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档案记忆观为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集体记忆提供新思路

早在1950年，时任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法国国家档案局局长夏尔·布莱邦（Charles Braibant）就在第一届国际档案大会上发言指出，档案是一个国家的记忆。[1]1996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上，时任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加拿大国家档案馆馆长让-皮埃尔·瓦洛（Jean-Pierre Wallot）在致词中提到，

“档案这种金子就是人类记忆、文化和文明的金子”[2]。加拿大档案学家特里·库克（Terry Cook）则在主报告中指出，“全世界的档案人员，仍然在建造记忆宫殿”[3]。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冯惠玲完成我国首部档案学博士论文《拥有新记忆——电子文件管理研究》。2001年，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了主题为“21世纪的社会记忆”的中国首届档案学博士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此后，“记忆”成为档案学界的一个高频词，档案与集体记忆、社会记忆成为档案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

近年来，档案学者逐渐将有关档案与集体记忆、社会记忆的研究发展为“档案记忆观”，即从集体记忆、社会记忆视角认识档案的性质与价值，设计档案工作的内容与机制，定位档案工作者的功能与角色。冯惠玲认为，档案记忆观的基本观点是：“档案是建构集体记忆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要素；档案工作者有责任通过自身的业务活动积极主动地参与集体记忆的建构、维护与传承；档案工作者的观念、工作原则与方法对于社会记忆的真实、完整与鲜活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4]笔者认为，档案记忆观的内涵主要包括：档案是建构社会记忆的不可替代要素，档案工作是建构社会记忆的受控选择机制，档案工作者是建构社会记忆的能动主体，档案记忆促进身份认同。

与此同时，“档案记忆观”在实践中也得到了应用与推广。1992年，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简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世界记忆（Memory of the World）工程”，旨在促进人类珍贵历史档案、文献遗产的保护与利用。1994年，美国国会图书馆牵头正式启动了“美国记忆”（American Memory）项目，将反映美国历史文化的各种档案、文献数字化并提供在线利用。目前，世界上许多档案馆和其他文献收藏机构，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在尝试构建各种反映不同群体、社区的档案库或数字记忆项目等。1995年，我国由国家档案局牵头成立“世界记忆工程中国国家委员会”，加入“世界记忆工程”，并启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2002年，青岛市档案局（馆）率先提出实施“城市记忆工程”，拍摄、记录青岛市的著名历史遗存和重大活动，同时收集历史档案，进行网上展示。截至2016年年底，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已有102个地市级以上城市或城区开始实施“城市记忆工程”。2011年，浙江省档案局在“城市记忆工程”的基础上，又启动了“乡村记忆工程”。随后，山东、山西、福建等地也开始实施“乡村记忆工程”。

“档案记忆观”理论的提出，为我们在技术、经济飞速发展，社会、文化急剧变迁的当下中国，如何长久、有效地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集体记忆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而国内外各种“记忆工程”的开展，又为其进行了有益的实践探索，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因此系统梳理、深入构建“档案记忆观”理论，全面掌握、深刻总结各种“记忆工程”的实践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注释

[1]黄坤坊.第一届国际档案大会（连载一）.档案，1995（1）：24-25.

[2]瓦洛.国际档案理事会主席让-皮埃尔·瓦洛在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词∥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10-12.

[3]库克.1898年荷兰手册出版以来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文件报告集．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143-176.

[4]冯惠玲．档案记忆观、资源观与“中国记忆”数字资源建设．档案学通讯，2012（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