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典文学旅行叙事的功能

其实，就连18世纪的小说家本人内心都承认，他们煞费苦心给小说题目设定一种真实亲历性只是一个吸引读者的噱头。小说的真实目的，是借用虚构的主人公的空间旅行，表现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揭示主人公对异域世界的认知或对现世社会的批判。作为旅行现象叙述者、旅行空间和旅行时间都具有高度虚构性和想象性的这类文学作品，一般都具有显性的旅行表征，即直接描写主人公在地域层面上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一个地方，表现主人公在旅途中所见到的风土人情，所遭遇的困顿、孤寂，以及在旅途的终点所达到的精神升华、堕落、乃至死亡的状态。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吴承恩的《西游记》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作。饶有兴趣的是，如果我们放眼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发现旅行叙事在这些作品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仅以叙事学家普洛普在《俄国民间故事形态学》中所列的叙事类型为例，在三十一种类型中至少有七种是直接与“旅行”相关的。例如第一种，家庭的某一成员离家出走；第十一种，主人公离家出发；第十五种，主人公被转移、放逐或迁徙到他寻找的对象所在的处所；第二十种，主人公凯旋。这些旅行叙事类型的功能，按照南治国先生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1]：

第一，构建文学作品广阔的地域空间。文学作品的地域空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供作品中人物活动的地理意义上的地域空间，如道路、山川、河流、城市等，一个是隐匿于地理空间背后的文化空间，例如社会风俗、政论、伦理等。在具有旅行叙事的小说和诗歌中，主人公任何一次地理空间的位移都可能导致他对新的文化空间的调适。尤其是当主人公经历地域跨度大的旅行时，比如从一国到另一国的旅行或从人间到阴间的穿越性旅行，主人公的文化调适的程度也更强烈，比如国与国旅行之间出现的文化休克或时空倒置等。在这种具有旅行叙事的文学作品中，作家所构建的广阔地理空间主要是为主人公文化空间的调适提供氛围，作家所真正关注的是主人公在陌生的地理空间变动中精神所发生的某种裂变。受这种陌生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主人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沉溺于陌生的环境而无法自拔，他们要么精神迷失，要么道德沦丧，要么走向精神毁灭。康拉德的《黑暗之心》中的库尔茨由一个文明人裂变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麦尔维尔的《白鲸》中的亚哈船长的神经偏执乃至死亡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正如老舍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景物与人物的相关，是一种心理的、生理的与哲理的解析，在某种地方与社会便非发生某种事实不可，人始终逃不出景物的毒手，正如蝇不能逃出蛛网。”（老舍1991：237）

第二，架构文学作品情节的天然框架。具有旅行叙事的文学作品主要叙述主人公在道路旅行方面的地域经历和在精神方面的裂变，这为作家们提供了串缀情节而又使作品结构浑然一体的天然途径。巴赫金在论述古希腊罗马小说结构时指出，道路时空体有着天然的架构小说情节的功能，要描绘为偶然性所支配的事件，利用道路最为便利。（巴赫金1998：444-446）亚当斯也指出，旅行情节（journey plot）是想象文学中最基本的情节，因而“几乎没有小说家不把他们小说中的人物送上实际的或象征的旅途”（Adams 1983：148-149）。具有旅行叙事的文学作品中这种架构情节的天然框架，自然与它和游记的渊源有关。亚当斯认为，具有旅行叙事的小说与游记的主要区别则在作品的主观性方面（the amount of subjectivity）。“主观性越少，作品看上去越像游记；主观性越强，作品就越接近小说。”（Adams 1983：95）如果具有旅行叙事的文学作品单是继承了游记文学的架构情节的框架还不足以构成文学的整体感，只有将旅途故事中的精神内含建构起来，也就是说把文学作品的主题结构架构起来，这种具有旅行叙事的文学作品才能在叙事功能上臻于完整，正如斯道特所说的那样，简单的旅途必须成为一种象征之旅，成为关照自我的精神之旅（Stout 1983：13-14）。

第三，提供限知的叙事视角，营造故事的真实性。18世纪的小说家为了躲避读者对他们小说虚构性叙事的指责，通常采用旅行叙事的结构，让小说的主人公到遥远而陌生的国度去旅行，这样他们就可以“轻松地编造故事，且丝毫无损于故事的真实性”（Adams 1983：151）。这种旅途叙事一般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有限视角，即使不是采用的第一人称，也是把叙事视角局限在旅途主人公的视阈之内，叙述旅途主人公的所见所想，因而使得故事具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康拉德的小说《水仙号上的黑鬼》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但却以生动的叙事以及探讨人类在面临自然危机时的道德表现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这一叙事效果的取得主要得益于康拉德放弃传统的无所不知的叙事手法，让一个不具姓名的水手来进行叙述，通过这个水手的有限视角，来表现这个象征人类社会的“水仙号”商船上所发生的人性故事。正如爱·缪尔在评论这个故事时所说的那样，康拉德“放弃了无所不知的作者使用的方法，采用了个人叙述法。这样，他就在讲故事的人和故事之间建立了合法关系，由于现在他本人也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了，因此他所讲的东西就不是一种插叙了。读者对他能了解书中别的人物是绝不怀疑的，读者把他当作亲身经历此事的人了”（谬尔1990：179）。

第四，见证世间百态，传递社会意识。巴赫金指出，道路是古希腊罗马小说中人物邂逅的主要场所，“在这里，任何人物都能形成相反的对照，不同的命运会相遇一处相互交织；在这里，人们的命运和生活的空间系列和时间系列，带着复杂而具体的社会性间隔，不同一般地结合起来”（巴赫金1998：444-445）。当然，不仅仅道路是社会人物们相聚的主要场所，旅途中的旅店更是这种社会人物发表言论的主要地方：“它们为演员、情人、流浪汉、水手、逃犯以及各式各样的旅者提供了相遇的场所——情形总是这样，提及旅店时，小说中被称为‘我们的旅者’的人物——他们需要停下来，不只是因为他们需要用膳和留宿，而且，他们需要彼此讲述各自的故事，大声地朗读或者发表演说以吸引听众。旅店为小说家提供了一种场合……”（Adams 1983：225）在这里，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或国别的人物不仅能够相遇，而且通过他们对各自社会阶层的表述，小说家们可以表现世间的万花筒般的生活，自觉或不自觉地传递出某种社会意识，比如对文艺复兴思想的礼赞或者殖民主义对被殖民者的凝视等。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旅途和泰巴德旅馆就是典型的旅途场景。在这里，来自骑士、僧侣、学者、律师、商人、手工业者、自耕农、磨房主等社会各个阶层的29个朝圣旅客，讲述了他们所在阶层的故事。借助于这些故事，乔叟展示了14世纪英国社会的各种风貌，对貌似神圣的僧侣们的邪恶行为进行了讽刺，宣扬了人文主义思想等。美国自然主义小说家斯蒂芬·克莱恩的《蓝色旅馆》也是这样的一部小说。通过表现来自美国东部、西部和瑞典的几名旅客在旅馆里的相遇和冲突，克莱恩揭示了不同区域的人们的文化心理以及跨文化冲突的必然性。正是因为旅途小说的这种独特性，英国18世纪的小说家们在构建故事情节时，总是喜欢把故事集中在一个旅行着的主人公身上，让主人公在社会中做一览无余的旅行，在旅行中遭遇各种妙趣横生的人物和场景，从而反映当时的社会和生活。（谬尔1990：356-357）

注释

[1]关于旅行小说的叙事功能论述参阅了南治国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南洋之旅》（2005年）的部分论述，见49-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