通过迁徙重复着寻找机遇与自由的仪式般的模式。”（罗伯逊1990：315）当然，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民族，人们的旅行也具有多元的目的。在有些时候，美国人民的旅行甚至没有罗伯逊所言的那种高尚的目的，对于这部分人来说，纯粹的旅行就是一切：“美国生活中的一个中心诉求就是单纯的运动，要么是单纯的为运动而运动，要么是为了摆脱先前的状态。作为一个相对新兴和在时间上无根的社会，美国对于运动始终有很强烈的期盼。因此，美国文学中高密度地充斥着企图从运动中寻找价值的主人公形象就丝毫也不奇怪了。”（Butler 1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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