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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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发展问题

既然主题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思想的发展,那么,作为对研究方法的一个预先的说明,就有必要首先谈谈所谓的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发展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和两个不同的派别,这就是以整体论为研究方法的整体论者(Unitarians),和以发生学为研究方法的发展论者(Developmentalians)。

整体论者的观点可以在现代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著名学者哈罗德·彻尔尼斯(Harold Cherniss)的这样一段话中得到鲜明的反映。他这样说:“由于整个著作是由讲稿构成的,而这些讲稿被反复地讲授,又和不同时期所添加的前前后后的评注连缀在一起,因此,显然,作者把整个全集视作构成了一个自洽的统一体系,并且,他的著作在哲学上也必须被看作是如此,如果它就是他本来希望它是的那个样子的话。”[1]这样,在整体论者看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全集中的各类著作构成了这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不同的部分和方面,不同著作间甚至同一本著作中所存在的思想差异是由于论述的方式、论述的主题和论述的角度的不同而造成的差异,并不构成根本的思想对立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在逻辑上是完全自洽的。整体论的研究方法在亚里士多德的研究领域很有代表性,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期,人们基本上是这样来对待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和思想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是如此,各个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也是如此,近代以来的亚里士多德研究,例如黑格尔和文德尔班的哲学史,也是从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的角度来阐述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的。而进入现代以来,整体论的方法仍然支配着许多学者的研究。例如,在弗尔斯(Furth)197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在谈到《范畴篇》和《形而上学》两书之间的关系时,他并不把它们理解为不同思想时期的两本著作,而是把《范畴篇》理解为《形而上学》的导论性著作,它在思想的深度上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而正是由于这一限制,再加上《范畴篇》所处理的题材的特殊性,才造成了二者在实体观上的表面的差别。[2]而爱德尔(Edel)在1982年出版的《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哲学》这本著作中,在谈到亚里士多德关于质料问题的思想时,就把亚里士多德关于质料这一主题的不同时期的思想看成是不同角度的研究,它们构成了关于质料的多条研究线索和多种阐述方式,而这些研究在根本上是逻辑自洽、相互协调的。[3]

但是,自从德国学者耶格尔(Jaeger)1923年发表了他那本影响深远的著作《亚里士多德》,以发生学的方法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后,整体论的研究方法就受到了根本的动摇。耶格尔在这本书中,通过对亚里士多德著作文本的细致入微的分析和比较,把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建立在了一个发生学的谱系上,这就是从前期作为一个柏拉图主义者进行著述,经过作为特殊过渡时期的神学阶段,最终成为亚里士多德自己,即一个反柏拉图主义的、作为具体的经验科学家的亚里士多德。依照这个谱系,像亚里士多德前期所写的对话,例如《欧德谟斯篇》、《劝勉篇》就构成了第一阶段的作品的代表,而像《论哲学》以及《形而上学》中涉及神学思想的篇章就构成了第二阶段的作品代表,而逻辑学著作、形而上学著作则构成了向着经验主义和专门科学的转折,因为在这里,耶格尔认为亚里士多德否定了对抽象的理念的研究,而转向对具体的经验实在的探讨,至于物理学著作和其他各种具体的经验科学著作则构成了亚里士多德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自耶格尔提出这种发生学的研究方法后,许多学者开始从发展的角度来考虑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由此就形成了发展论的各研究派别。他们虽然在对亚里士多德思想发展的分期上以及各个时期的思想倾向上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但是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存在着不同的发展时期,而全集就是这些不同发展时期的思想的反映,从而,既不能够对亚里士多德的全集进行整体主义的研究,也不能从体系性的角度来把握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全集不过是不同时期的作品的汇集。

显然,发生学的方法和整体论的方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发展论者指责整体论者忽略了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发展性,在明显不同的思想之间去寻找逻辑的自洽性,从而所构造出来的只是一个虚构的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而整体论者则指责发展论者对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采取了割裂的研究态度,忽视了亚里士多德思想所特有的体系性,从而所展示给人们的只是一个思想破碎的亚里士多德,而这不仅不符合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实际,也不符合任何一个思想家所可能的思想实际。例如彻尔尼斯就这样说:“耶格尔暗中假定在任何既定的时刻,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不会含有矛盾,而凡是矛盾明显的地方,一定存在着写作上的时间差异。这样的条件不仅与其他任何已知的哲学体系不符,而且依照假定,也使任何真正的‘发展’成为绝不可能,因为发展是哲学家在他现在的学说中所感到的困难和矛盾的结果。”[4]

面对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对待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立场和方法,我们的观点很明确,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一个连续发展的体系。这就是说,他的思想是在不断发展的,在这方面,发展论者所提出的许多证据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这个发展又总是按照体系的方式来加以构成,从而它总是在一定体系中的发展,并且向着更高的体系在发展。而这也正是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实事。因为,只要认真地分析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那么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存在着大量的交叉引用的现象,他经常在一本著作中提到另一本著作中的某些思想,把它运用到当前这本著作正在论述的主题上来,从而,很明显,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尽管他的思想由于发展而存在着前后期的明显差异,但是,体系性却是他思想中的恒常的追求,他总是从现在思想体系构造的需要出发来通盘考察过去的理论、观点和概念,把在他看来凡是有益于现在的思想毫不犹豫地整合到他当前的讨论中来,力图把他的各种思想组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发展的体系,这就是我们考察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基本立场和方法。

由此出发,具体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思想的发展,尽管以《范畴篇》—《物理学》—《形而上学》为核心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思想的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但是它们彼此之间却并不构成截然对立的关系,相反,后期的思想总是在有效地吸收着前期思想中有益的成分,使其成为自己思想体系中的一个必要的环节。这样的理解就可以使我们从一个统一的思想高度来看待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思想的发展,看待这三本著作之间的关系,不至于割裂地来对待它们。


注释

[1] Cherniss, H., Review of Werner Jaeger, Aristotl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56,270.

[2] 参见Furth, M., “Transtemporal Stability in Aristotelean Substances”, Journal of Philosophy 75, 629。

[3] 参见Abraham Edel, Aristotle and His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2,51。

[4] Cherniss, H., Review of Werner Jaeger, Aristotl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56, 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