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杀鹿人》：西行与美国民族身份的追求

库柏对美国西部神话的建构，主要体现在由《开拓者》（The Pioneers，1823）、《最后的莫西干人》（The Last of the Moxicans，1826）、《大草原》（The Prairie，1827）、《探路者》（The Pathfinder，1840）和《杀鹿人》（The Deerslayer 1841）等系列小说组成的《皮袜子故事集》中。在库柏的这部以“皮袜子”为主线的系列小说集中，旅行叙事显然构成小说最明显的结构性因素。例如，《开拓者》讲述的是美国人在西进的过程中文明与自然的冲突，边疆定居者的天真典型地体现在他们对荒野旅行的反应之中。故事的结尾，是故事的主人公纳蒂·邦波扛着猎枪，在夕阳映照下，继续向西旅行，消失在西部的原始森林之中。《探路者》一开始就讲述一个年轻女人到一个边疆村落的旅行，她险些成为邪恶的印第安人向导阿罗希德的牺牲品，是鹰眼纳蒂·邦波在关键时候营救了她。

虽然从出版时间上看《杀鹿人》是《皮袜子故事集》中的最后一部，但从主人公纳蒂·邦波经历的故事情节连续性方面看，《杀鹿人》应为该系列中的第一部小说。从叙事学意义上讲，这部小说属于历险小说（adventure novel）或以追寻（quest）为主旨的罗曼司（romance）范畴。说《杀鹿人》是历险小说，是因为它在表层意义上讲述的是主人公纳蒂·邦波和他的印第安朋友们在美国西部大森林里的历险故事，湖上泛舟、林中追铺、激烈的伏击、主人公受难、削印第安人头皮等叙事元素与传统的美国西部小说的叙事元素并无什么差异。同时，《杀鹿人》的叙事格局也符合罗曼司的叙事特征。主要由沃尔特·司格特爵士所开创的罗曼司具有一种清晰可辨的叙事模式。年轻的主人公来自中产阶级社会，由于误解或一些社会事件，而被迫与他的情人分离。主人公在异域他乡经历一系列冒险，证明了他的男子汉的英雄气质，最终与他的情人结合。这种罗曼司的情节经常建立在历史事件上，经常描写与一些具有神秘历史背景的人物的巧遇。这些罗曼司的叙事情节在《杀鹿人》中都有表现，但并不是传统罗曼司情节的如法炮制。

从深层意义上讲，《杀鹿人》也是一部主人公成长小说。从古至今，青少年向成人的转变都要经历物理和心理意义上的成长（initiation）仪式，要经历一种追寻（quest）来证明他们已经适合进入成年的阶段。在深谙欧洲文学中成长叙事的同时，库柏也在约翰·赫克威尔德（John Heckewelder）的作品中读到有关德拉华印第安人成长性旅行的故事，赫克威尔德对德拉华印第安人和莫西干印第安人的了解和同情为库柏写作印第安人的小说提供了必要的素材。正如詹姆斯·富兰克林·贝尔德所言：“《杀鹿人》的戏剧性框架几乎源于赫克威尔德对于‘视觉追寻’（vision quest）的描写，这是一种成长仪式。根据这种仪式，处于青春期的印第安人男性要被送入森林或大山，去寻求据说居住在自然中的‘守护精灵’……库柏对于这种成长仪式的了解，他早期对寓言形式的阅读和试验，他对于合众国人民公开场合和私下场合道德素质的关注，他对于风景的好奇……全都倾注在《杀鹿人》中，以便用美国语言创作出第一部成功的‘成长’小说。”（Beard 1987：xxxii-xxxiii）

不管是历险叙事、罗曼司叙事还是成长叙事，其结构都内在地包含旅行叙事。《杀鹿人》叙述的是主人公纳蒂·邦波在美国西部明镜湖的旅行经历和精神成长的故事。小说一开始，库柏就引述了拜伦《查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中的名言，借以表明在大自然中的旅行对人类心灵的影响：“在那不见道路的森林中别有一番趣味，在寂寞的海岸上自有一番销魂的欢欣，在大海之滨，有一种世外的境界，没有人来打扰，海的咆哮里有音乐之声。我爱世人不算泛泛，但我爱自然更深。”（拜伦1990：287）接着拜伦的名言，是库柏本人对旅行与人类想象力的生成关系的论述：“形形色色的事件变故，能在人们的思想上产生如同时间那样的作用。因而一个见多行远的人，易于有人生久远、岁月漫长的感觉。”（库柏2003：1）

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740年6月的某一天，外号叫“杀鹿人”的小说主人公邦波跟他的朋友亨利·马奇到位于纽约北部的明镜湖地区去旅行。正如小说的副标题“第一次征途”所暗示的那样，这次旅行将使杀鹿人邦波完成人生中从少年到成年的重要转变。虽然从年龄上看杀鹿人已经是一个23岁的小伙子了，但他还是一个小男孩而远非一个成人。更重要的是，他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身份。纳蒂·邦波出生在白人的文化中，在印第安文化中长大。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如何解决两种文化的关系，并最终形成自己的社会身份，这是邦波通过此次旅行要解决的问题。

除了要经历一次远足之外，要成为一个成人，杀鹿人邦波还必须经历一次边疆生活中的危机，那就是暴力事件或在决斗中把另一个人杀死。这种通过人生的考验而走向成人世界的仪式不仅是美国主人公成长小说的重要结构性元素，而且是库柏在这部小说中所着意表现的母题之一。关于这一点，库柏在1851年的序言中曾明确指出：“在这本书中，主人公正在走向成年。他正在拥有这一有趣的人生阶段的新鲜情感，以及明显属于年轻人的那种讨人喜欢的力量。”（Cooper 1987：6）

小说的前几章讲述杀鹿人邦波来到明镜湖后对那壮观的自然景色的印象以及对西部边疆居民的了解。这是《杀鹿人》中旅途叙事的一个重要的显性因素。比如杀鹿人初到明镜湖时所看到的自然景色的反应就非常生动：

杀鹿人置身湖滩，一见眼前这一派意想不到的景色，惊奇地“啊”了一声……，齐湖滩平铺一湖浩淼、宁静而澄清的碧水，一如镶嵌在苍山绿林间的一团山岚……一座孤山拔地而起，山的东面两侧则是一抹低地，把大地点缀得婀娜多姿……然而，这一幅美景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四外那一片赏心悦目的寂谧和宁静。极目远望，映入眼帘的是一平如镜的湖水，宁静的苍空，郁郁葱葱的林带。林木茂密青翠，见不到一角空地。自湖岸直至馒头型的山巅，无处不是青翠的色彩……简言之，这是一块不曾为人类蹂躏和玷污的处女之地，一幅壮丽、辉煌、富饶的森林的绝妙图画，它衬托在浩淼的烟波水色之间，承受眼光的恩沐，弥漫着六月的花香。（库柏2003：29）

这种对明镜湖畔自然景色的描写，像《皮袜子故事集》中的其他风景描写一样，在库柏的“西行”叙事中具有重要的仪式性意义。西部秀美壮观的风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杀鹿人邦波的性格和成长之路。他不屑于生活在白人的文明社会，又不想一生居住在一个固定的地方。邦波总是沿着美国的边疆西行，逃避文明的破坏性力量，然而又无法彻底地与世隔绝。因此，邦波拥有一个有限的地域空间，不断地徘徊在边疆的荒野与文明社会之间。正是这种不断的旅行与文明社会的疏离，使杀鹿人邦波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民主的思想。兹夫认为，邦波身上的民主思想“是从自然中获得的，而不是在民主社会中训练出来的”（Ziff 1981：267）。

从自然中习得的民主思想以及在德拉华印第安人那里的生活经历使杀鹿人邦波本能地对印第安人产生一种好感。他不希望像其他白人那样，以屠杀印第安人并获取他们的头皮为乐。虽然根据边疆的习俗，一个少年要想成为一个成熟的青年必须经历杀生这个阶段，杀鹿人仍然不希望以屠杀印第安人来完成自己的成年仪式。邦波的这种思想被他的旅行同伴马奇视作一种幼稚和不成熟的表现。在旅途中，邦波不断受到同伴的奚落，说他不懂得决斗的经验，要想走向成熟，必须拿印第安人开刀杀生。邦波对马奇这个邪恶的引路人非常反感，说道：“你这是说我们的结伴旅行很快就得结束了，马奇先生；要是你看着合适，今天晚上我们就可以分手。我有个朋友在这一带等着我，他可不会把和一个没杀过人的小伙子结伴看作是丢脸的。”（库柏2003：8）虽然不想屠杀印第安人以获得马奇所说的格斗经验，邦波对自己的勇敢仍然比较自信，一旦危急的形势促使他开枪时，他不会惧畏火药。在开枪杀人这一人生考验发生之前，库柏安排了其他几个情节，来暗示杀鹿人邦波必将成长为一个史诗英雄。虽然无法阻止马奇和“水上漂”汤姆去猎杀印第安人，邦波却勇敢地保护了汤姆的两个女儿免受印第安人的袭击。邦波驾驶着方舟驶向湖中心的时候显示出与他年龄不相符的冷静，他的人与自然和谐以及人与人（包括印第安人）平等的思想甚至赢得了朱蒂斯和赫蒂两位姑娘对他的敬重，面对马奇对他与朱蒂斯情感的嫉妒他能巧妙地予以化解。

要完成成年仪式，邦波必须像古希腊的武士那样通过一场决斗来实现一次杀生。面对要置他于死地的印第安部落明果人，邦波毫不犹豫地从宁静的湖泊转入厮杀的森林战场。通过描写从湖泊到森林的地域转化，库柏象征性地再现了邦波从安静的少年到自信地走向荒野的鹰眼的转变。他以后发制人的方式杀死了要置他于死地的明果人林克斯，但却不割这位印第安人的头皮。割头皮是当时印第安部落杀人的一种野蛮风俗，邦波在决斗中打败那个明果印第安人而不割下他的头皮，象征着基督教的文明与土著印第安人的野蛮信条的冲突。最后，林克斯对邦波不割下自己的头皮充满感激，临死前赞美杀鹿人邦波为鹰眼，说这是印第安明果部落对英雄的称号：“好一幅眼光……手指是闪电……瞄准……死……很快……就会成个了不起的战士……。别叫杀鹿人……叫鹰眼……鹰眼……鹰眼……握手……”（库柏2003：104）

与印第安人钦加哥会面是邦波在此次旅行途中完成成人仪式的另一个必要的步骤。邦波与印第安人钦加哥的会面是在明镜湖出口处的一块岩石上举行的。库柏对这块岩石以及周边风景的描绘再次暗示了库柏的民族主义和浪漫主义思想。库柏想让美国人牢记和尊重他们的过去，这种过去，按库柏的话来说，在这个年轻的国家历史上并不遥远。不管怎么说，在白人发现它之前，美国的内陆已经拥有了一种未知的、沉静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过去：“此时，湖北面突出的胛角挡住了视线，在平底船上已看不到湖中的水寨了。一座高山横亘在前面，山上密林覆盖，山顶与周围的群峰一样呈正圆形；西边山麓下，一弘湖湾，向内陆伸展有一英里之遥。在绿茵笼罩下，碧水荡漾，流向河谷……这儿正是杀鹿人和他的朋友相约会面的地方。”（库柏2003：124-125）

从象征的意义上讲，纳蒂·邦波在明镜湖的旅行和精神成长暗喻着年轻的美国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追求以及最终的成熟历程。如前文所言，邦波身份的不确定性、他的古怪语言方式以及奇异的装束，给人留下了一种不属于任何时代的感觉。正是以这种方式，库柏让邦波超越现实，进入一种神话的维度。邦波成了美国祖先的原型。邦波的非身份归属性也正象征着当时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在成长的过程中所面临的身份的困惑以及历史欠缺问题。

库柏所浓墨书写的明镜湖构成具有美国独特荒野和人文特征的“族裔风景”。地域风景是美国人追求民族身份的一个重要因素。史密斯认为：“国家的建立首先需要一个供这个国家生存的地方……一片历史的土地，一个家园，一片祖先的土地。只有祖先的家园才能给一国之民提供所需的物质和情感方面的安全。”（Smith 1999：150）史密斯将这种依附于地理空间的国家目标追求称之为“记忆的领土化”，将这些诗性的风景称之为“族裔风景”（ethnoscapes）（Smith 1999：150-151）。那么像美国这样的没有民族历史的移民国家怎样构建自己的“族裔风景”呢？史密斯认为，那些与土地没有历史关联的国家，通常把他们祖先的家园描写成一个应许之地，将“处女地”和边疆理想化为他们自我形象的神圣因素，并将他们看作是一个幸运的国家命运的产物（Smith 1999：153）。在《皮袜子故事集》中，不管是《杀鹿人》《最后的莫西干人》还是《开拓者》和《大草原》，都不乏这种对美国荒野和边疆风景的浪漫主义描写。它们构成了主人公寻求美国身份的“族裔风景”。尤其是杀鹿人在旅途中所见到的明镜湖，是库柏《皮袜子故事集》中最为美丽的风景。D.H.劳伦斯称之为“比人类的语言所创造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加可爱”（Lawrence 1962：106）。徜徉在湖泊中就好比婴儿躺在母亲的子宫里那样和平和安逸。邦波从以明镜湖为代表的美国荒野而不是从当时依据英国的意识形态那里所获得的与印第安人平等的民主思想，库柏认为是地道的“美国性”。

邦波与明果印第安首领的和解，象征着年轻美国民族身份的形成，首先是通过白人与土著居民的冲突和融合而逐渐实现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看到了一种替代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中，皮袜子取代了土著人的文化，承认在这位印第安人身上他们英雄的历史和美德可以作为美国民族保存下来。”（May 2011：180）邦波通过旅行寻找印第安人钦加哥的过程，首先暗喻着西方文化中的寻父情结，这个情节早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就已经存在。在《奥德赛》中，俄底修斯的儿子帖雷马科斯的寻父“是每个儿子或自感尚未‘成熟自立’的人必须经历的过程……他内心渴望成为英雄父亲的儿子，他只是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做。所以雅典娜的指点就是他迈向自我、开始承担自己使命的开端。”（杨经建2006：162）其次，邦波与钦加哥的交往也体现了西方文化中所谓的“血缘神话”（myth of descent）母题。血缘神话是西方18世纪民族主义兴起和国家形成时期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是“一种对过去伦理的再发现，这种过去的伦理提供重要的记忆、价值、象征和神话，没有它民族主义将是苍白无力的”（Smith 1998：45）。换句话说，形成一个真正统一和强有力的民族的条件，不仅需要领土、经济、教育和法律体系，而且需要能将多元文化和社会成分整合起来的伦理基础。而这种伦理基础正是通过血缘神话构建起来的，正如史密斯所言，血缘神话“试图对诸如同源性和归属性这样的问题做出回答”（Smith 1986：24）。为了形成自己的民族身份，具有50年历史的美国在试图摆脱欧洲文化母体的同时，也试图在完全不属于欧洲文化的印第安人那里找到自己的身份之源。正如莱斯利·费德列所言，印第安人“不是诺亚的子孙，他完全脱离于我们从欧洲带来的神话，他是一个完全具有自我意识的新人”（Fiedler 1968：19-20）。

库柏通过对明镜湖的描写暗示那种未知的、沉静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就是印第安人的历史和文化。杀鹿人邦波要真正走向成熟，除了完成英勇的杀戮之外，必须要找到不同于欧洲文化的美国文化源头，并与之融合。正是在明镜湖畔这块象征历史和现实的岩石上，杀鹿人终于与代表美国文化源头的印第安人钦加哥相遇了。钦加哥在与欧洲人的交往中已经懂得一些英语，但是为了保护自己民族的特征，他不到万不得已，不讲英语。他仍穿着自己民族的服装，保持着自己民族的宗教信仰。邦波与印第安人钦加哥的交往将在库柏的“皮袜子”系列小说中继续呈现。他们之间的交融以及两种宗教信仰之间的冲突，代表了美国民族身份追求历程中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