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剪不断的源头
对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今大多数俄罗斯学者为了捍卫俄罗斯哲学的声誉和纯洁性，对它多有诟病，认为它不过是政治化的国家意识形态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认为它只是俄罗斯哲学传统的终结者而非历史性的民族哲学，因而极力抹杀它的价值，并力主“双脚跳过”它。然而，就像当代俄罗斯哲学不可能摆脱俄国千年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一样，我们在谈论当代俄罗斯哲学时，是无法绕过在俄罗斯历史上存在长达70多年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如同“苏维埃文化是俄罗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一样，历经了苏联时期的当代俄罗斯哲学难以洗尽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铅华”。因此，要谈论当代俄罗斯哲学，我们不能不涉及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选择与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俄国社会
由于广义的苏联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前者往往被今日俄罗斯学界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名词，因此，谈论当代俄罗斯哲学，我们首先需要面对的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怎样和如何进入俄国的，即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俄国东渐史。
谈论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简单了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观点和评价。
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俄罗斯学界在沉痛反思苏联解体和70余年社会主义实践失败之因时，普遍认为：十月革命不过是以列宁为首的少数激进知识分子人为发动的，“布尔什维克借助暴力把被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这种激进的西方主义移植到自己祖国的土地上”[2]的结果。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既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有关，又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急于改变现实的急性病有关。因此，十月革命“根本不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自然产物”，而是革命者主观设计的乌托邦；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则是患有“庸俗的社会学不通症”的斯大林等党的领袖们片面理解人类社会生活，将其“看成是一部简单机器的运转”“把社会进步看成是形式愈来愈整齐划一”[3]的结果。因此，十月革命及其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不过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以按照马克思主义所描绘的社会主义蓝图改造俄罗斯社会为己任”的一小撮人——所从事的“以整个社会为对象的规模无比宏大的社会实验”，这一切又与俄国知识分子的“无根基性”及其俄国文化传统的集体主义、宗教性不无关系。[4]
上述观点和评价，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为世人深入了解和认识苏联那段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人们破除长期以来笼罩在这一问题上的政治化、教条化的认识迷雾。然而，对十月革命的认识，我们又不能忽略这样一个基本道理：任何理论要转变为实践，都必须基于社会生活的现实。没有后者，再美好的理想也只能流于空谈、空想。理论在一国需要的程度，取决于该国实践的发展程度。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它的诞生之地即欧洲中心区域渐趋“沉寂”时，却在它的边缘地区即俄国大地激起了巨大声浪。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能在俄国生根、开花、结果，我们只能从俄国如何“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客观环境）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理解”俄国（主体动因）这两个层面出发。
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而言，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社会现实的“刺激”之果。
在世界文明的演进历程中，俄国无疑属于“后来者”。[5]当东方的中国已在公元前221年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不仅经济获得了极大发展[6]而且文化也有了极大繁荣[7]时，东斯拉夫人只是从6世纪起，才有了沿着河流两岸建筑的村落，才开始用铁制工具从事农业生产，才出现了简单的商业和手工业。[8]直到9—11世纪，东斯拉夫人才有了统一的国家基辅罗斯[9]、统一的宗教基督教[10]、统一的文字基里尔字母[11]、统一的法律《罗斯法典》[12]、最早的世俗学校和教会学校[13]，以及具有史学价值的历史文献《最初编年史》[14]。到15世纪，统一的俄国中央集权国家才最终形成。[15]到16世纪，俄国历史上才出现了第一位沙皇。[16]
在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进程中，俄国同样是“落伍者”。当近代西方各国早已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之路[17]时，作为“东方西大门”的俄国到了19世纪才真正迈出了向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发的脚步。[18]尽管农奴制的废除解放了生产力，极大地推进了俄国的工业革命[19]，但是总体而言，俄国的工业文明、经济发展较之西欧和美国，仍然十分落后。[20]经济的落后，政治、军事的保守反动，以及对西欧国家的依赖，使俄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垄断资本与封建残余紧密结合，并形成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最终使它成为整个帝国主义链条中最为薄弱的一环。
在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发展史上，俄国仍然是“后进者”。近代西欧各国自14世纪到18世纪，先后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各种思想解放运动，产生了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大批科学巨匠，产生了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大批人文巨星，产生了以英国经验论、法国唯物论、启蒙学派、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大量思想巨人。正是这些巨匠、巨星、巨人，在使以人道主义为标识的资本主义文化大放异彩的同时，确立了以欧洲文化为发展方向的近代先进文化。然而，作为“西方东大门”的俄国，此时却依然沉浸在封闭、保守的拜占庭文化中。拜占庭文化[21]无疑具有二重性：就它包括了埃及、西亚的文明故地，继承了古希腊、古罗马的优秀文化遗产，传承了东方的文化成果而言，较之当时的欧洲中世纪文化它是先进的；就它信奉的基督教，其教义、教规都表现为强烈保守性的东正教而具有极其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而言，它本质上又是一种具有明显东方特色的落后封建文化。拜占庭文化之所以能被基辅罗斯接受，是因为其所包含的东方文化因素适应和符合了罗斯社会的东方化现实。及至19世纪，俄国仍然坚守着拜占庭文化的圭臬。1832年，俄国国民教育大臣С.С.乌瓦罗夫在给沙皇的报告中提出“要以维护‘东正教、专制制度、民族性’作为教育纲领的基本内容”[22]，便是明证。坚持东正教和专制制度，不仅表明了拜占庭帝国与天主教国家的区别，而且表明了拜占庭文化的实质。因此，尽管在18世纪初，俄国文化便在彼得大帝的改革中被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但是彼得改革所追求的绝非文化、观念等精神性目标，而是强国、现代化等现实性利益。所以，虽然彼得大帝的改革真正引发了俄国历史上社会发展道路的东西方之争，引发了俄国文化的西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之争。虽然在这种东西方文化冲突中，俄国开始沿着彼得大帝改革所开辟的西方化道路前行，但这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假晶现象”[23]，因为那“适合于俄罗斯世界的唯一形式”的“原始沙皇制度”[24]，在使俄国文化难以从根本上摆脱东方专制主义束缚的同时，也使带有沙皇专制制度沉重历史包袱的俄国文化具有重理想主义轻现实生活[25]、重浪漫主义轻理性主义[26]、强烈的救世主义情怀[27]等特点，而难以从根本上摆脱封建专制的卫道士和附属品的宿命。
与俄国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相应的，还有俄国人的社会心理，即在一个由农奴制主导的国家中，对社会从上至下的“金字塔式”的层层奴役：从贵族、僧侣、工商业者到地主、农民，乃至村社和全体人民，无一不在奴役之网中生存，“整个生活秩序都由农奴制关系所构成：官员受上司的奴役，下级上司受上级上司的奴役，僧侣受奴役，商人受奴役。法庭、军队和学校都以农奴制关系为基础建立。所有人际关系都是农奴制从属关系，所有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奴役。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有多深，地主对国家的依附关系就有多深”[28]。俄国农奴制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既与俄国民众缺乏个体自我意识、自愿奴化心理严重、只服从暴力的社会心理有关，也与俄国根深蒂固的村社文化传统相联，“俄国先民既不是航海者，也不是骑马者，甚至也不同于大河流域的农民，他们是‘伐木者’。在寒冷森林地带严酷环境中以‘砍烧农业’而迎来文明的东斯拉夫人历来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活动的，独立个人的自由个性成长异常缓慢。村社就是一切，乃至于就是‘世界’——在俄语里，‘村社’与‘世界’是同一个词。这种封闭的村社文化对俄国的历史发展与民族性格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29]。直至19世纪中期，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俄国农民仍然生活在村社之中。农奴制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自愿奴化”的心理，造成了俄国民族性格中诸如重集体意识轻个性自由的特点，对东正教强调的“共同性”信仰的认同、对国家的崇拜等，都是其表现形式，“国家是全部社会生活的主宰，爱国主义始终是俄国文学的主要题材之一”[30]，造成了俄国民族性格中既驯顺服从、懦弱认命，又狂热好斗、勇敢顽强等“好走极端”的特点。[31]
因此，当19世纪中叶前后，俄国腐朽的沙皇专制制度面临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势冲击而难逃衰落、崩溃的历史劫难时[32]，当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先后通过农奴制改革和一系列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治、法律、教育、财政、军事制度的改革，力图挽救颓势，但政治、经济、文化的矛盾、冲突和危机不仅没有缓和平息反而更为剧烈，农民的人身依附反而更为普遍时，当西欧的社会主义思想[33]和民粹主义的“村社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34]都无法改变俄罗斯落后的社会现实时，当进步的知识分子终于认识到资本主义正在成为俄国的主导生产方式，看到俄国的经济欧化伴随着俄国的政治欧化，从而在俄国平民知识界面前展开了广阔的前景，使他们认为自己应当并决心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时，当平民知识分子意识到，人民要获得真正的解放绝不可能靠沙皇的怜悯，也不可能靠政府的改革，更不可能靠少数知识分子的一腔激情、自我牺牲精神，甚至恐怖主义行动（如民粹主义的后继者民意党）便可成功，而只能靠唤起广大民众的“革命”意识并付诸行动时，从历史观的维度论证革命必然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成为俄罗斯进步知识分子的主动选择。于是，一时间“所有稍微先进的人们，都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35]。
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了俄国而言，它之所以最终落户这片土地，是因为其理论中的革命内容适应了俄国社会的“水土”。
这种革命理论对俄国现实的适应，首先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社会革命的根源“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36]，革命之所以必需，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37]的理论，社会革命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神奇地发展了社会的生产力，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它同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本身是不相容的。它的历史今后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38]的理论，社会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因此一切革命斗争都是针对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39]，“哪里的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哪里的无产者就必须将它推翻。无产者本身必须成为权力，而且首先是革命的权力”[40]，要大胆喊出“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41]的革命战斗口号的理论，社会革命的作用在于“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一场真正的革命”[42]，因此，“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43]的理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44]的理论，以及关于社会革命之主客观条件、形式、类型的理论，为处于资本全球化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的世界历史中，兼具帝国主义国家特点与广泛保存农奴制残余的特点，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格外尖锐复杂的军事封建帝国俄国，提供了走出困境的理论武器。[45]对此，Н.А.别尔嘉耶夫也承认，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中包含了每个人对生活的感悟，所以，布尔什维主义虽然“有一点空想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一种现实的思想。这种思想更符合1917年俄国的局势，更符合俄国固有的某些传统，更符合以暴力来管理和统治的俄国式方式，以及更符合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所进行的极端俄国式探索”[46]。
这种革命理论对俄国现实的适应还在于，作为彻底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俄国传统文化中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契合”。
这种“契合”首先表现为，具有彻底唯物主义特质、以客观科学性为基本要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以来俄国哲学唯物主义传统的同一性。彼得一世的改革，在将俄罗斯“拖向西方”迫使它踏上现代化之路的同时，也推开了俄国吸收欧洲文化的大门。于是，当19世纪俄国杰出的科学巨匠М.В.罗蒙诺索夫提出了“质量守恒定律”的雏形，并通过实验证明物质守恒定律，从而为唯物主义的“物质不灭”理论提供了自然科学证明时，当他抛弃莱布尼茨“单子论”的唯心成分，称原子为“物理单子”并赋予其能动性时，М.В.罗蒙诺索夫就在成为俄国先进自然科学奠基人的同时，奠定了俄罗斯哲学的唯物主义传统。秉承М.В.罗蒙诺索夫哲学唯物主义传统的А.Н.拉吉舍夫，则在力求证明精神、道德对物质、经济的依赖性[47]，强调“生命、感觉和思维都是同一个物质的作用”[48]，论证灵魂不死只是“想象、梦幻、幻想”[49]等唯物主义理论的同时，充当了俄国唯物主义哲学由近代机械唯物主义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向的中介。
作为近代西方“四大革命”[50]及其产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部自然界的客观存在与人类物质生产活动是社会、历史的基础，无产阶级的实践是实现变革的物质力量等理论，在为长期以来处于乌托邦幻境又急于改变社会现状的俄国知识分子提供具有客观规律性的科学依据的同时，也适合俄国知识分子改变现实的行动需要，使他们为自己的行动似乎找到了充分的理论根据。因此，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世界观的创立途径是物质生产的实践，但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足之基却是不争的事实。[51]于是，关注人的需要、欲望、现实存在、现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在适应俄国先进知识分子改变落后现状之心理需要的同时，也与以М.В.罗蒙诺索夫和А.Н.拉吉舍夫为代表的近代俄国朴素唯物主义传统有了“对接”的可能。
这种“契合”其次还表现为，富有辩证性、主体能动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以来俄国知识分子和民众改变现实的热望及理想之间的一致性。这一点，我们同样能在近代俄国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中找到端倪。
尽管长于唯物主义而短于辩证法[52]是俄国民族哲学的显著特点[53]，但这不等于俄罗斯哲学中毫无辩证法思想。事实上，俄国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А.Н.拉吉舍夫的朴素唯物论，就不仅通过诸如“我们看到世界存在着，并且一切都在运动着，我们有理由无可争辩地断言，在世界上存在着运动，而且运动就是物质的属性”[54]的观点，肯定了物质运动的客观性，而且通过论证自然界物质的“千变万化”，以及变化和规律之间多样性与同一性的关系[55]，涉及了辩证法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特有的灵活性，在面对俄国社会复杂的矛盾时“适应”了俄国知识分子从多个角度、多种需要去理解和解释现实问题的多样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强调“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即无产阶级及其历史使命）对“摧毁”、改变现实世界的重要性的理论[56]，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创造性、参与性的理论，强调人民群众在改造世界中的巨大历史作用的理论等，则“契合”了处于社会转折时期的俄国知识分子和民众因渴望变革而躁动的社会心理。
这种“契合”还表现为，以批判资本主义面目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适应了19世纪中期前后，那些抱有俄国“特殊论”、期待并尝试不经过资本主义的痛苦灾难而直接在俄国农村村社的基础上实现“村社社会主义”的俄国知识分子的心理。
俄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向西”寻求理论武器的过程中，曾一度沉浸于西方先进的文化文明。然而，当他们目睹了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的种种严酷而又无法自行解决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当他们发现西欧民众不可能脱离资本主义而自己谋求解放之路时，苦闷彷徨的俄国先进知识分子便在将目光转向自己的祖国，转向俄国的村社、农民之时，对运用辩证法分析资产阶级、严厉谴责和批判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亲近感。
以与生俱来的批判本性著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产物，而且从产生之日起，就不断揭露和严厉谴责资本主义私有制所造成的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贫富两极的极端分化、道德伦理的极度恶化，以及各种类型的新剥削、新压迫，并且通过这种批判，提醒一切富有正义感和社会良知的人不断反思这个似乎是“永恒天国”的社会。对资本主义的苦难感受深刻并对之无情揭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适合”俄国先进知识分子探寻“走自己的路”的现实需要的同时，还通过关于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57]而走向新的更高社会形态的设想，在迎合俄国先进知识分子构建“村社社会主义”理想[58]的同时，满足了他们救民出苦难的善良愿望。
这种“契合”再次还表现为，兼具客观物质性与人之价值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契合了俄国知识分子和文化阶层[59]普遍具有的“向往加厌弃”资本主义的矛盾心理。
与俄国社会发展既已进入资本主义但仍然保留若干传统社会的结构要素、文化习俗、观念意识乃至社会心态相应的是，几乎俄国“所有非商业阶层——贵族、官吏、知识分子（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普遍轻视、嘲笑并有些瞧不起‘大财主’”[60]。因此，19世纪后期的俄国知识界对西方资本主义普遍存在着既“本能”地抵制、反对资本主义及其价值观念，又“希望获得资本主义的秩序、自由、丰裕的物质生活”的心理纠结。这两种愿望“奇怪地交织”[61]，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反资本主义的思维中接近并走向了马克思主义。
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关于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62]，“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3]的理论，关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双重历史作用的评价（一方面，指出它具有产生、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在经济上打破了封建生产关系，从而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它在政治上打破了封建专制制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实现“人”的解放和发挥个人潜力创造了条件；它在思想文化上打破了盲从、等级、特权，代之以自由、民主、人权、博爱的观念。[64]另一方面，揭示它存在、发展历史的局限性和暂时性：无法克服固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造成了新的道德退步，培育了自己的掘墓人；是前所未有的剥削制度，“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65]；在激起“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也激起“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66]，“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67]）的理论，则适应了俄国社会上层和知识阶层对资本主义“畏惧并渴望着”的矛盾心理。
这种“契合”最后还在于，自19世纪末以来，时代潮流从自由竞争的资本全球化向垄断的资本全球化的转变，时代主题从和平发展的现代化常态向战争革命的现代化动荡的转变，以“世界文学”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契合了急于摆脱经济政治文化的落后现实、急于赶上世界现代化步伐的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心理。
俄国先进知识分子回望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试图在农村村社、农民“天然”的共产主义要素的基础上走向新的社会发展道路。然而，当Г.В.普列汉诺夫[68]等曾经抱有民粹主义观点、列宁等抱有“颠倒”俄国乾坤的宏大志向的先进知识分子，亲历了19世纪末期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尤其是当他们通过认真考察俄国社会，大量分析经济调查和统计资料后，看到了俄国农村公社解体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得出了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这一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基础是自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非如民粹主义者主张的不过是“人为措施”后，他们指出，俄国已经被卷入资本的国际市场。[69]因此，俄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不可能逃逸于“世界历史”之外，俄国的共产主义革命绝不能从小市民和农民的社会主义中生长，只有工人阶级才能承担发动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70]，他们便从基于资本主义的“两个普遍性”[71]阐发“世界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获得了工人阶级寻求革命解放的武器。
以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为指向又具有显著的实践品性、厚重的人文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视域不再限于欧洲一隅而是整个世界。它在分析由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带来的世界历史中，洞见这一切将导致世界范围内的城市与乡村、工业民族与农业民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全面对抗，提出消灭资本的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国际剥削与国际压迫是走向更高社会形态的唯一途径，并强调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的不仅是理论而且更在于行动，不仅是批判性解释而且更在于批判性治疗。它指出，东方社会“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必然受到世界历史发展之普遍性规律的制约，因此它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必须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优秀成果，而不能脱离世界文明大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些理论适应了俄国先进知识分子希望利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薄弱环节，靠自己的力量抓住机遇，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需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俄国社会现实的“契合”，除了前者与生俱来的理论品性适应了俄国思想家对先进理论的渴望心理，还与马克思恩格斯个人的积极努力分不开。
这种努力，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以书信、交谈等方式，在解答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理论等问题时，通过评述、解释和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向俄国政治活动家传播自己的理论。这种传播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创立期到成熟期，再到他们生命的晚年，几乎从未间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之初，马克思便在1846年12月致П.В.安年柯夫[72]的长信中，以批判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的唯心史观、庸俗经济学、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为主线，阐发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成熟之际，马克思恩格斯则在致L.库格曼[73]、Н.Х.丹尼尔逊[74]、Г.А.洛帕廷[75]等人的信中，积极促成自己的主要著作尤其是《资本论》在俄国的翻译和出版。马克思在生命的暮年，在1881年写给В.И.查苏利奇[76]的复信草稿及其复信中，就以人类历史发展道路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社会结构的共时性与差异性、唯物史观社会结构理论的适用性等问题为中心，阐释了东方社会结构、未来发展道路的两种可能性等唯物史观的东方社会理论。
这种努力，还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身体力行，对俄国工人运动的热情鼓励和积极支持。例如，马克思十分高兴地接受了国际工人协会俄国支部的请求，担任国际总委员会的俄国代表。[77]
90多年过去了，当代俄罗斯哲人在回顾俄国人当初何以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更多地从心理认知的角度谈到这一问题。对此，曾任国立莫斯科大学副校长、哲学系主任的В.В.米洛诺夫在接受采访时说，马克思哲学在俄国的境遇存在着一些十分矛盾的现象：就马克思而言，他对俄国文化有很好的了解，与很多俄国文化代表人物通信，看好俄国这样一个大国对全世界命运的意义，但却不喜欢俄国人；就俄国人而言，他们十分喜欢马克思，但不喜欢他的理论，他们认为理论主要不是理性所建构的思想模式，而是一种足以立即解救病痛的系统方案，是一种救世主意识，所以他们对社会理论往往带有盲目崇拜的心理。这种“矛盾”使俄国人在对待马克思思想时充满矛盾：形式上，马克思的名字和著作被官方列入了“黑名单”而遭到封杀；实际上，马克思思想的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得到了鼓励。其中，无论著作出版[78]还是理论传播[79]，皆是如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局认为，马克思思想不会被俄国人接受。[80]由此，В.В.米洛诺夫得出结论：不论马克思本人是否喜欢俄国人，俄国人却是真的喜欢马克思。革命之前，佩戴着机关枪子弹袋的水手和士兵们，带着他的肖像去从事世界革命。革命之后，他在很长时期被视为社会主义的象征。[81]
这样，一面是以唯物主义大众化为特质的俄国文化传统，激进知识分子强烈而迫切地渴望改造社会，寻求激进的西方理论工具[82]；另一面是以客观科学性为特征、以批判资本主义和改造现实世界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借助资本的全球扩张得以进入俄国。两者相逢之果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子最终在俄罗斯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渐俄国的历史进程
作为具有革命传统的国家，俄国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一直处于革命动荡中。社会革命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扎根土壤的表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东渐萌芽，始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
19世纪60年代，继先前斯拉夫主义者和西方主义者围绕农奴制而展开的激烈论战[83]，随着1861年农奴制被废除，农民的要求因不能得到满足而频繁爆发农民起义，一个以革命民主主义者为中心的革命运动便出现在俄罗斯的政治舞台上。А.Н.拉吉舍夫[84]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深刻揭露了俄国人民的苦难与沙皇专制的联系，坚信只有革命才能打倒专制。А.И.赫尔岑[85]在认真研究了西欧1848年革命后，认为不破坏现存的社会形式，资本主义绝不会自行灭亡。结合对西欧资本主义的激烈批评和否定，对俄国极端落后的农奴制现实的厌恶，对社会主义的憧憬，他提出了免除资本主义灾难的“村社社会主义”理论。В.Г.别林斯基[86]视农奴制为食亲人骨肉、喝人民血泪的毒蛇猛兽，认为资本主义工业既是“社会洪福”又是“万恶之源”，是“资本对劳动的压迫中最后的一恶”[87]，并批判了黑格尔哲学保守的政治结论，这充分体现了其革命民主主义立场。Н.Г.车尔尼雪夫斯基[88]虽然认为社会“进步是以智力发展为基础”，“进步的基本力量是科学”[89]，人们的智力活动是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但又主张只有群众运动、阶级斗争才能改变现实世界。他对封建农奴制度充满了仇恨，直斥其为毁灭性、破坏性的制度，揭露沙皇政府企图以自由主义立场解决俄国社会问题的欺骗性，号召农民在“一切地方同时”举行起义[90]，以推翻专制制度，等等。
这些革命民主主义的杰出代表，“虽然也曾幻想绕过资本主义而到达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同时又是反对反动沙皇制度的坚定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们善于用革命的精神去影响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全部政治事件和社会进程；善于透过书报检察机关设置的重重障碍宣传农民革命思想，宣传推翻一切旧权力的群众斗争的思想”[91]。除了从事革命理论宣传[92]，他们还为建立革命组织而行动[93]。这样，革命民主主义者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都为迎接俄国社会革命的到来做着积极准备。
这场“深深扎根于人类的历史，且与该历史的许多足以表现进步追求的事实有着密切的联系”[94]的革命运动，促使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出于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找寻西方先进的哲学理论。А.И.赫尔岑研究了19世纪的自然科学成就，读过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在革命意义上理解黑格尔辩证法，“懂得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又在超越黑格尔中“跟着费尔巴哈走向了唯物主义”[95]，试图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用辩证法论证俄国农民革命的合理性、社会主义的必然性。В.Г.别林斯基在批评孔德哲学中阐述了关于联系、发展、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在评价资产阶级历史作用中体现出历史辩证法的观点，并具有人民是农奴解放承担者的历史主体观，认为解决俄国的落后性有赖于资本主义的发展。[96]Н.Г.车尔尼雪夫斯基继承了А.И.赫尔岑和В.Г.别林斯基的哲学批判传统，将黑格尔哲学体系与方法之间的矛盾置于普鲁士政治现实进行分析[97]，强调超越黑格尔哲学在于运用其辩证法而不在于简单抛弃，在肯定物质第一性的基础上阐述了人本学唯物主义理论。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上述理论，虽然没有达到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的水平，也看不出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有何直接关系[98]，当然，更谈不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俄国化[99]。但它们在理论路径上，由黑格尔唯心主义走向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在理论宗旨上，希望借助发现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进步性因素而找到推翻旧制度的理论工具；在理论形式上，借用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一切形式，积极进行反农奴制和封建专制的宣传[100]，都在表达革命民主主义意识的同时，接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近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思想。于是，在从西方先进理论中获得启迪并与之共鸣中，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们唤起了同时代人的觉醒，其思想在深刻影响俄国知识分子的同时，也为后来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革命，留下了值得借鉴、吸取的理论和实践“遗产”。革命民主主义意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或间接联系或相互接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理论之树的种植，挖了第一镐土。
19世纪70年代，俄国革命舞台上的主角由革命民主主义者替换成民粹主义者。尽管早在19世纪40年代，俄国就出现了民粹主义思想的萌芽，但从实践角度看，民粹主义思想作为一种完整的学说，是伴随着一大批平民知识分子掀起的“到民间去”运动而得名的。[101]
尽管作为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潮，民粹主义实质上代表着对农奴制残余与资本主义进行反抗的农民和小生产者的利益，即如列宁指出的“农民民主主义——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唯一的实际内容和社会意义”[102]，然而，它在革命民粹主义时期[103]的革命活动却对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有着积极的影响。在成立民粹主义小组[104]的基础上，带着对人民“还债”“忏悔”的意识，1874年春，民粹主义者2000~3000人，穿上农民的服装，模仿人民的语言，从各个城市来到农村，以对人民的真爱、热情和牺牲精神，向农民宣传革命理论，企求他们进行“社会革命”。但民粹主义者的“一厢情愿”很快在现实中碰了壁。农民的不领情、不买账（农民并没有听他们的话，有的甚至直接将他们交给了官府），促使民粹主义者“在实践中不得不承认农夫具有共产主义本能的想法是幼稚的”[105]。“到民间去”运动的失败迫使革命民粹主义者思考斗争方式问题，其结果就是“土地和自由社”的成立。[106]尽管民粹主义并没能与农民真正结合，更没能使农民自觉地参加革命斗争，但它作为一个实行集中、秘密、纪律、互相监督、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很好的“革命家组织”，仍然不失为“我们大家应当奉为楷模的出色的组织”[107]。
由此，民粹主义者在19世纪70年代为准备革命而从事大量活动，为反对专制而付出巨大努力，在遭受政府镇压的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提供了社会条件。
尽管严格意义上的民粹主义到19世纪70年代才出现[108]，但从理论维度看，它——作为一种完整的学说——与民粹主义一些思想家同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通信而受到后者的影响有关。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革命民粹主义的研究对象。М.А.巴枯宁翻译了《共产党宣言》。[109]Г.А.洛帕廷和Н.Х.丹尼尔逊翻译了《资本论》第1卷[110]，该书出版后立即在俄国引起极大反响并引发激烈争论。[111]这场争论对推动民粹主义革命家、思想家熟悉和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对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很好的作用。70年代末80年代初，马克思与民粹主义革命家、思想家，更是就俄国革命道路、社会发展途径等频繁交换意见。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初形成的俄国村社制度两种前途的思想，以及晚年提出的俄国“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既离不开与民粹主义革命家、思想家的通信交流[112]，又在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俄国问题，表明自己对俄国农村公社、未来发展前景的清醒认识的同时，对民粹主义革命家、思想家如何认识俄国发展道路产生了积极影响。由此，民粹主义革命家、思想家通过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联系，在让自己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提供了理论条件。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革命精神，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113]然而，由于时代原因和客观条件限制，无论19世纪60年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还是70年代的民粹主义，都未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运动的真正结合，因而，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谈不上所谓的“俄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东渐还止于偶然和表面。
19世纪80年代，俄国资本主义经济与腐朽农奴制残余的交织、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关系的冲突，使社会陷入巨大的矛盾和冲突中。[114]尽管这时还没有出现足够强大的革命力量，但是群众性的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空前高涨，这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子在俄国撒播并与俄国现实相结合提供了沃土。
然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资本的全球扩张与俄国工人阶级的崛起后，才开始真正进入俄国社会，与俄国的现实结合，在传播中逐步实现其民族化、本土化的历程，即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115]历程的。因此，我们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到俄国劳动解放社成立之前的这段历史，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的前史，则从1883年劳动解放社成立到1903年布尔什维克派出现之前这20年的历史，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的理论起点。
“劳动解放社”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116]，它翻译和出版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据苏联最有权威的历史学家之一波列沃依的权威著作《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诞生》的记载，在劳动解放社存在的20年间，主要是前10年，它共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10余种[117]，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种子，首先是通过劳动解放社成员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而得以撒播的，那么它结合俄罗斯现实批判民粹主义各种形态的唯心史观（如劳动解放社成立之初，Г.В.普列汉诺夫与同人一起，有计划地出版“现代社会主义丛书”并写下大量论战性著作[118]），在划清民粹主义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之间的界限，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的同时，也阐明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119]Г.В.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阐释[120]，则在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同时，激发了无数革命者加入社会民主主义阵营的热情。由此，劳动解放社在具体回答俄国社会实践面临的各种迫切问题，系统阐明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从而“培养了整整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121]中，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前提条件。
以劳动解放社为代表的早期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从理论和历史两个维度表明其宗旨，从而为其后布尔什维克派的出现铺平了道路，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始了其“俄国化”的历史进程。其标志便是1903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22]
如果说劳动解放社时期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是在“没有工人运动的条件下存在的”[123]，那么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就已经出现了被列宁称为“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接受社会民主党的学说的社会思想运动”[124]与“工人阶级的自发的群众运动”[125]相“汇合的结果”[126]。19世纪90年代前半期，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广泛传播的时期。到90年代末，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年轻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列宁、Л.马尔托夫[127]、П.Б.司徒卢威[128]等，由于是在民粹主义遭到批判后步入政治运动的，因而能够迅速地汇聚于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比起劳动解放社的老一辈革命家，这批年轻人的明显长处是，对国内情况的了解更直接、感受更深入，与刚刚兴起的工人运动保持着更密切的联系。这批“手持相当完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上十分成熟的社会主义领导骨干，他们以西欧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速度，在短短几年内迅速组织了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129]，即无产阶级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批判武器”的工人运动和以工人运动为“武器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在引导和促使无产阶级革命由自发转向自觉的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俄国化奠定了社会基础。
针对19世纪90年代以后，革命民粹主义者蜕化为自由民粹主义者，公开宣扬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致性，并大量援引马克思的言论证明马克思主义对俄国的不适用，“自由主义民粹派经济学家沃龙佐夫[130]甚至声称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沿着独特道路发展的俄国，是对马克思的凌辱”[131]，从而变为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障碍这一现实，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肩负起了由劳动解放社开创的、继续批判民粹主义思潮的任务。在这一批判过程中，其代表作是列宁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和П.Б.司徒卢威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1894）[132]。
批判，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俄国化扫清了道路。以“第一，向尽可能多的读者解释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第二，揭露民粹主义的资产阶级性质，指出这是小市民思想，是为小生产辩护的”[133]为宗旨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一书，就在批判以H.K.米海洛夫斯基为代表的主观社会学，巧妙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社会发展规律等理论于俄国社会民主运动现实的分析中，走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极其重要的一步。以“只能是利用已经创造出来的唯物主义方法和理论政治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俄国生产关系及其演进情形”[134]为目的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则在完成对民粹主义思想体系及其自由资产阶级观念的批判，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理论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面分析与系统论证，在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35]中，通过论述俄国村社经济结构的性质，揭示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矛盾、规律，分析俄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及其对革命的态度，论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农民的双重地位与双重作用等，从而在理论上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为布尔什维克党革命纲领和策略的制定奠定基础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的关键一步。在这一时期，列宁为批判经济派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写下的《怎么办？》（1901—1902），为批判孟什维克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写下的《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1904），以及批判孟什维克策略路线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1905）等著作，都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理论与俄国革命的具体现实相结合的真正开始。
这样，到1917年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不仅在广大民众中产生了反响，而且为不少知识分子所推崇[136]，逐渐成为俄国社会的主导思潮。此时，即便是一些宗教哲学家如С.Н.布尔加科夫[137]、С.Л.弗兰克、Н.А.别尔嘉耶夫等，也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改造社会、实现理想目标的理论武器，在社会学范围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则在追随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力图以康德的伦理思想加以补充。
由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的三个基本条件——现实问题域，即俄国的社会革命运动能够进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理论普适性，即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说明、指导和解决俄国尖锐的社会矛盾；历史必然性与价值合理性，即问题的出现和理论指导之间的“契合”，既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之果而非少数个人或某个政党的主观设计，又是历史主体的能动性之果[138]而非对历史潮流的被动顺应——都已经具备，它们通过以列宁为主要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著作[139]，在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奠基的同时，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的出场。
三、列宁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之果
这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普遍性与俄罗斯现实国情的特殊性在相互结合中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具体化。这种“具体化”成果，集中体现在列宁哲学上。因此，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主要指列宁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俄国现实，又如何在这种分析中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承和发展。所谓“列宁哲学”，是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和理论形式与俄国现实的相结合，又具有浓厚的民族哲学文化传统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谈论列宁哲学，我们首先面对的是列宁哲学与列宁主义[140]之间有无区别、有何区别的问题。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列宁哲学与列宁主义之间，虽然形式上后者包含前者、前者体现后者，呈现出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但实质上列宁哲学是列宁主义的核心，我们经常将两者相提并论甚至等同。
形式的差异，表明了列宁哲学与列宁主义之间区别的客观存在。除此之外，还有两者理论容量的不同。所谓“列宁哲学”，专指列宁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于俄国现实问题的研究，在这种研究中又如何体现、阐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谓“列宁主义”，是包括列宁哲学在内的、以列宁为主要代表的十月革命前后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141]，如何从俄国国情出发，从不同学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研究、传承或发展。
谈论列宁哲学，我们还要面对的是列宁哲学“是不是哲学”的问题。
尽管在国际范围内，列宁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地位曾获得过充分肯定[142]，然而，列宁哲学因其与时代息息相关的命运，因其引起的人类历史的空前变革，自诞生之时遭遇的非难和批评就从未间断。与之相伴，是否存在“列宁哲学”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在一般西方学者看来，就列宁作为思想家而言，他主要体现为政治方面和实践方面，所以列宁只是政治思想家而不是哲学思想家；就列宁的哲学著作而言，在列宁的两本代表作中，《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因其“几乎没有持久的哲学兴趣”而在哲学上显得落后，所以不过是“俄国经济发展落后的产物”[143]，《哲学笔记》不过是仅供列宁本人使用的读书笔记，其思想片段、零散，而且主要是摘录黑格尔的著作，所以列宁并没有独立而完整的哲学著作；就列宁哲学的理论层次而言，列宁的唯物论不过是近代机械唯物论的翻版，列宁的认识论不过是机械反映论，列宁的历史观则具有经济决定论和唯意志论的冲突[144]，所以列宁的哲学理论不仅显得落后，而且矛盾重重、漏洞百出、缺乏长久的理论价值。
西方学者对列宁本人、列宁著作、列宁哲学理论的这类否定性评价[145]，形成了一波又一波不存在“列宁哲学”的质疑声浪。这些声浪随着苏联解体和苏东剧变，在整个国际哲学界从未停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被翻译出版，学界关于列宁哲学尤其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激烈争论及其批判，也受此影响。
对是否存在列宁哲学的问题，我们可从三个方面略做辨析。
作为一位投身革命实践的政治家，列宁长期从事政治活动，这就使其理论探索的旨趣主要在政治实践领域而非哲学领域；作为一位哲学家，列宁关注的是如何将其理论付诸政治实践，这就使其哲学思想不能不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按照西方哲学的传统和标准，即哲学是远离实用价值的、纯抽象的思辨活动，列宁的这些既非自由的学术活动又缺乏抽象思辨性的哲学思想或许不能被称为“哲学”。但是，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鲜明特征——实践现实性和价值倾向性，将列宁思想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衡量，却又不能不承认，列宁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自然科学因物理学新发现而冲击了传统观念、俄国因沙皇残酷统治与落后经济而革命风云涌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资本主义的相对和平发展而形成机会主义等，这些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条件的时代条件下，通过大量的著述，在探索、寻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基础与本质规律中，阐释了诸多富于实践特色的哲学思想。列宁的诸多著述[146]，还通过直接阐述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147]，辨析两者的理论共性[148]，深刻揭示这一理论所具有的开放性而非宗派性[149]、发展性而非僵化性[150]、灵活性而非教条性[151]、批判斗争性而非调和折中性[152]等理论特质，在高度评价其理论贡献[153]的同时，表明了自己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属性。
不仅如此，列宁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也直接表明了其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渊源关系。列宁世界观形成之时，正值俄国民粹主义渐趋崩溃、马克思主义传播日盛之际，因而他是没有遭遇曲折世界观转变而直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列宁的影响集中体现于，他对《资本论》持之以恒的研究和对其哲学内蕴的发掘。[154]从中学时期通过阅读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著作开始接触该书，到青年时代[155]刻苦钻研该书，再到后来在革命生涯中运用该书的理论和逻辑分析解决俄国现实问题[156]，系统研究辩证法[157]等理论活动，《资本论》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可谓体现在列宁的全部哲学之中，贯穿于列宁哲学的始终。恩格斯哲学对他的影响则集中体现于，他对《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的阅读、理解和研究中[158]，以及对唯物辩证的认识论、实践观的阐释中。
可见，列宁的哲学思想，既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适应历史发展、反映时代本质、化理论为实践、传承民族文化等实践现实性特点，又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思想一脉相承。因此，当我们肯定“列宁哲学是哲学”时，其范围首先限于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此，仅以列宁的反映论为例。
如前所述，人们对列宁反映论的质疑主要集中于，认为列宁的反映论不过是近代机械唯物论的翻版。
必须承认，“反映”是机械唯物主义者的术语。从字面上看，它确实没有体现认识主体向认识客体的运动。对辩证唯物主义而言，仅仅用“反映”的概念，不能划清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界限，也不能完整、准确地表达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字面含义不等于它的全部。就“反映”的本来意义而言，它是唯物主义的而非形而上学的，它是地道的唯物主义概念而非机械论的专门术语，它是唯心主义的“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对立面，而不是辩证法的“思维与存在的对立统一”的对立面。考察列宁的观点可以看到，列宁虽然强调“唯物主义的理论，即思想反映对象的理论”[159]，但他同时又强调感觉、思想是“世界自身的主观映象”[160]。“反映”是“世界自身的主观映象”，表明认识本身既不能脱离其客观源泉，又不能依赖认识的物质载体。可见，列宁的反映论既揭示了认识内容的客观性，又强调了主体在认识中的作用。列宁将“反映”视为一个从不知到知、从不完全不确切的知识到比较完全确切的知识、从相对真理到绝对真理的过程，将“反映”明确定义为感觉是物的“主观映象”，认为认识是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的转化时，则表明认识的过程和结果中，包含着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的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可见，列宁的反映论并非如质疑者所言，是“近代机械唯物论的翻版”。
如今，质疑列宁反映论的理论依据已不再限于传统的唯物与唯心、辩证与形而上学之辩，而更多地来自现代新哲学，尤其是海德格尔的“去蔽说”。在谈论真理问题时，海德格尔首先否认了真理是认识与对象之间的符合。在他看来，真理根本没有认识与对象之间相符合的结构，因为它所涉及和证明的是“它向之而在的存在者”，是“存在者本身的被揭示的存在”[161]，而不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符合，因此，认识始终只与存在者本身相关。海德格尔进而否认了“符合论”的认识论价值。在他看来，“符合论”存在逻辑悖论，因为一个是认识主体，另一个是认识客体，如果主体根本不知道客体为何物、何样，那么它便无法与客体相符；如果主体已知客体为何物、何样，那么它就成了两种认识之间的相符，既如此，“有关陈述还有什么值得追问的呢？”[162]。由此，海德格尔认为，真理就是被揭示了的存在即“去蔽”。
依据海德格尔的“去蔽说”，质疑者将列宁的反映论斥为“符合论”，认为由于它在主客二分的关系框架中，将认识对象视为外在于人的客体，因而根本不可能达到陈述和判断的“真”，它仍然属于近代知性的思维模式。依据海德格尔的“去蔽说”，质疑者认为，事物在没有被人揭示时，因处于遮蔽状态而没有意义；它在被人揭示出本来面目时，便达到了“去蔽”状态并为人所知。因此，认识或判断之伪真，源于人（此在）的陈述、判断和揭示。
上述质疑，虽然肯定了西方哲学从近代认识论向现代存在论的转向，以及这一“转向”对消解近代西方哲学主客二元对立鸿沟的意义，但却是在悬置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一最基本的哲学问题之基础上实现的。“去蔽说”关于“被认识的事物在没有被认识之前，对于人没有意义”的观点，虽然凸显了人之存在对认识的意义，但是，却忽略了当人们谈论事物的意义（对人的价值）时，首先必须以事物如何（存在的状态和本质）、如何认识事物（认识的途径、方式、规律）为前提，忽略了虽然事物是否具有意义取决于“我”，但作为主体的“我”之观、之评有赖于“物”的先在性。“去蔽说”关于“真理就是被揭示了的存在”的观点，虽然将认识置于人作为存在的本体论范围，但是，它却忽略了任何认识领域和实践领域的问题都与本体论相关。胡塞尔的“现象”、海德格尔的“存在”，虽然将哲学研究的对象转变为人的生存世界，但这一“人的生存世界”首先是人的物质生活需要而非抽象的人的本质存在，康德的实践理性、黑格尔的实践理念，虽然强调实践是对象化的活动，具有客观普遍性，但这一活动仍然囿于人的精神伦理范围。因此，“去蔽说”在直接针对列宁反映论的唯物主义前提（认识对象的客观性），否认认识是对客观对象的反映，从而不仅抹去了认识对象的客观性，而且否认了认识主体（此在）的客观性的同时，其由近代认识论向现代存在论的转向，只是由客观领域转到了主体领域，仍然没有超越哲学的基本问题，没有超越当年被列宁批判过的“物是感觉的符合”“原则同格”等经验批判主义的哲学命题。至于“去蔽说”对“符合论”的反诘，虽然从严格探究哲学基本问题的角度而言，它凸显了主体之思在再现“物”的本质时，其形式之玄妙，然而，却忽略了列宁关于认识辩证法、关于“现象与自在之物”之间、一级本质与二级本质之间的转换思想。
这或许是列宁哲学存在的最有力的论据。
19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列宁通过研究《资本论》《反杜林论》《哲学的贫困》等，写下的多本著作[163]，视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马克思主义的两大“基石”，并运用于俄国社会经济结构、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析，在批判民粹主义的主观社会学、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唯心史观中，阐明的唯物史观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社会结构理论、社会发展规律理论，都在揭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区别中阐述了唯物辩证法。
20世纪初到十月革命前，列宁在撰写的哲学著作和文章[164]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俄国现实并结合俄国革命实践，在批判马赫主义、折中主义、诡辩论、形而上学、机械论，在论证革命理论与革命运动的关系、辩证法与认识论的一致性时，所阐明的唯物辩证的认识论、实践观，所系统研究的辩证法史、辩证法，通过将唯物认识论和辩证法与剖析资本主义直接联系起来而提出的帝国主义论，对俄国革命的理论、策略、方法、道路的解答，对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阐释，对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学说基本观点和思想演变的澄清，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
在十月革命后到列宁逝世前，那些直接探讨和解决现实问题的[165]、看似与哲学没有直接相关性但却充满哲学思维智慧的著作和文章[166]，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入俄国现实问题的探讨，在与“左派共产主义者”争论中，阐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的辩证法思想；在总结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中，通过丰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而发展唯物史观；在详尽剖析“左”倾思潮的病状、成因、消除途径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方法；运用唯物史观的社会动力论，阐明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运用唯物辩证法，论证文化遗产的批判与继承关系，以及在身患重病时思考十月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167]，都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思想。
综上，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一环——列宁思想，其哲学“身份”当之无愧。
思想之根扎于生活的沃土。这个沃土除了时代，还有民族文化传统。作为时代精神反映的列宁哲学，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又是“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它与俄罗斯民族文化传统息息相关。19世纪的俄罗斯思想文化，在保存唯物主义传统的基础上，孕育了革命民主主义。这一思想倾向的代表革命民主主义者，都既有厚重的俄罗斯传统文化素养，又非常注重吸取西欧的先进思想，注重辩证法的研究。这种思想文化氛围，不能不给成长、成熟于其中的列宁哲学思想以影响并打上烙印。[168]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列宁哲学的基本思想遵循俄国唯物主义的传统，而且体现在其哲学思想的表达形式没有离开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文化的传统：列宁的“社会机体”思想，在Н.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类机体统一性”[169]和Г.В.普列汉诺夫的社会结构五项要素的“公式”[170]中，皆可寻踪；列宁的“物质”定义，在H.Г.车尔尼雪夫斯基和Г.В.普列汉诺夫的物质观中，皆见原型，如Н.Г.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认为物质就是各种不同对象间的统一性[171]，Г.В.普列汉诺夫则在赞同18世纪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关于“物质这个名词，只能把它了解为一切物体所共有的性质的集合”这一观点的同时，强调“我们认识物体只是通过物体在我们身上所产生的感觉”[172]；列宁的反映论，在Н.Г.车尔尼雪夫斯基和Г.В.普列汉诺夫的感觉论中，皆有体现，如Н.Г.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认为思维就是感觉的组合，而人的感觉源自外在事物[173]。Г.В.普列汉诺夫虽然因强调认识的相对性而从不把自己的认识论明确规定为反映论，但他却多次引证马克思“观念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在人脑中被反映和翻译的物质的东西”，作为反驳唯心认识论的根据[174]，他在重申认识从内容上说决定于客体，从形式上说决定于主体的基础上，强调认识是“互相认识的客体——主体”[175]，而Г.В.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观点，被学界称为认识“形态论”，并认为列宁的反映论受到他的影响，“当列宁说任何概念任何感觉都只是对现实事物或现象的近似反映的……时候，他实质上只是重述和发挥了普列汉诺夫‘形态’学说的基本思想而已”[176]。列宁关于“具体真理”的表述，除了源自黑格尔，同样受到Н.Г.车尔尼雪夫斯基“（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也就是说，只有在观察某一特定的事实所从而产生的一切情势之后，才能对这一事实发出一定的判断”[177]的影响……Н.Г.车尔尼雪夫斯基、Г.В.普列汉诺夫等俄国思想家的理论脉络，串联了列宁哲学中俄罗斯民族文化特色的底线。
承认列宁哲学的俄国化，不是否定列宁哲学的理论价值，而是意在说明，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在20世纪上半叶的俄罗斯产生巨大影响，与列宁善于吸取民族文化的养分分不开。
因此，当我们肯定列宁哲学是“哲学”，列宁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我们必须看到它所具有的民族的、国家的特点。换言之，当我们说列宁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时，我们是从实践层面与理论层面，指出列宁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俄国化”和“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这一点，不仅出于理解列宁哲学的需要，更出于我们能否通过中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切实成为当代中国的理论指导提供借鉴与参照的需要。
[1]张建华：《历史断想：十月革命与苏联知识分子》，载《俄罗斯学刊》，2012（3）。
[2]安启念：《俄罗斯向何处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247页。
[3]安启念：《俄罗斯向何处去：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哲学》，246～247页。
[4]参见上书，249~250页。
[5]约在1世纪，斯拉夫人逐渐分为东、西两支。6、7世纪，又形成了南斯拉夫人。东斯拉夫人又称安特人，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的祖先。
[6]农业生产中，广泛使用铁制农具、凿井灌田、修建水利工程等；手工业生产中，采矿、冶铁成为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煮盐、纺织、漆器、陶器业也已出现，甚至出现了人造玻璃；商业开始兴盛，广泛使用货币，手工业产品和土特产通过商业相互交换；城市发展成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7]秦统一中国前，文化上的繁荣体现在诸子百家争鸣、哲学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出现以及自然科学的天文立法、勾股定律的出现。到秦汉时期，文化上的繁荣体现在出现了哲学如王充的唯物论、文学如乐府诗和汉赋、史学巨著如司马迁的《史记》，科学技术方面也出现了许多大家，如天文学家张衡、数学家张苍和耿寿昌、医学家张仲景和华佗，以及发明了造纸术。
[8]参见孙成木、刘组熙、李健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上，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9]参见上书，18页。
[10]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通过与拜占庭皇室联姻，加入希腊正教派的基督教并宣布它是罗斯的国教。（参见上书，22页）
[11]862—863年，基里尔和美多德依据希腊字母创造新斯拉夫字母。（参见上书，29页）
[12]基辅罗斯的统治者为巩固新兴的封建制度而制定的体现封建主阶级意志的法律，包括《雅罗斯拉夫法典》《雅罗斯拉维奇法典》《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法规》。（参见上书，28页）
[13]基辅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和雅罗斯拉夫都非常重视教育，后者在基辅索菲亚教堂附近开设了古代罗斯第一座图书馆。（参见上书，29页）
[14]基辅佩切尔斯基修道院修道士涅斯托尔在补充、修订和汇集前人之历史记载的基础上完成了《最初编年史》，该文献后经增删，于1073年编成《往年纪事》。（参见上书，30页）
[15]1485年，莫斯科大公正式称谓“全罗斯”大公。（参见上书，69页）
[16]1547年，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史称“沙皇”。（参见上书，81页）
[17]16世纪到18世纪，西欧出现了一系列科学发明，它们引起了知识、思维方式、社会的巨变，从而最终导致工业文明的兴盛，使西欧各国迈进了现代工业文明的门槛。
[18]1700年前后彼得大帝开始的改革，是俄国学习西方的第一次尝试。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则是俄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标志。此后，俄国资本主义才得以迅速发展。
[19]“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工业产量在19世纪最后40年间平均增长了6倍。”（李宏图等：《工业文明的兴盛——16—19世纪的世界史》，365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0]“19世纪下半叶，俄国基本上还是一个靠输出谷物换取外国工业品的农业国。1899年农业人口仍然占全国人口的5/6，20世纪初，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中仅占41%。工业生产发展水平、技术水平平均落后于西欧北美。90年代初俄国棉纺织业中劳动生产率比英国低1/2至2/3。钢、铁、煤等的人均占有量也都无法与西欧、北美诸国相提并论。”（同上书，365～366页）
[21]10世纪时，弗拉基米尔大公宣布拜占庭的基督教为国教，基辅罗斯从拜占庭接受的基督教即拜占庭文化。
[22]安启念：《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21页。
[23]斯宾格勒认为，当一种古老的外来文化在某个地区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土生土长的年轻文化被压迫得喘不过气来时，从这种年轻心灵深处喷涌出来的一切，都要铸入该古老的躯壳中，年轻的感情僵化在衰老的作品中，以至不能发展自己的创造力，而只能以一种日渐加剧的怨恨去憎恶那遥远文化的力量。这就是“历史的假晶现象”。（参见[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2卷《世界历史的透视》，吴琼译，167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24]同上书，171页。
[25]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阿瑟·兰波，在展望自己的未来生活时，将其称为“生活在别处”，即将理想生活置于世俗生活之外的某处。1973年，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以该句作为其书名。
[26]19世纪俄国让世界瞩目的是其辉煌的文学艺术成就，它们包括：Л.И.柴可夫斯基的音乐、И.Е.列宾的绘画、Л.Н.托尔斯泰的文学，以及A.И.赫尔岑、B.Г.别林斯基、Н.Г.车尔尼雪夫斯基、Н.А.杜勃罗留波夫等人极具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艺批评理论。这些具有浪漫主义特色的文学作品，其特点如同米兰·昆德拉评论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时所言：情感被抬到了价值和真理的地位。理性精神的缺乏，不仅在俄国的文学作品中体现充分，而且其哲学也具有浓烈的“泛道德主义”气息。
[27]源于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古老思想，经由斯拉夫主义到19世纪的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В.С.索洛维约夫等人得以传承。
[28]参见[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个性、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上卷，张广翔等译，426～427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29]金雁：《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138页，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30]安启念：《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141页。
[31]对此，Н.А.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论人的奴役与自由》等著作中皆有论及。
[32]一方面，因其制度性腐朽，俄国的经济自生能力极其脆弱；另一方面，为了维护沙皇专制、扩展战争和庞大的军费开支，沙皇政府从18世纪叶卡捷琳娜二世起，就大举向欧洲国家借债。西方国家也认识到，政治上专制、经济上落后的沙俄正是资本增值的沃土，为了实现资本的利润最大化，在极力维护沙皇专制的同时，从各方面给予它经济支持，对它大举放债。
[33]19世纪50年代以前，俄国人主要是学习、宣传西欧的社会主义思想，如法国空想的、批判的社会主义。
[34]1848年的欧洲革命，在暴露西欧资本主义弊端的同时，也促使俄国社会主义者如А.И.赫尔岑、Н.Т.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在重新认识俄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价值时提出：俄国农村公社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理想温床，俄国的未来人是庄稼汉而非工人，俄国的未来社会是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俄国的未来发展道路是从古老的农村村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秉承“村社社会主义”理论，俄国民粹主义者自1867年起，开始了将理论付诸实践的历程，史称“行动的民粹主义”。从19世纪70年代起，俄国青年知识分子产生了到人民（主要是农民）中宣传和发动革命的强烈愿望；从1873年冬天起，“到民间去！”成了知识分子喊得最响亮的口号并被迅速付诸行动。由此，俄国民粹主义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
[35][俄]戈·瓦·普列汉诺夫：《俄国社会思想史》，第1卷，孙静工译，13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36][德]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4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7][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8][德]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二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25卷，4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39][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42页。
[40][德]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3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41][德]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1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2][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3][德]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161页。
[44][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43页。
[45]尽管上述马克思主义有关革命的理论，没有全部进入俄国，换言之，此时只有极其有限的载有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书籍被翻译成俄文，但这对于如同一堆干柴的俄国来说，已经足够了。
[46][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个性、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下卷，张广翔等译，238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47]对此，А.Н.拉吉舍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论人、人的死与不死》等著作中皆有论述。
[48][俄]А.Н.拉吉舍夫：《论人、人的死与不死》，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十九世纪俄国哲学》，11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49]同上书，114页。
[50]英国工业革命、法国政治革命、德国哲学革命以及遍及整个欧洲的自然科学革命。
[51]因为正是近代以来直观的唯物主义，在高扬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性、人权、人道主义中，将理论关注之目聚焦于“现实的人”时，才为马克思实现哲学变革提供了阵地。对此，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在理论领域体现了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在实践领域体现了这种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德]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327页），并认为“并不需要多么敏锐的洞察力就可以看出，唯物主义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天资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有着必然的联系”（同上书，334页）。
[52]“擅长哲学唯物主义，而缺失辩证法，不仅比较普遍地表现在一般普通俄国人群中，而且集中表现在近代三代先进理论家、哲学家代表身上：19世纪中期的车尔尼雪夫斯基、19世纪后期的普列汉诺夫、20世纪前期的布哈林。列宁对这三位杰出思想家的评论，基调大体是一致的，都是高度评价其哲学唯物主义，而同时指出其辩证法不足的历史局限。”（王东：《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27页）
[53]诸多学者对此有过论证，并似已成为学界共识。
[54][俄]А.Н.拉吉舍夫：《论人、人的死与不死》，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十九世纪俄国哲学》，101页。
[55]参见上书，108～109页。
[56]参见[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1页。
[57][德]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78页。
[58]需要说明的是，虽然马克思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和“跨越论”与“村社社会主义”有相通之处，但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在其历史视野上基于“世界历史”，在其历史方法上基于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法。这是俄国的“村社社会主义”所不具备的。
[59]包括律师、医生、作家、艺术家等自由职业者，地方自治局人员和科技人员、非国家组织的工作人员及其他脑力工作者，尽管他们的政治思想派别、生活经历不同。（参见[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个性、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下卷，张广翔等译，337～338页）
[60]同上书，337页。
[61]同上书，338页。
[62]“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德]马克思：《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8年7月11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3][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91页。
[64]参见[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30～66页。
[65][德]马克思：《资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3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6]同上书，874页。
[67][德]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1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8]Г.В.普列汉诺夫（Плеханов，Г.В.），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最早在俄国和欧洲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主席，1883—1903年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之一。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逐渐与布尔什维克分道扬镳，转向孟什维主义。
[69]参见[苏]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卷，138～1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70]参见[俄]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382页，北京，三联书店，1959。
[71]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交往的普遍扩大。（参见[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
[72]П.В.安年柯夫（Анненков，П.В.），19世纪俄国自由派文学家，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驻巴黎通讯员，在巴黎看了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一书后，于1846年11月1日致信马克思，谈及对该书的看法并征求马克思对该书的评价。
[73]L.库格曼（Ludwig Kugelma），德国医生，第一国际会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1862—1874年经常和马克思通信，通报德国情况。《资本论》出版后，遭到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围攻。L. 库格曼将此情况写信告诉了住在伦敦的马克思，马克思在给L. 库格曼的回信中驳斥了对价值理论的攻击并进而阐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
[74]Н.Х.丹尼尔逊（Даниелъсон，Н.Х.），19至20世纪初俄国经济学家、著作家和民粹主义思想家。曾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并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二、三卷译成俄文（第一卷与Г.А.洛帕廷合译）。
[75]Г.А.洛帕廷（Лопатин，Г.А.），19至20世纪初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Н.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资本论》1872年俄文首版的第一个译者。
[76]В.И.查苏利奇（Засулич，В.И.），19至20世纪初俄国民粹运动、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劳动解放社”的创始人之一，19世纪80年代初与民粹主义决裂并转向马克思主义，曾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重要著作译成俄文。后转向孟什维克立场，1903年成为孟什维克首领之一。
[77]参见[德]马克思等：《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马逸若等译，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78]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甚至允许出版马克思的著作。早在1884年，俄国就出版了《哲学的贫困》，1872年出版了《资本论》。关于这一著作的出版广告，还刊登在当时的政府报纸上。
[79]马克思的学说甚至被在沙皇家里向各界代表讲授。当时的财经大臣维特，在对米哈伊尔·亚历克山大维奇公爵讲授经济学时，就讲到马克思。
[80]更极端的是，当局甚至把马克思思想看成某种反对革命民粹主义的抗毒剂。因为在当时，革命民粹主义被当局看作现存制度的主要危险。
[81]参见郑镇：《马克思的哲学在苏俄的历史命运——莫斯科大学副校长米诺洛夫访谈录》，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6（4）。
[82]С.Л.弗兰克在1909年说：“我们信仰拉萨尔和马克思，实际上就是信仰卢梭和德·梅斯特尔、霍尔巴赫和黑格尔、伯克和边沁的精神财富和思想体系，我们是在吸取18世纪和19世纪初哲学的残羹剩饭。”（[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个性、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上卷，张广翔等译，2页）
[83]19世纪30年代末到整个40年代，如何对待农奴制问题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中心。思想界产生了三种理论：（1）“官方人民性”理论。创始人是国民教育大臣С.С.乌瓦洛夫。该理论代表顽固地主贵族的利益，宣称俄国人民天性信教，所以对农奴制和沙皇专制习以为常。（2）斯拉夫主义的理论。主要人物有А.С.霍米亚科夫、И.基列耶夫斯基和И.В.基列耶夫斯基、К.C.阿克萨科夫和И.阿克萨科夫，等等。该理论代表具有微弱自由主义色彩的保守地主贵族的利益，强调俄国发展的独特道路，反对学习西欧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尤其反对西欧资产阶级革命，主张维护专制制度，但希望舆论自由、重申缙绅会议、逐步解放农民。（3）西方主义的理论。主要人物有З.Н.格兰诺夫斯基、К.Д.卡维林、Б.Н.齐切林，等等。该派代表着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地主贵族的利益，崇尚西方社会和资产阶级民主，抨击俄国农奴制。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的共同点是，主张自上而下的改革，实行君主立宪、议会政治，害怕革命，反对农民起来推翻沙皇制。（参见孙成木、刘组熙、李健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下，78～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84]А.Н.拉吉舍夫被人们认为是近代俄国第一个自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家。
[85]А.И.赫尔岑在大学时期，就与Н.П.奥格辽夫（Огарев，Н.П.，19世纪俄国著名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和诗人，A.И.赫尔岑的挚友）等人组织小组，研究西欧进步作家的作品，将注意力集中于准备人民革命，并将农民运动和革命思想的发展视为海涛怒吼的开端。他被列宁誉为在19世纪的农奴制俄国达到伟大思想家水平，“通过向群众发表自由的俄罗斯言论，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反对沙皇专制“这个恶棍的第一人”（[苏]列宁：《纪念赫尔岑》，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1卷，2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86]В.Г.别林斯基是从А.И.赫尔岑到Н.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过渡性人物。
[87][俄]В.Г.别林斯基：《给瓦·彼·波特金的信（1847年12月）》，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十九世纪俄国哲学》，298页。
[88]H.Г.车尔尼雪夫斯基作为为数极少的“站在农民方面的革命家”，主办的《现代人》杂志是当时革命民主运动的思想中心。
[89][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论罗马灭亡的原因》，见《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季谦等译，387～388页，北京，三联书店，1959。
[90]参见孙成木、刘组熙、李健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下，154页。
[91]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列宁思想史》，5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92]А.И.赫尔岑和H.П.奥格辽夫在伦敦主办的《钟声》杂志、Н.Г.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俄国国内主办的《现代人》杂志，是其重要的宣传阵地。
[93]1861年夏天，《钟声》编辑部就准备成立包括来自俄国的革命家在内的秘密组织，Н.Г.车尔尼雪夫斯基则是秘密组织的导师。
[94][俄]Вл.索洛维约夫等：《俄罗斯思想》，贾泽林、李树柏译，187页。
[95][苏]列宁：《纪念赫尔岑》，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1卷，262页。
[96]参见[俄]В.Г.别林斯基：《给瓦·彼·波特金的信（1847年2月17日）》，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十八—十九世纪俄国哲学》，288～292页。
[97][俄]车尔尼雪夫斯基：《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见《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季谦等译，212～297页。
[98]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自19世纪40年代诞生之初就被少数俄国学者关注并在刊物上介绍，А.И.赫尔岑、В.Г.别林斯基等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就知悉《德法年鉴》，后者还在得知马克思的名字后说自己“找到了真理”。（参见[苏]И.С.纳尔斯基、Б.В.波格丹诺夫、М.Т.约克楚克等：《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下，金顺福、贾泽林等译，32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尽管马克思1846年给俄国文学家П.В.安年柯夫的信成为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之理论基础的思想，通过П.В.安年柯夫间接影响了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参见黄楠森、庄福龄、林利总主编，黄楠森、商英伟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4卷，16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
[99]尽管《资本论》德文版第1卷出版后很快受到俄国读者的青睐，并且《共产党宣言》则于1869年、《资本论》俄文版则于1872年在俄国出版，但是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仍然主要限于理论刊物的介绍，而没有与俄国现实解放运动发生实质的联系。因此，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影响还限于个别思想家而尚未扩及整个思想界。
[100]А.Н.拉吉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和А.И.赫尔岑的《谁之罪？》《往事与沉思》便是其中的代表作。
[101]以19世纪70年代为标志，历史学界将民粹主义分为三派：（1）暴动派。以М.А.巴枯宁为代表，号召革命青年到人民中去，发动整个农村举行暴动，将分散、零碎的起义联合为总的人民革命，以推翻沙皇制度，建立“自由联盟”。（2）宣传派。以Π.Л.拉甫罗夫（Лавров，П.Л.，19世纪俄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民粹主义理论家，主张宣传鼓动，反对暴力行为）为代表，认为在人民起义条件尚未成熟、革命到来时刻无法预言之时，革命者的任务就是向人民宣传革命并使其做好准备，“只有当历史事件的潮流指出了变革的时刻，指出了俄国人民已对此作好准备的时候，才能认为自己有权号召人民去实现这一变革”（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俄国民粹派文选》，2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П.Л.拉甫罗夫的《历史信札》对俄国进步青年有重大影响，成为“到民间去”的直接推动力。（3）密谋派。以П.Н.特卡乔夫（Ткачев，П.Н.，19世纪俄国布朗基主义的代表，民粹主义理论家、活动家，其革命思想和策略对俄国后来的许多激进革命者产生了影响）为代表。密谋派既不同意М.А.巴枯宁的暴动方式，也反对П.Л.拉甫罗夫的“准备革命”论，而主张步布朗基（Louis-Auguste Blanqui，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代表人物。他憎恨资本主义制度，主张少数人密谋组织暴动，即可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后尘，以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活动夺取和组织新政权，以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其理论对后来的民意党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参见孙成木、刘组熙、李健主编：《俄国通史简编》下，163～167页）
[102][苏]列宁：《论民粹主义》，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2卷，3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03]列宁将俄国民粹主义分为：19世纪60—70年代的“革命民粹主义”和19世纪80—90年代的“自由民粹主义”。后者的主要代表是Н.К.米海洛夫斯基（Михайловский，Н.К.，19世纪至20世纪初俄国社会学家、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社会学中反科学的主观方法的维护者，《祖国纪事》和《俄国财富》的编辑）。
[104]最著名的有：1869年成立的、以彼得堡大学生为核心的“柴可夫斯基小组”，1872年成立的、主要在彼得堡与莫斯科的青年学生和工人中活动的“多尔吉申小组”。
[105][苏]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卷，2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06]1876年成立于彼得堡，随后在喀山教堂前举行了大学生和工人的第一次示威游行，并以巨大努力在农村建立居民点。
[107][苏]列宁：《怎么办？》，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6卷，1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08]中国学者从思想史角度将民粹主义分为三个时期：19世纪40—50年代的早期，以А.И.赫尔岑和Н.Г.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同时代人思想的影响为代表；19世纪60—70年代的中期，民粹主义在俄国思想界占主导地位；19世纪80—90年代的晚期，以民粹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合流为代表。（参见刘启良：《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293～294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109]1869年在日内瓦出版。这一版本只有几本流传到俄国。
[110]1872年在彼得堡出版。这是《资本论》的第一个海外版本。沙俄书报检察机关允许该书公开出版，只因其认为该书的俄国读者不会多，能读懂的人更少，但该书出版后销售很快。
[111]参见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列宁思想史》，32～35页。
[112]1873—1879年，民粹主义革命家Н.Х.丹尼尔逊给马克思写了几封长达万余字的信，对俄国村社的历史与现状等问题做了集中描述。他还给马克思提供了大量俄国的现实材料与历史文献。Н.Х.丹尼尔逊的书信、提供的材料，对马克思晚年的探索起了很大作用，马克思则在给Н.Х.丹尼尔逊的信中，除了表达自己的感激，还肯定这些来信“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德]马克思等：《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马逸若等译，224～225页），值得“很好地使用”（同上书，224页）。另一位民粹主义女革命家В.И.查苏利奇，也曾多次给马克思去信，就俄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向马克思请教。马克思则在1881年2—3月给她的复信及其三个草稿中，阐述了自己对俄国农村公社二重性及其发展前景的清楚认识。（参见[德]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70～590页）
[113]关于这一点，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团体“劳动解放社”的五位创始人Г.В.普列汉诺夫、П.Б.阿克雪里罗得（Аксельрод，П.Б.，俄国孟什维克思想家）、В.И.查苏利奇、Л.Г.捷伊奇、В.Н.伊格纳托夫皆由民粹主义者转化而来便可证明。
[114]1879—1880年，全国性的革命形势包括：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以民意党为核心的民粹主义革命斗争，以及资产阶级政治代表自由主义反对派的活动。
[115]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只是汉语的称谓。俄罗斯学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的传播和发展”来表达的。在国内学界，则有“俄国化”（如贾泽林）、“俄国东渐”（如李尚德）等不同的表述方式。[参见袁初辉、李尚德：《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俄国化》，载《社会科学辑刊》，2006（3）]笔者认为，表述方式虽有差异，但实质都在于说明，作为具有理论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如何在俄国的现代与传统的碰撞中获得了生命力的。
[116]俄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始于1882年，以Г.В.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名转变为标志。1883年9月，Г.В.普列汉诺夫与他先前的“黑土重分社”的四位同志宣布同民粹主义彻底决裂并创立了劳动解放社。至于Г.В.普列汉诺夫等人摈弃民粹主义学说而转向马克思主义，除了与他个人的思想敏锐、视野开阔、注重理论的彻底性有关，还与当时民粹主义运动借用西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相关。Г.В.普列汉诺夫还属于民粹主义者时，便已经显示出对西欧学说和马克思学说的特别关注。
[117]计有：《共产党宣言》（Г.В.普列汉诺夫译，1882）、《雇佣劳动和资本》（Л.Г.捷伊奇译，1883）、《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В.И.查苏利奇译并作序，1884）、《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Г.В.普列汉诺夫译并作序，1885）、《哲学的贫困》（В.И.查苏利奇译，1886）、《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Г.В.普列汉诺夫译并作序，1892）、恩格斯《论俄国》（В.И.查苏利奇译，Г.В.普列汉诺夫作序，1894）等。此外，劳动解放社的成员В.И.查苏利奇还翻译过《哥达纲领批判》《论历史唯物主义》《神圣家族》等著作的全文或片段。（参见王荫庭：《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14～16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
[118]1883—1898年，Г.В.普列汉诺夫写了《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1883），该书被列宁誉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一个宣言书”（[苏]列宁：《论〈宣言书〉》，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卷，2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写了《我们的意见分歧》（1884），恩格斯称该书使他“感到自豪”，因为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点泛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将会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德]恩格斯：《恩格斯致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1885年4月23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532页]，列宁则称赞该书是“第一本社会民主主义著作”（[苏]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卷，163页）。此外，Г.В.普列汉诺夫还写了《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1894）等著作。
[119]劳动解放社的理论与民粹主义的理论之最大不同在于，前者主张历史发展的客观性、普遍性、规律性、必然性、不可逆性，后者强调俄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以及不顾客观物质条件的“夺取政权”的主观性。
[120]如《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894，该书被列宁称为“对辩证唯物主义作了极其完美的有价值的阐述”（[苏]列宁：《再论实现论问题》，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卷，67页）]、《唯物主义史论丛》（1893）、《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1898），等等。
[121][苏]列宁：《论“前进派分子”的派别组织》，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9卷，308页注释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122]这次大会不仅制定了党纲党章，而且出现了布尔什维克派，它意味着一个适应于帝国主义时代和俄国条件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出现，同时也标志着列宁主义的萌芽。
[123][苏]列宁：《怎么办？》，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6卷，171页。
[124][苏]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4卷，216页。
[125]同上书，215～216页。
[126]同上书，215页。
[127]Л.马尔托夫（Мартов，Л.），俄国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00年参与创办《火星报》。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领导少数派反对列宁的建党原则。
[128]П.Б.司徒卢威（Струве，П.Б.），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政论家，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1905年起任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领导该党右翼。1907年当选为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
[129]张光明：《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8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130]В.П.沃龙佐夫（Воронцов，В.П.），俄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论家，自由民粹主义思想家。他认为俄国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将农民村社理想化，力图找到一种维护小资产者不受资本主义发展之害的手段。
[131]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列宁思想史》，57页。
[132]尽管П.Б.司徒卢威在该书中已表现出“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明显倾向，但因该书当时作为“马克思派”著作而形成的较大影响，那时的俄罗斯一般知识分子都只知П.В.司徒卢威而不知Г.В.普列汉诺夫。
[133][俄]米·亚·西尔文：《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日子里》，见《回忆列宁》，第2卷，上海外国语学院列宁著作翻译研究室译，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34][苏]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卷，232页。
[135]在关于国内市场的形成理论、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小商品生产者分化的理论、封建农业向资本主义农业过渡规律的理论中，列宁对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有所发展。
[136]尽管“革命前夕，俄国知识分子是一个相对少数的社会阶层（约占人口的2.2%），其社会出身和政治观点均有所不同”，但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代表积极地参加过十月革命。据C.A.费久金的统计，在彼得格勒武装起义500多名积极参加者中，知识分子占40%以上”（[俄]М.Р.泽齐娜、Л.В.科什曼、В.С.舒利金：《俄罗斯文化史》，刘文飞、苏玲译，252页）。
[137]С.Н.布尔加科夫19世纪90年代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后成为“马克思的批评家”。他修正马克思关于土地问题的学说，试图证明小农经济稳固并优于资本主义经济，用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来解释民众的贫困化。
[138]对此，当代俄罗斯学者和部分中国学者虽然认为列宁的“灌输”理论、“革命家组织”理论有“促使历史跳跃式地发展”的激进性，但也承认这些理论具有强调主体选择性对于马克思主义俄国化进程的重要作用，并直指其“代表人物便是列宁”。（参见张光明：《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86页）更有学者从文化视角分析了其成因。（参见安启念：《东方国家的社会跳跃与文化滞后——俄罗斯文化与列宁主义问题》）
[139]既包括列宁的哲学论著、政治经济学论著、美学论著，也包括Г.В.普列汉诺夫、А.В.卢那察尔斯基（Луначарский，А.В.，苏联文学家、教育家、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1895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不久成为职业革命家。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欧洲追随列宁。十月革命后长期担任苏维埃政府教育人民委员）、В.В.沃洛夫斯基、М.С.奥里明斯基等人论著中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他们的著作中，哲学、社会学、社会思想史、文学、艺术、美学问题都得到了研究”（[俄]М.Р.泽齐娜、Л.В.科什曼、В.С.舒利金：《俄罗斯文化史》，刘文飞、苏玲译，207页）。
[140]关于“列宁主义”，20世纪20年代的苏共主要领导者在列宁逝世后皆有论述：Л.Д.托洛茨基（Троцкий，Л.Д.，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之一，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左翼领袖，工农红军、第三国际和第四国际的主要缔造者）在《论列宁》一书中具体描述了列宁的思想；Л.Б.加米涅夫为《格拉纳特百科辞典》写过“列宁主义”词条；Н.И.布哈林[Бухарин，Н.И.，联共（布）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之一，苏联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经济学家，《真理报》主编，著作涉及哲学、经济学、政治理论、文学艺术、教育等多个领域]在大量文章中指出“列宁是最杰出的农民问题理论家，有关工人阶级与农民关系方面的学说，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特殊贡献的基石之一”；Г.Е.季诺维也夫[Зиновьев，Г.Е.，共产国际执委会首任主席，苏共早期领导人，联共（布）党内新反对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在《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一书中，将列宁主义定义为“帝国主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张翼星：《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命运》，22～23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斯大林1924年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论列宁主义基础》讲演中，将列宁主义定义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斯大林选集》上卷，1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并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指责Г.Е.季诺维也夫将俄国的落后性、农民性置入“列宁主义”的定义，“是把列宁主义从国际无产阶级学说变成俄国特殊情况的产物”（同上书，396页）。综观上述，Л.Б.加米涅夫、Н.И.布哈林、Г.Е.季诺维也夫等人注重列宁主义的民族特色，斯大林则强调列宁主义的国际性和时代性。斯大林这一关于“列宁主义”的定义，长期以来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奉为经典。
[141]其中，既包括列宁的思想，也包括与列宁同时代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如Н.И.布哈林、Л.Д.托洛茨基、Г.Е.季诺维也夫等人的相关思想。
[142]在苏联时期，在中国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和教材中，列宁哲学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即列宁主义阶段。
[143][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余其铨等译，14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144]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早期的柯尔施、施密特等认为，列宁的认识论是机械反映论，历史观是经济决定论。法兰克福学派代表马尔库塞认为，列宁哲学出于革命的高潮或低潮的需要，而游走于决定论与唯意志论之间。一些西方列宁学者如新托马斯主义者波亨斯基、英国学者罗斯托、美国学者胡克等则认为，列宁的历史观放弃了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是精神决定论、唯意志论、政治决定论。
[145]当然，并非所有的西方学者。在普遍质疑列宁哲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仍然有卢卡奇的《列宁》、阿尔都塞的《列宁和哲学》等著作对列宁哲学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并为之辩护。
[146]《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5）、《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1910）、《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1913）、《〈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1844—1883年）〉提要》（1913）、《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卡尔·马克思》（1914）。
[147]这种阐述不仅包括上述著述，而且包括列宁的其他著作如《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等。
[148]即两人皆在社会实践中实现思想的转变，皆怀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皆兼具学者与战士的品格。
[149]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苏]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3卷，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是世界文明大道之内而非之外的东西。
[150]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理论而言，是在社会生活条件激烈变化中产生的，随着历史时代、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发展。
[151]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其实践作用而言，是行动的指南，但它必须根据和适应社会条件的变化与现实需要，这样，“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苏]列宁：《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0卷，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苏]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9卷，1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52]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形成、发展的，它在“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苏]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7卷，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53]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辩证法、历史观的理论价值做过概括，特别指出：唯物史观的发现是人类理论史上的创举，它把历史当作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具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它是唯物论与辩证法、历史主体与历史客体的有机统一，既考察了产生于人们历史活动中的思想动机背后的原因即物质生产发展程度，又说明了人民群众的活动。（参见[苏]列宁：《卡尔·马克思》，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6卷，47～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54]受时代条件所限，列宁没有读过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有关《资本论》的三大手稿以及晚年的《人类学笔记》。
[155]1888年秋从流放地回到喀山，以及1889年迁居萨马拉。
[156]先后写下《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著作。《列宁全集》前三卷中引用《资本论》就达百余处。
[157]《〈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1844—1883年）〉提要》《哲学笔记》《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等。
[158]受时代条件所限，列宁没有读过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159][苏]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见《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18卷，1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60]同上书，118页。
[161][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251页，北京，三联书店，2014。
[162][德]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孙周兴选编，218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163]《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1894）、《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1894）、《我们拒绝什么遗产？》（1897）、《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95年年底—1899年1月）。
[164]《怎么办？》（1901—1902）、《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1904）、《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哲学笔记》（1914—1916）、《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国家与革命》（1917）。
[165]例如，如何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新经济政策实行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构想等。
[166]《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青年团的任务》（1920）、《论粮食税》（1921）、《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
[167]时间为：1922年12月23日—1923年1月4日。论述包括：《日记摘录》《论合作制》《论俄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论文，《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使国家计划委员会具有立法职能》《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等信件。这些文章和信件，后被人们统称为“列宁遗嘱”。
[168]中学时期便阅读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著作，后来对Н.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更是爱不释手，反复阅读。参加喀山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并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则是受Г.Л.普列汉诺夫的影响。
[169][俄]车尔尼雪夫斯基：《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见《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季谦等译，233页。
[170][苏]Г.В.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195页，北京，三联书店，1962。
[171]参见[俄]车尔尼雪夫斯基：《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见《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季谦等译，235页。
[172][苏]Т.В.普列汉诺夫：《唯物主义史论丛》，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88～89页，北京，三联书店，1961。
[173]参见[俄]车尔尼雪夫斯基：《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见《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季谦等译，267页。
[174]参见[苏]Г.В.普列汉诺夫：《再论唯物主义》，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499页。
[175]参见[苏]Г.В.普列汉诺夫：《阿·德波林〈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入门〉一书序言》，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724页。
[176]王荫庭：《普列汉诺夫哲学新论》，205页。
[177][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果戈理时期俄国文学概观》，见《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周扬、缪灵珠、辛未艾译，421页，北京，三联书店，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