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观是每一个成功的投资者不可或缺的特质

货币市场的崩溃始于20世纪30年代早期德国马克，也就是凯瑟琳的哥哥狂野比尔有史以来赚得最多的那一次。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必须向战胜方——协约国支付巨额赔款，这使得德国负债累累，深陷泥潭。协约国打算向德国提供一个延期支付战争赔款的计划，给予战败国更多时间。但是，这个计划遭到法国的强烈反对，法国拒绝任何形式的债务宽缓。

于是，德国人索性违约，停止赔偿，导致其他债务国相继效仿，引发连锁反应，货币市场一片混乱。“几周的工夫，”戴维斯写道，“英国和其他三十多个国家，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货币暴跌了40%。”与此同时，美元虽然没有贬值，但谷物、木材以及其他商品的价格直线跳水。坚挺的美元使得美国企业处于极为不利的境地，国外的竞争对手可以在美国降价销售他们的产品，因为他们收到的是万能的美元。然而，国外的消费者却负担不起美国的产品，因为他们手中的货币贬值，购买力不断缩水。有几个国家甚至关闭国门，拒绝进口。

时任美国国务卿科德·赫尔强烈呼吁开放国门，即便自由贸易会损害本国经济。国外的商品涌入美国，而美国制造的商品却在库房里、粮仓里、货仓里堆积如山。“进口货物，”戴维斯写道，“就像以前发生过的一样，在碾压美国企业，导致恐慌乃至彻底崩溃。”

公司为了降低成本而解雇员工。美国的失业人数从780万人跃升至1370万人，这促使政治家们采取行动。市场崩溃之后，排斥对外贸易的国会通过了《斯姆特-霍利法案》，对进口商品征收重税。 《斯姆特-霍利法案》并没有遏制全球的通货紧缩，几乎所有商品的价格依然止不住地下滑，企业挣扎着维持微薄的利润。消费者对赫伯特·胡佛总统提倡的“买更多东西”运动，只能耸肩以对。等到罗斯福总统的时代，消费者买的就更少了。美国农业委员会劝说农民少种粮食（因为供给的减少，有助于价格的上升）。但是，农民赚钱心切，反而越种越多。

与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不一样，戴维斯绝不会让这些令人沮丧的故事影响他迎接经济复苏的热情。对于商业和金融，戴维斯是天生的乐观派，这对于任何一个股票投资者都是不可或缺的特质。正如证券公司在牛市来临时习惯说的：“过去的表现不能作为未来成功的保证。”但是，现代历史上最为糟糕的十年接近尾声，戴维斯意识到，市场过去的糟糕表现不能证明未来也很糟糕。作为历史专业的学生，他相信周期的存在。他相信埃德加·劳伦斯·史密斯的信条：长期而言，股票投资的回报最具潜力。于是，他的目光越过那些等待救济的长队、令人沮丧的头条新闻、通货紧缩的肆虐，以及国民对于华尔街经纪人和银行家的抱怨与厌恶之声，看到了更远的未来，聚焦于美国财富来源的关键——创新。

人们通常都在慨叹“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发明了”。但戴维斯在典型的美国大众的寓所里却发现了反例。通用汽车在每一辆新车上装了电池，取代了手动摇柄，这样就可以“让妇女进入汽车市场”，这难道不是发明吗？一系列新型、节省劳动力的小工具的产生，让家务活变得轻松，并由此增加了电力需求，这难道不是发明吗？20世纪30年代，每户的家庭用电消耗几乎增长了一倍，所以，在千瓦时这个概念上，并未出现大萧条的现象。

戴维斯问自己，如果发明已经是明日黄花，那么，又如何解释如洪水般涌入美国专利局的申请呢？他快速浏览了一下最近的进展情况：汽车空调、尼龙（杜邦公司在1938年发明）、电视机（发展中的重要行业）、无线电传真广播、无爆震汽油、连续纺纱机、新型塑料和纤维制品、由板栗壳制作的波纹板（米德公司）、乳胶发泡海绵（美国橡胶公司）以及杀菌灯（西屋公司）。

尽管周围有这么多激动人心的发明进步，很多美国人依然认为经济前景一片黯淡。霍华德·斯科特是一位所谓“技术论者”的领袖（实际上，他们却是反技术论者），在各地的巡回演讲吸引了很多人。大批观众聆听了他的演讲，斯科特指责大萧条是机器和电力进步导致的工人失业引发的，因为工作岗位被机器所取代。在纽约一家豪华酒店里的一场人数众多的宴会上，一些商界名人也倾听了斯科特对于国家面临的经济灾难开出的药方：砸毁机器、回归手工制造、扛起锄头、用马犁地。

戴维斯可不打算接受这些技术论者的悲观论调，他预测三个“沉睡的行业巨人”（铁路业、公用事业、建筑业）将会在20世纪40年代觉醒。他看到新工作岗位又开始招聘，同时，1.3亿消费者重新开始购买商品，排起长长的结账队伍，全国上下都在加紧生产以满足人们压抑已久的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在戴维斯的水晶球中，对美国经济繁荣的最大威胁是各州推出的保护地方的各种税收，就像放大版的各国保护本国制造商政策，他认为不应该征收这些关税，而他是对的。

他确信一场世界大战迫在眉睫，而且这会加速经济的复苏。他感到大众比之前的数十年“对资本主义体系有了更多更深刻的了解”，尽管他并不是罗斯福的粉丝，但他可以保持开放的心态。他意识到华尔街的报应已经彻底改变了商业的性质，所幸还没有彻底恶化。对于刚起步的公司，罗斯福强大的政府已经创造了一个“半管制经济”。社会安全体系、失业救济以及政府工资会为消费者的银行账户提供稳定的现金流，使资金能够良性循环，避免了经济陷入更糟糕的情况。存款保险制度使得银行免于风险，保障了国民储蓄。所有这些对于挽救一个半死不活的经济而言是必要的。戴维斯得出结论，如同将“商业的信心重新注入”。只要能重拾信心，美国人民就会做出伟大的反应。

“一个由汽车引领的人口巨大变动即将到来，伴随着现代金融业务……高标准的生活水平看来是板上钉钉的事。如果亲社会、亲商业的公共政策可以被采纳的话，这一切将很快到来。”

关于通货膨胀的话题，戴维斯找不到任何可以发出警告的理由。“预测总是很危险的，”他写道，“但是，只要工厂开足马力，只要农产品释放出巨大的潜力，只要政府下定决心采取坚定措施防止物价飞涨，我相信可以做到，如脱缰野马一般肆无忌惮的、危险的通胀应该会被推延到40年代之后。”

关于罗斯福新政，“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其不妥之处，人们仅仅需要将最近的情况与新政之初进行比较，即可得出一目了然的结论”。到了1937年，戴维斯非常高兴地报告，罗斯福的训导——谴责“邪恶和罪恶的富人阶层”——已经不再被奉为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