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水秋山
——元·脱脱等《辽史·营卫志》
四时捺钵
西辽河，是辽河的上游，也是辽河的最大支流，由南源老哈河与北源西拉木伦河汇合而成，贯穿内蒙古赤峰市南北。由西向东，河流水系范围恰好处于大兴安岭东南麓和燕山北麓的夹角地带，因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扇面形流域——西辽河流域。
这一流域历史上曾诞生过红山文化和夏家店文化等富有生机、极具创造力的优秀文化，是科考已知出现最早的华夏文明。这一地带属于欧亚大陆草原通道南缘东端，濒临北太平洋西岸。古代的西辽河地区处于连接中国南北和沟通世界东西的交通要冲，其多种经济并存、多种民族交融、多种文化荟萃，是我国古代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
契丹祖先发源于西辽河流域。10世纪初，契丹人以西辽河一带为中心，建立起了草原帝国。辽代，这里是辽西松漠地带，草原植被繁茂、松柏参天，高山、平原、森林、草原、沙漠、湖沼相间，大河流过，环境面貌属于典型草原。夏季水草肥美、河水湍急，冬季寒风刺骨，春秋两个季节风沙漫天。契丹人生息于此，过着典型的游牧生活。《辽史·营卫志》描述：“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广荐之中，毡庐数十，无垣墙沟表，至暮，则使人坐草，褒庐击柝。”宋苏辙《奉使契丹》之十五《虏帐》写道：“虏帐冬住沙陀中，索羊织苇称行宫。从官星散依冢阜，毡庐窟室欺霜风。……礼成即日卷庐帐，钓鱼射鹅沧海东。秋山既罢复来此，往返岁岁如旋蓬。”随四季的变化迁徙，逐水草而居是契丹人在游牧和渔猎生活中养成的习俗，“秋冬违寒，春夏避暑”，“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这些逐水草而形成的“行在所”（或叫行营），用契丹话说就叫“捺钵”。
“捺钵”是契丹语的译音，本义为行宫、行在、行营、行帐。捺钵制度是由契丹传统习俗发展而来的，指辽帝在一年之中所从事的与契丹游牧习俗相关的营地迁徙和游牧渔猎等活动。辽朝建立后，皇帝依然四时游猎，在游猎之地设置行营。辽朝捺钵制度将一年分为春水、秋山、纳凉、坐冬四个阶段，因此也称“四时捺钵”。
《辽史·游幸表》是关于辽代帝王游幸畋猎的记录，逐年记录了从太祖一直到天祚帝辽代各帝一年四季的行猎地与行猎方式。这些行猎地中位于西辽河流域的有潢水（西拉木伦河）、土河（老哈河）、长泊、广平淀、黑山、永安山、木叶山、马盂山等，它们或是茂林广草，或是长泊湖沼，辽帝王四季穿行于其中行猎，这时的西辽河流域不但奔跑着鹿、兔等草原动物，而且水中有鱼，水边有鹅，山中则是虎、熊的世界。
契丹人的游牧行在方式决定了其衣食住行以及信仰习俗，构成了契丹世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即捺钵文化。契丹人在祭祀父祖时唱道：“冬月时，向阳食，夏月时，向阴食；使我射猎时，多得猪鹿。”这就是对他们冬季就温、夏季就凉的生活习惯的自我描述。《辽史·营卫志》记载：“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辽国尽有大漠，浸包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辽西松漠地带，自然环境的多样性，使得契丹族一直保留着游牧、渔猎的生产生活方式。根据不同的季节与气候条件，选择自然环境相对“宜居”的地点安排经济生产与社会生活，促使契丹人选择了有利于发展的生产生活方式，即游猎畋渔的捺钵文化。
契丹“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无日不营，无在不卫；立国规模，莫重于此”（《辽史·营卫志》）。在游牧社会中，契丹人长期在平地松林一带游牧，娴习射猎，长于战斗，使契丹民族富于尚武精神和创造能力。契丹人进入幽燕地区以后，仍不废鞍马骑射，四时捺钵制一直保持不变，这与北方民族的尚武精神有关，捺钵活动更是契丹人练兵习武的重要方式。
到了辽代中晚期，捺钵已经引申成为国家政体的一种规制，契丹皇帝出行的行宫，成为政治活动的中心。皇帝出行，契丹大小官员、妃嫔侍从和部分汉官扈跸同行，长达数月；“捺钵”之际，也同时临朝听政、接见外国来使，或举办“头鹅宴”“头鱼宴”等娱乐活动，规模盛大。皇帝一年四季都游走于捺钵地之间，政治事务基本都在捺钵地处理，冬、夏两季在捺钵地召开两次南北臣僚会议；皇帝“春水秋山”，辽属国、属部首领要到捺钵地朝见辽帝，皇帝以此安抚、控制、考察各属国或属部的政治内容。但两次议政会议后，大部分汉官返回中京居守，处理汉族事务。所以，辽朝政治活动中心不在五京，而在四时捺钵地。这是契丹建立辽朝之后的一项颇具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政治制度。
契丹人进入中原以后，既没有放弃原有的游牧社会的组织结构，也没有照搬中原的政治体制，而是采取二元并存的政治体制，“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设立的北、南枢密院是辽代最高行政机关。契丹有崇拜太阳的习俗，以左为尊，皇帝的宫帐坐西朝东，以其牙帐居大内帐殿之北、南，故以北、南面官称之。北、南面官分管契丹人和汉人：“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这明确显示辽帝实行“一国两制”，不是由辽帝“自行统治”或“转委汉族大臣统治”，他们都在辽朝的统一管理之下“因俗而治”。辽五京的兴建和捺钵制度一样，是辽朝兼具“城国”和“行国”特色的国家体制的突出表现。它们都是辽国历史的重要组成和鲜明特征，更突出地体现了契丹人“因俗而治”国策之下的区域管理的原则，五京先后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家状态的发展，四时捺钵也不断动态变化，捺钵时间也在不断地被压缩，它原来所具有的紧凑性和连续性在一步步地消失，它越来越成为一种仅具象征性的仪式，到了辽晚期以后，逐渐变成“春水秋山”。
春水秋山
女真人灭辽后，建立金朝，继承了契丹捺钵遗俗，只是与契丹人以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不同，女真人不仅狩猎还从事农耕生产，金代的捺钵没有那么明显的“四时”之分。春水即春猎之水，秋山即秋猎之山，因以春水秋山泛称所有春秋狩猎地点，后来遂成为春猎秋猎的代名词。
一、春水
光春宫外春水生，
鹅飞下寒犹轻。绿衣探使一鞭信，春风写入鸣鞘声。
——赵秉文《春水行》
这首《春水行》是金代诗人赵秉文描写金代春水猎鹅（鹅雁、天鹅）的实录。金章宗于光春宫外春水，探使鸣鞘报鹅雁之行踪，卫士鸣锣击鼓，鹅雁惊起，左右卫骑举旗麾之，章宗亲纵海东青擒鹅，海东青像箭一样蹿向天空，只见空中羽毛乱飞，鹅雁纷纷坠地。受伤的鹅雁落到地上，守候的虞卒猎夫即将其擒获。捕得头鹅后荐享陵寝，群臣称觞致贺，将鹅毛插在头上欢娱庆祝。以头鹅献宗庙、祭祖先，以祈福盛世的做法，是世宗以后形成的定制。大定四年（1164年），世宗春水于安州，“获头鹅，遣使荐山陵，自是岁以为常”。其他各种规制也大都是世宗以后渐渐形成惯例的。到了章宗时，春水猎鹅的过程已经程式化了。海东青全称海东青鹘，是辽金元时期最受尊崇的一种猎鹰。它产于辽之东北境外五国部以东海上，故称“海东青”，亦称“海青”“鹰鹘”“吐鹘鹰”。海东青体小而矫健凶猛，疾飞如电，善于捕捉飞禽，“小而俊健，爪白者尤以为异”，是辽代女真人向契丹皇帝进献的重要贡品。女真人十分重视海东青的征集和驯养，有专门的驯鹰机构叫鹰坊。金代还形成了以海东青捕捉天鹅为图案标志的“春水之服”的定制。由此可见，金代春水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之大。
赵秉文的《扈从行》记录了扈从章宗春水的情形：
金代“春水”沿袭了辽代“春捺钵”，每年初春利用训练有素的海东青，在水泊之地捕捉鹅雁。这是皇帝带领宗室成员、后妃、群臣及随从参加的大型狩猎活动和仪式。诗中说的“春水围鹅”，是指在春水围场中围猎鹅雁，故凡是春水之地都有一个以湖泊为主体的围场。金代春水的主要活动是捕猎鹅雁，辽代春水实即以捕鹅雁为主要内容，捕鹅雁之外，还有“钩鱼”。金春水与辽春捺钵的不同之处在于，春水的活动全以捕鹅雁为中心，而没有“钩鱼”内容。
金朝初期的捺钵制度化，始于熙宗天眷二年（1139年），“是冬，金主亶谕其政省：自今四时游猎，春水秋山，冬夏捺钵，并循辽人故事”。但捺钵之制并不规范。金熙宗时每年春水的起始时间，或始于正月，或始于二月，或始于三月；春水结束的时间更是各不相同，早则三月，晚则八月。而世宗以后的情况截然不同，世宗和章宗两朝的历次春水几乎都在正月至二月间，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世宗在上京附近的春水，起讫时间为二月至四月，每次春水的时间则大都在25天至40天。金朝的春水之制，世宗和章宗两朝最为规范。
金朝初期皇帝“春水”巡游之地，多在今松花江及其支流呼兰河、拉林河及阿什河流域。当时这一带水网密布，多山林湖泽，野生资源丰富，距金朝上京会宁府又比较近，被称为“春水爻剌之地”。金太祖时，松花江流域就建有部堵汗行宫，熙宗朝春水爻剌建有行宫天开殿。宋代理学家朱熹谈道：“金虏旧巢在会宁府，四时迁徙无常：春则往鸭绿江猎；夏则往一山（忘其名），极冷，避暑；秋亦往一山如何；冬往一山射虎。今都燕山矣。”（《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三）鸭绿江就是混同江（鸭子河，今松花江），“春则往鸭绿江猎”指的是爻剌春水。
金朝迁都中都以后，皇帝春水之地文献记载的有：世宗在位29年间，至少有15年曾行春水；章宗在位20年，有17年春水记录。地点多在安州（今河北省安新县南）、滦州石城县（今河北省唐山市东北）、蓟州玉田县（今河北省玉田县）、遂州遂城县（今河北省徐水县西）、顺州（今北京市顺义区）、大兴府大兴县等近郊州县和近畿之地。这些地方都建有行宫。如京郊太宁宫（章宗时改名万宁宫）、遂州遂城县光春宫、滦州石城县长春宫，还有蓟州玉田县御林行宫，以及中都城南建春宫、城北玉泉山行宫，皆为世宗、章宗“春水”出巡的驻跸之所。
二、秋山
辽代的“秋山”是秋捺钵的同义词，而金代的“秋山”指春水之外的一切围猎（或称田猎、畋猎）活动，大致分为夏、秋、冬三个时间段的围猎活动，但时间界限不如辽代的四时捺钵那么分明，故没有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之名。金章宗的“秋山”则专指秋猎，章宗时期九次秋猎，《章宗纪》均明确称之为“秋山”。
金代捺钵还有一项内容是“驻夏”（或称“坐夏”），与辽夏捺钵不同，主要目的就是避暑。《南迁录》曰：“炀王（即海陵王）既都燕，以亲王宗室上国人畏暑毒，到二月末遣归始兴沈州龙漠过夏，至八月回京。”章宗欲赴金莲川驻夏，谓“朕欲巡幸山后，无他，不禁暑热故也”。
山后是金代历朝皇帝驻夏的主要地区。山后、山前之称始于辽五代时期。辽代所谓的山后、山前是以阴山为界的，山后即阴山之北，山前即阴山之南。金代山后、山前的地理范围大致是与燕、云相对应的，山前、山后的分界线是燕山，其中山后的地理范围更宽泛一些，大体包括整个西京路的范围。
山后的炭山是辽朝传统的夏捺钵之地，地处今河北省北部张家口沽源县境内，发源于沽源与丰宁两县交界处的滦河，穿越山林湖泊，迤逦前行，曲致如带，过沽源，绕蓝旗，经多伦、承德诸地，滋育着坝上草原，使这里气候清凉、水草繁茂、羊肥牛壮。这一地区，《辽史》中又多称“陉头”“凉陉”，金代文献中通称此地为凉陉。凉陉的北面是世宗以后固定的驻夏场所“金莲川”。
金朝前期，女真宗室权贵也常驻夏于山后，金代自太宗时起就有在凉陉驻夏的记录，熙宗、海陵王以及完颜宗望、挞懒（完颜昌）等人都曾驻夏于凉陉。世宗时期以金莲川作为固定的驻夏地点，并在金莲川以南的凉陉建立了驻夏行宫景明宫。金莲川一带在今内蒙古正蓝旗和河北沽源县之间的滦河南岸，其南面就是辽朝的夏捺钵地凉陉。世宗曰：“莲者连也，取其金枝玉叶相连之义。”金莲川之得名，是因为此地盛开艳丽的金莲花。今天的滦河南岸，仍有一片东西长近十里、南北宽一至三里的草原，每到夏季便开满了金莲花，当地人称为“沙拉塔拉”，意为“黄色的平野”，亦即“金莲川”之意。
世宗之所以选择金莲川作为驻夏捺钵之地，主要是因为这里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宜避暑。金人梁襄云：“金莲川在重山之北，地积阴冷……气候殊异，中夏降霜。”这一地区多山林，海拔较高，地处滦河上游，盛夏无暑，成为辽金元三代的避暑胜地。
除了宜人的气候条件之外，金莲川所在的滦河上游是金朝控制漠北蒙古、塔塔儿等部的前哨阵地，其地理位置相当重要，世宗选择金莲川驻夏还兼有巡边耀武、威慑北边各族的用意。
世宗在位29年间，至少有10年驻夏于金莲川。在金莲川驻夏的时间一般为四至五个月，通常是四、五月间由中都启程，九月返回，只有两次是在八月返回的。因此，从时间上来说，所谓的“驻夏”，实际上是跨夏秋两季，不同于辽的夏捺钵和秋捺钵。
到了章宗时期，由于时势的变化，皇帝已很少到远离中都的山后去避暑了。章宗在位20年，只有三年是在山后驻夏，其中金莲川之行仅有一次而已。
章宗时，一方面由于女真族的汉化程度已深，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北部边境外患严重，在朝廷臣僚中反对游幸金莲川的呼声越来越高。明昌四年（1193年）夏，章宗“将幸景明宫”，御史中丞董师中、侍御史贾铉等极力谏阻，曰：“劳人费财，盖其小者，变生不虞，所系非轻。……今边鄙不驯，反侧无定，必里哥孛瓦贪暴强悍，深可为虑。”又谓：“今都邑壮丽，内外苑囿足以优佚皇情，近畿山川飞走充牣，足以阅习武事，何必千车万骑，草居露宿，逼介边陲，远烦侦候，以冒不测之悔哉。”在这种情势下，章宗不得不打消了到金莲川驻夏的念头。及至金卫绍王大安元年（1209年），金莲川的驻夏行宫终于被入侵的蒙古人一把大火焚毁。
章宗时期在山后的另一所驻夏行宫是龙门县（今河北省赤城县西南）的泰和宫（后改称庆宁宫）。泰和二年（1202年），章宗第一次在泰和宫驻夏。泰和二年（1203年）章宗将幸长乐川也遭到朝臣的反对，谏曰：“方今戍卒贫弱，百姓骚然，三叉尤近北陲，恒防外患。兼闻泰和宫在两山间，地形狭隘，雨潦遄急，固不若北宫池台之胜，优游闲适也。”
由于北边局势不靖，加上朝廷群臣的一再反对，章宗朝大多数年份只在中都郊外避暑。中都城郊规模最大的一所离宫是万宁宫，万宁宫在金中都城东北郊，即今北京北海公园一带，其中的琼华岛也就是今日北海公园之琼岛，琼华岛上的广寒殿是金代中后期著名的避暑胜地，一般是三、四月前往，八月返回。此外有时也去中都西北郊的玉泉山行宫或香山行宫度夏。
秋山围猎是驻夏的一项重要活动。女真人以擅长诱猎麋鹿著称。“以桦皮为角，吹作呦呦之声，呼麋鹿，射而啖之”记载了早期女真人的射鹿活动。并且，女真人酷爱围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称：“我国中最乐无如打围。”宋人记载：“虏人无它技，所喜者莫过于畋猎。昔都会宁之际，四时皆猎焉。至亮徙燕，以都城之外皆民田，三时无地可猎，候冬月则出，一出必逾月，后妃、亲王、近臣皆随焉。每猎，则以随驾之军密布四围，名曰围场。待狐、兔、猪、鹿散走于围中，虏主必射之，或以雕鹰击之，次及亲王、近臣。出围者许人捕之。饮食随处而进，或与亲王、近臣共食。遇夜，则或宿于州县，或宿于郊野无定。亮以子光英，年二十获獐，取而告太庙。”秋山围猎以射鹿为主，也射虎、熊、黄羊等猎物，并没有限定，只因鹿是最为常见的一种猎物，所以射鹿才成为秋山的象征。
除了驻夏期间的秋山围猎之外，秋冬季节的其他围猎活动也属于秋山的内容。熙宗、海陵王时期，秋冬围猎还没有形成制度，时间也很随意，从秋九月直到来年的春二月，都有出猎的记录。世宗、章宗时代的秋冬围猎完全制度化了。金朝旧俗每年九月九日重阳节开始秋猎，但实际上并不严守这一规定，一般在九、十月间，世宗、章宗常常在滦河上游避暑结束后即举行秋猎活动。世宗朝有十三次秋猎的记录，每次少则十余日，多则二十余日。章宗朝秋猎九次，每次一个月左右。冬猎的时间在十月至十二月之间，或十月至十一月，或十一月至十二月，个别年份也有晚至十二月才出猎的。每次冬猎时间长短为十余日至二十余日不等。除此之外，世宗每年的腊日出猎于中都近郊，成为一种例行活动，以所获荐山陵，且每次仅有一日而已，与春水秋山不可相提并论。
太祖、太宗、熙宗之世，秋冬狩猎多在松花江、拉林河及阿什河流域，自金朝迁都中都后，秋冬围猎均在中都旁近的州县进行，如蓟州（今河北省蓟县）、顺州（今北京市顺义区）、霸州（今河北省霸州市）、保州（今河北省保定市）、安肃州（今河北省徐水区）等地，最远至河北路深州饶阳（今河北省饶阳县）。
世宗朝的围猎活动实际上还是相当频繁的。章宗即位以后，严重干扰农业生产的围猎活动遭到了汉族官僚越来越强烈的反对，甚至有的女真官僚也对此持批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章宗不得不对女真人的围猎活动稍加约束。
金朝的秋山围猎，除了避暑、围猎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借此操习骑射。女真是一个马上民族，金朝前期，女真人“止以射猎、打围便为战阵，骑射、打毬阅习轻锐”。在对辽、宋两国的战争中，女真人表现出极强的战斗力。但金代中期以后，女真的汉化程度逐渐加深，传统尚武精神逐渐减弱。这种情况使女真统治者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世宗、章宗都曾采取某些措施来倡导和敦促女真人习武，其中就包括围猎活动。世宗“远幸金莲，至于松漠，名为坐夏打围，实欲服劳讲武”。章宗为了对这种趋势加以遏制，特地规定在女真进士的考试内容中加试射箭。
金朝的捺钵虽然不像辽朝那样始终是国家的政治中心，但春水秋山在金代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也非常重要。金朝诸帝一年之中往往有半年以上的时间不住在都城里，所谓的春水秋山当然也并不只是娱乐活动。金朝皇帝的春水秋山，动辄历时数月，在此期间，国家权力机构便随同皇帝转移到行宫。故每当皇帝出行时，自左右丞相以下的朝廷百官大都要扈从前往。就其扈从队伍的规模来说，甚至数万人，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庞大队伍，相当可观。在中都周边州县进行的秋猎和冬猎，时间既短，扈从规模也小得多，如世宗时的秋猎，一般是“扈从军二千”。除了朝廷大臣外，扈从皇帝出行的还有翰林院属官，秋山行宫，即为临朝听政的地方。春水秋山，秋冬围猎，后妃必随侍于侧，太子和诸皇子一般也要扈从皇帝出行。大定八年（1168年），世宗在金莲川避暑，太子允恭之子金章宗即出生在麻达葛山行宫，世宗得皇孙，非常高兴，第二天就来到太子住处，设宴庆贺。世宗爱金莲川山水，喜欢此地气候清爽，景色宜人，因皇孙生于麻达葛山，故以山名“麻达葛”为章宗乳名。留守都城的一些朝廷官员和留居皇宫的妃嫔，每隔若干天要向皇帝上表问候起居。
金朝的捺钵之制，使得春水秋山行宫成为处理国家内政外交事务的重要场所。一些重要的改革政策和金宋签订的协议，部分内容就是在爻剌春水行宫出台的；皇帝在春水秋山行宫接待别国使臣，使之成为外交活动场所；金朝初年，甚至还在驻夏行宫举行过科举考试。
金代历朝皇帝的春水秋山，以及女真人经常而又普遍的围猎活动，给当时的农业社会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春水秋山的极为庞大的扈从队伍，所需之物例皆取之于民间，而且沿途百姓还须负担沉重的力役，扰民现象司空见惯。
春水秋山、秋冬围猎对土地的大量需求，加剧了女真人与汉人的土地争端。金朝为了秋冬围猎的需要，规定中都五百里内为御围场，不许百姓捕猎；山后专供秋山围猎使用的猎地不只禁止百姓捕猎，也不允许百姓耕种；从中都前往各地春水秋山的沿途地区，还要辟出专用牧地，以供来回途中牧放马群。以上这些表明女真人的围场对土地的侵蚀是相当严重的。
与契丹的四时捺钵相比较，金朝的捺钵在制度化和规范性方面不如辽朝，这主要是因为女真人和契丹人生活方式不同。辽代的契丹人大多仍保持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他们生活在西拉木伦河流域草原地带，一年四季必须适时地更换畜牧地。而女真人主要从事狩猎和农耕活动，金朝建立后，女真族基本已进入农业社会，金代的捺钵只是女真人传统渔猎生活方式的象征性保留。因此金朝捺钵的季节性不像辽朝那么分明，时间规定不像辽朝那么严格，秋冬围猎则更多地表现出女真人传统生活方式的一面。
四时捺钵作为辽一代契丹之制，在金元时期女真、蒙古族中也相沿不衰。金元时期从四时捺钵逐渐演变成春水秋山，但其形式和功能基本没有改变。金章宗在北京近郊西山上兴建了八大水院，作为其近郊出行游猎的行宫，这也是为当时金朝臣民反对捺钵和国之情势所迫而采取的就近建宫之举。这些地方虽不能称为春水秋山捺钵之地，但是西山风景秀丽，泉涌不断，可避暑纳凉，可打猎，也能够满足金章宗沿袭旧俗的需求，使其享受山水之乐。直到清朝，热河避暑山庄、木兰围场，以及北京近郊一些苑囿的营建兴修，无疑也是这种制度的遗风。
苍山壑陇
《四季山水图》与四时捺钵
内蒙古赤峰市北部的巴林右旗，地处西拉木伦河北岸、大兴安岭南段山地，东面与辽上京所在地巴林左旗毗邻，辽代，区境属上京临潢府饶州。
巴林右旗索博力嘎（白塔子）北约十余公里的大兴安岭中，有一座东西横亘的大山，辽时称永安山，后改名庆云山，蒙古语名瓦尔漫哈（意为有砖瓦的沙丘），俗称王坟沟。山的南麓分布着辽代帝王的三座陵墓，从东到西一字排开，相距约两公里，分别为辽代第六位皇帝圣宗耶律隆绪和仁德皇后、钦哀皇后的永庆陵，第七位皇帝辽兴宗耶律宗真和仁懿皇后的永兴陵，第八位皇帝辽道宗耶律洪基和宣懿皇后的永福陵，通称为东陵、中陵和西陵。整个陵园方圆十余里，规模宏伟，工程浩大，因三座帝陵共处一个陵城，故统称三陵为庆陵。
永庆陵的建造缘于圣宗在捺钵途中的钦命，而后由其子兴宗遵遗命而完成。《辽史·地理志》记载：“庆云山本黑岭也。”圣宗驻跸，爱羡曰：“吾万岁后，当葬此。”兴宗遵其遗命，建永庆陵。永庆陵位于山谷三公里半的山腰中，是三座陵墓中保存最好的一座，建筑彩画在已发现的辽墓中等级最高。墓葬形制具有中原传统的特色，同时也保留了契丹本民族的传统。如永庆陵南向，多室墓，墓内及墓门均涂抹膏灰，再彩绘壁画，内容有装饰图案、人物和山水等。其中以中室四壁所绘春、夏、秋、冬四季山水图最具特色，四幅巨大的山水壁画，构图严谨，鸟兽形象生动，真实地再现了辽北方草原的独特的自然景色和契丹民族熟悉而喜爱的生活环境，描绘了契丹人逐水草而生的“四时捺钵”的传统风尚，是极其罕见的辽代绘画珍品。
《四季山水图》位于中室四壁，四季之图分别朝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壁画的上部画横梁和装饰纹样，模仿中原地区农业文明的木构建筑，画幅上方画一小横披帷幕，使四个壁面好像是拉开帘幕的四个窗口。《四季山水图》的内容生动地反映了捺钵文化。
一、春之图与春捺钵
春之图，表现大地回春万物复苏的景象。春意盎然的山麓下，杂草复苏，漫山杏花绽放，山谷间流动着一条刚刚解冻的蜿蜒小溪，一片湖池中游弋着寒鸭、天鹅、鸳鸯，岸边有丛生的嫩柳以及奔跑的小鹿，大雁成群结队排成“人”字形正回归北方，一派春意盎然、生机勃勃的北国风光。
《四季山水图》春之图局部
《辽史·营卫志》行营篇详细记载了辽四时捺钵。关于春捺钵是这样记载的：
契丹皇帝春捺钵的地点主要有四处：鸭子河即混同江，今松花江；达鲁河即长春河，今洮儿河；鱼儿泺，在长春河附近；鸳鸯泺，在河北省张北县。长春州，简称春州，今嫩江、松花江以西及洮儿河下游一带，辽皇帝的直辖州，是鸭子河春捺钵的驻跸地。“泺”指水草丰茂的大泽，这里是契丹皇帝钩鱼、打雁的好地方。每年正月上旬，契丹皇帝即由上京临潢府出发，初到时，鹅雁未至，河冰未解，人马屯营于冰上，凿冰钩鱼。春捺钵自正月上旬开始，至四月结束，这时春暖花开，河泊由严寒冰封到冰雪融化，南方鹅雁开始北迁，丰茂的水草、丰盛的鱼蚌为它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四季山水图》春之图，正描绘了捺钵地的春之景象。
宋代程大昌在《演繁露》引《燕北杂录》生动地记录了辽清宁四年（1058年）钩牛头鱼的情形：
冰解后鹅雁北归，于是放海冬青猎捕鹅雁。春捺钵凿冰钩鱼之后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捕鹅打雁。《辽史·营卫志》关于春捺钵还记载道：
春捺钵的主要活动是凿冰钩鱼、捕猎鹅雁。牛头鱼简称头鱼或牛鱼，钩得头鱼，捕得头鹅后，便举行头鱼宴和头鹅宴欢庆。这不是简单的辽国统治者的消遣娱乐性活动，它实际上是一种具有重大教化意义和现实政治意义的庄严隆重、盛大热烈的典礼仪式。春捺钵活动期间，捺钵周围千里之内的属国、属部首领要到捺钵地朝见辽帝。所以，春捺钵活动也包括了安抚、控制、考察各属国和属部的政治内容，这是捺钵制作为政治制度的重要功能。
二、夏之图与夏捺钵
夏之图，表现北方草原的夏日风光。山谷里三株牡丹盛开，旁边有山菊花、百合和芍药等与之辉映，幽深的山涧溪水湍急，郁郁葱葱的树林中有分散的群鹿在奔跑穿梭，或追逐，或觅食，坐卧、伫立，形态各异，并有野猪行走其间，天空一轮红日，白云朵朵。
《四季山水图》夏之图局部
《辽史·营卫志》关于夏捺钵记载道：
夏捺钵时间五月末至七月中旬，地点多在吐儿山、黑山和子河。黑山在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吐儿山在其东北，子河在更东北。《辽史》记载，契丹皇帝夏捺钵地主要在今河北省张家口沽源县境内的“陉头”（也称凉陉）和炭山的凉殿，皇帝在这里避暑、议政。这些地方寒凉而多丰草，掘地丈余仍有层冰，六七月虽盛夏，亦必重裘，非常适宜夏天避暑纳凉。夏捺钵的内容除避暑纳凉、祭祀、游猎外，皇帝还要主持南北臣僚会议，与南面、北面大臣商议决策军国大事。辽北南面官制“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体现了辽人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政策，可谓开“一国两制”政策的先例。南北之分是由牙帐的位置决定的。在牙帐北面的北面官主要管理契丹事务，北枢密院统管军马；在牙帐南面的南面官主要管理汉人户籍赋税事务，南枢密院不过问军政。所以辽代的决策中枢，不在五京，而在流动的捺钵地。每年的夏捺钵更是一次与南北臣僚的大政会议，南北臣僚会议结束后，皇帝开始游猎、习武，少量官员随行，大部分汉族官员则离开捺钵地返回中京，处理有关汉人的日常政务。
三、秋之图与秋捺钵
秋之图，表现了深林邃谷的深秋景象。远山层峦叠嶂，层林尽染，山林里丘壑起伏，怪石嶙峋。近处树木凋零，秋风瑟瑟，松树依然翠绿。山野间和溪水旁，群鹿或在追逐，或呦呦长鸣，野猪或在行走，或在饮水，天空中大雁列阵南飞。
《四季山水图》秋之图局部
《辽史·营卫志》关于秋捺钵的记载中描述了秋山时射鹿的情形：
秋捺钵又称秋山，时间为七八月，地点在庆州一带群山之间，有黑山、赤山、馒头山等。秋捺钵主要活动内容为入山猎鹿、虎。同春捺钵一样，皇帝及从驾人员，都穿着特制的秋山礼服，饰以熊、鹿、山林纹饰。秋山射猎也借以习武教战，并召见各部落首领议政，因此，辽帝秋山射猎具有浓郁的政治典礼色彩。
四、冬之图与冬捺钵
冬之图，描绘了山林里群鹿在落木榆柳间越冬的自然景象。远山是落叶松林，山坡间是枯萎的灌木和丛生的榆柳，近处则地势平坦饶沙。山涧溪流封冻，掩于荒寒的土坡之后。丘陵枯草间群鹿或行走觅食，或登高四望，岸边冻土上有两只彷徨的野猪，藏于枯树与灌木间。
《四季山水图》冬之图局部
《辽史·营卫志》关于冬捺钵记载道：
冬捺钵地是四季捺钵停留居住最久的地方，十月天气变冷的时候，辽朝皇帝转徙到气温较暖的冬捺钵地“坐冬”，直到第二年的正月上旬才会转移到下个捺钵地点。冬捺钵地通常设在广平淀（位于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之处的平原），其地地势坦夷，木多榆柳，天暖多沙，为辽诸帝冬季主要居地。皇帝于此坐冬避寒，召开北、南臣僚会议，兼受北宋及诸国贡礼，得暇时则外出校猎习武。
《契丹国志》记载：“每岁正月上旬，出行射猎，凡六十日。然后并挞鲁河凿冰钓鱼，冰泮，即纵鹰鹘以捕鹅雁。夏居炭山或上陉避暑。七月上旬，复入山射鹿，夜半，令猎人吹角效鹿鸣，既集而射之。”这是宋人记述的契丹人渔猎生活之自冬至次秋四季中主要的历程，因此四时捺钵也称为春水、秋山、纳凉、坐冬。
辽永庆陵《四季山水图》表现的是皇帝四时捺钵的具体地点、环境和内容，从较高的视点俯瞰四季山水景色，真实地反映了契丹人游猎活动的民族特色，以及他们在不同季节的狩猎生活和祈愿，因此《四季山水图》的喻义是“四时捺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