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科学和技术的定位
19世纪加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突出；同时，这些问题也进入了马克思的理论视野。马克思对科学与技术现象进行了多维度的审视与剖析，从而给出了科学技术的定位。
一、边界模糊的科学与技术
虽然19世纪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但是“小科学”的时代特征依然明显。一是科学与技术开始由分立走向融合，其间的互动机制逐步形成；二是许多学科开始摆脱自然哲学的影响，由经验科学发展为理论科学；三是科学的社会建制尚处于形成之中，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员数量少，科学劳动方式多以个体劳动为主；四是科学、技术与生产之间的关系处于调整之中，以往松散的“生产→技术→科学”主导作用传递模式开始被打破，而“科学→技术→生产”的主导作用传递模式尚未确立。马克思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探究科学技术问题的，其思想中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
1.快速成长与不断分化的知识：哲学-科学-技术
作为人类目的性活动的序列、方式或机制，技术一开始就与生产活动密切相关，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诞生之初的采猎活动，“当时人们靠狩猎、捕鱼、畜牧，或者最多靠耕作为生”[1]。进入原始社会末期，随着采猎经济让位于农业和畜牧业经济，产业技术开始演变为人类技术活动的主要门类。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广大工匠是新技术的开发者和传承者，但他们多是处于社会下层的体力劳动者。工匠们的主要任务是生产物质产品，他们很少以技术活动为专门研究对象；个别新技术成果也主要是通过长期的经验摸索与反复试验获得的，其间也很少求助于当时的自然哲学知识等。
与技术的发展相比，科学的起源要晚得多。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人类的认识尚处于以感性认识为主导的幼稚阶段，系统的科学认识无从谈起，顶多只有零散的、感性的科学知识，且与宗教体验、哲学感悟混杂在一起。日月星辰的运行、春夏秋冬的交替、生老病死的轮回等自然现象，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实践密切相关，成为孕育经验科学的土壤。“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2]较为系统的科学研究活动出现得很晚，至今也不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古希腊、中国等地，先后形成了原始的天文学、数学、力学、医学、农学等学科雏形。
与今天精密的实验科学大相径庭，这些原始科学大多依附于宗教或哲学，往往以自然哲学或神学“婢女”的面目出现，其中直觉、直观、思辨、猜测、想象、定性的成分较多，未能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实验基础与科学方法。研究科学问题的人，大多是好奇心较强的脑力劳动者，他们往往是上流社会的自由职业者。直到欧洲文艺复兴之前，科学一直沿着与技术分立的理性道路独立发展，好奇心与求知欲是其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同时，从事科学研究者大多鄙视生产实践活动，瞧不起工匠技艺，不愿意探究生产实践活动中的技术问题与科学问题，也不屑于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应用于生产实践。
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东西方文明的历史“轴心期”。欧洲文艺复兴之前，除数学、力学、天文学、医学等个别学科相对发达外，自然科学的大多数门类还处于襁褓之中，停留在搜集和整理材料的经验科学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自然哲学“这一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把它们包罗在内的科学的科学”[3]，是人们认识自然现象的主导方式；直观、思辨、猜测、想象的哲学方法是人们揭示自然奥秘的主要方法。自然科学也主要是在自然哲学的思想体系中发育的，尚未取得合法的独立地位，即要“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观念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想象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臆想来填补现实的空白”[4]。
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是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才出现的。伽利略把实验和数学引入物理学研究之中，培根、笛卡尔随后对这一方法进行了哲学概括和提炼，奠定了近代实验科学的基础。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在他看来，自然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则是自然哲学的最重要的部分。……按照他的学说，感觉是确实可靠的，是一切知识的源泉。科学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科学就在于把理性的研究方法运用于感官所提供的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形式”[5]。从此，科学知识既以严格的逻辑推理为依据，又得到了实验事实的支持，这种全新的知识发展模式，使近代实验科学开始摆脱自然哲学的窠臼，步入了全面快速发展的轨道。
实验科学的出现宣告了自然哲学统治时代的结束，标志着自然科学的诞生。自然哲学对自然现象的研究是哲学活动的延伸，也是一种越俎代庖的行为。因为“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6]。实验科学则深刻地改变了以往人类的理性认识样式，使科学成为理性的唯一合法形态，逐渐取代神学成为新的知识立法者。从此，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步入了科学理性的时代，学科的深化和分化也开始加快。同时，以实验为基础的新科学也潜伏着巨大的实用价值。以往那种为了追求纯粹知识而展开的科学研究或哲学思索，现在开始关注生产实践和产业技术发展的实际问题，涌现出了像达·芬奇、伽利略、斯台文、惠更斯等一批面向生产实践的新型科学家。
随着当时工商业的快速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开始在意大利、尼德兰等欧洲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孕育。近代科学的实证、理性和批判精神，是对抗宗教神学的锐利武器，成为资产阶级在思想领域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一条重要战线；科学可以摧毁宗教信仰的基础，也可以用理性统一法律，取代分散的、感性的地方政令，从而剥夺封建领主们的特权。因此，资产阶级革命与科学革命成为同路人，前者为生产力的发展扫除社会障碍，后者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资本与科学是天然的同盟军，资本依赖科学扩大生产规模，科学也需要资本提供财力支撑。这样，“随着中等阶级的兴起，科学也大大地振兴了；天文学、力学、物理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又活跃起来。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工业生产，需要科学来查明自然物体的物理特性，弄清自然力的作用方式。……现在，科学反叛教会了；资产阶级没有科学是不行的，所以也不得不参加反叛”[7]。
“各门科学在18世纪已经具有自己的科学形式，因此它们终于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起来了。”[8]如果说除了直接观察与实践经验外，近代以前的科学知识主要与研究者的直观、思辨、猜测、想象等自然哲学方法密切相关，那么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以来，科学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9]科学家注重的是实验结果，分析、归纳与演绎的理论思维，以及实验技术装备的不断改进。因此，科学研究不再是笼统地、经验地、被动地去认识和反映自然事物，而是积极主动地介入、干预自然现象，并在多种先进实验技术的辅助下，借助精确的数学工具去构建精致的理论模型或假说，系统化、理论化、逻辑化成为自然科学的目标指向。同时，科学研究也由原先自由探索的个体活动，逐步转变为成建制的有组织、有计划、分工协作的认识活动，并得到资本的支持与控制，按照资本的意志定向快速推进。
在这一历史时期，随着纺织、冶炼、采矿等手工业技术的复杂化、多样化与精确化，迫切要求技术开发从生产实践活动中分化独立出来，把技术活动置于科学研究视野之下，运用科学理论与方法剖析技术过程，这就为工艺学的诞生准备了条件。工艺学在概括生产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各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规范和指导具体技术开发实践，使“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10]。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机器生产中……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11]。从此，以工艺学为基础的技术开发，开始以科学理论与技术原理为依据，按照科学研究规范有目的、有计划地展开，从而打破了以经验摸索为主导的传统技术发展模式，进而改变了生产活动的面貌。
正是在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实践的平台上，科学与技术迅速发展，并彼此靠拢，互动促进，逐步融合。“自然科学本身〔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的发展，也像与生产过程有关的一切知识的发展一样，它本身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12]为此，马克思在论述科学与技术的互动促进机制时也指出：“在机器体系中，资本对活劳动的占有从下面这一方面来看也具有直接的现实性：一方面，直接从科学中得出的对力学规律和化学规律的分解和应用，使机器能够完成以前工人完成的同样的劳动。然而，只有在大工业已经达到较高的阶段，一切科学都被用来为资本服务的时候，机器体系才开始在这条道路上发展；另一方面，现有的机器体系本身已经提供大量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发明就将成为一种职业，而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着眼点”[13]。
2.科学、技术的内涵和外延
严格地说，马克思没有专门承担对科学技术进行规范性研究的任务，他对科学技术问题的关注和探究，是在多个层面同步展开、零星推进的，其科学技术思想属于萌芽状态的“原生态”思想。马克思多是在具体科学技术活动层面来言说科学与技术的，其中既有对科学技术史实的记录、转述，也有对诸多专门科学技术史著作的摘录，还有对许多具体科学技术问题的多层面思索，但尚未展现出统一的哲学基础和清晰的体系轮廓。
翻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找不出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与“技术”概念统一准确的界定。这一方面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技术问题的探究尚处于形成和发展过程之中，是不规范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科学技术现象的复杂性、多维性、动态性，以及“科学”与“技术”概念的普遍性。其实，给“科学”与“技术”概念下一个人人都认可的定义并非易事，直到今天这一工作也远未完成。“初看起来，‘技术’一词的涵义似乎十分明白，因为到处都可以看到技术装置、器械和工艺，人们已承认它们是‘第二自然’。不过，倘若要给技术概念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人们马上就会陷入困境。这种情形与那些同样具有高度普遍性的概念有些类似。尽管人人都以为自己知道‘科学’‘政治’‘社会’等概念是什么意思，但是大家却很难就一个确切的定义取得一致意见。”[14]可见，单纯以属加种差的定义方式，难以概括“科学”与“技术”概念的普遍性，难以展示它们的丰富内涵。
科学与技术是构成人类文明的重要元素，体现在社会文化生活的诸多领域。马克思对科学技术问题的探究可以分为内外两个层面：一是对科学与技术本身结构和属性的剖析；二是对科学技术与其他社会文化生活相互作用机理的揭示。前者关涉“科学”与“技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形成了马克思科学技术思想的基础；后者就是对科学技术现象的多侧面考察，形成了马克思科学技术思想的中心内容，有助于理解马克思的“科学”与“技术”观念。尽管我们难以找出马克思对“科学”与“技术”概念的准确界定，但这并不表明马克思就没有形成“科学”与“技术”观念。我们可以从他丰富的科学技术思想中，提炼和概括出“科学”与“技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1）科学概念。
在马克思有关“科学”的众多命题中，有两个命题尤为重要：一是科学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马克思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15]。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人类“掌握”世界的四种主要方式：理论诉诸逻辑，宗教诉诸信念，艺术诉诸情感，实践精神诉诸意志。在马克思看来，理论思维的方式就是科学的（包括哲学的）方式，它透过现象揭示隐藏在事物背后的本质。正如在批判庸俗经济学家对价值规律的错误理解时，马克思所指出的：“当庸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鼓吹事物从现象上看是另外的样子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作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所鼓吹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外表，并且把它当做最终的东西。这样一来，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16]
二是科学就是对未知事物的探索。恩格斯曾指出：“科学就是要研究我们不认识的东西”[17]，即认识未知领域，揭示事物的本质，其成果就是系统化的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的对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物体。……对这些不同的运动形式的探讨，就是自然科学的主要内容。”[18]早期的科学研究主要以自然界的未知现象为目标，所以称为自然科学；后来对人工物及其创造活动的探究也进入了科学研究的视野，出现了所谓的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马克思认为，工艺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它是技术科学与工程科学的早期形态。“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19]此外，科学是生产力、科学是智力生产、科学是历史发展总过程的产物、科学是劳动产物、自然科学是人对自然的理论关系”等命题，都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科学”概念的丰富内涵。
尽管19世纪的社会科学远没有自然科学那么发达，马克思虽然是从哲学、经济学、历史学视角探讨科学问题，但他却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在广义上理解和使用“科学”概念。在他看来，客观世界的任何事物都可以置于科学理性之下进行审视，运用科学方法展开剖析，同时，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主要门类，它们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德国，直到现在，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20]；在致路·库格曼的信中说：“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所以，如果想一开头就‘说明’一切表面上与规律矛盾的现象，那就必须在科学之前把科学提供出来”[21]；等等。这里的科学是指政治经济学，主要是从社会科学的意义上言说的。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讨论了科学分类问题，“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其内在序列所进行的分类、排序，科学分类的重要性也正在于此”[22]。按照这一思想，在《反杜林论》中，他又指出存在着三种类型的科学。“我们可以按照早已知道的方法把整个认识领域分成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包括所有研究非生物界的并且或多或少能用数学方法处理的科学，即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第二类科学是研究活的有机体的科学”；第三类是“按历史顺序和现今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23]。这里的第一、二类科学（生物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第三类科学则是指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
此外，恩格斯还认为存在着思维科学门类。“我们本来在上面还可以举出研究人的思维规律的科学，即逻辑学和辩证法。”[24]“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25]
（2）技术概念。
与“科学”相比，“技术”一词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中出现的次数要少得多，直接与“技术”相关的条目不过40余处。[26]而且，这些“技术”概念与今天技术哲学的“技术”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明显差异。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由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引起的。在自然语言的日常使用中，一词多义、多词一义的语言现象普遍存在，同一事物往往可以用多个词语、多种方式来表述。“在马克思的著述中，与‘技术’一词相关的英文对应词是Technique、Technology；德文对应词是Technik、Technologie；俄文对应词是Teхника、Teхнология。前一个词汇主要指技艺、技巧、技能、具体操作或专门方法；后一个词汇大致指体系化的技术，如工艺、工业技术等。事实上，前一个词汇的内容是后一个词汇内容发展的基础，后一个词汇的内容是对前一个词汇内容的系统研究，更接近于技术开发与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在翻译马克思著作的具体处理上，前一个词多翻译为技术、技能、技巧等，后一个词多翻译为工艺、工艺学、技术研究等。我们不能因为翻译上的不同处理方式，就看不到马克思对技术问题的讨论。”[27]
二是马克思在述说技术现象时使用了众多“技术”的下位概念。即往往在特殊技术系统中言说技术的单元、结构、运行及效果等，而很少采用统一的“技术”范畴进行概括或述说。例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1853年6月）一文中曾指出：“不列颠入侵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英国棉织品泛滥于这个棉织品的故乡。……然而，曾以纺织品闻名于世的印度城市的这种衰败决不是不列颠统治的最坏的结果。不列颠的蒸汽机和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彻底摧毁了农业和制造业的结合。”[28]这里虽然只字未提“技术”一词，但“棉织品”“手纺机”“手纺车”“蒸汽”“科学”“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等词语，都是对技术产品、技术设备或技术流程的直接表述。这就好比是从植物生理学角度解剖不同树种，而很少从生态学角度述说森林一样。
同“科学”概念一样，马克思也是在广义上理解技术的。他从人类活动方式角度审视技术，更多地强调了技术的形成和意义，而不是它的构成。以下三点是其“技术”概念的核心：第一，技术是人性的基础。马克思认为，对人性的认识应当到生产活动中去寻找。“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29]这就是说，人性主要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而与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的“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都是产业技术的具体形态。人性既取决于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更取决于产业技术形态。
第二，技术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产业技术不仅支持着生产体系的运转，而且也是区分经济时代、反映社会关系的标志。“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30]这就是说，“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的产业技术特征，直接决定着物质生产与社会需要的实现样式，进而间接地塑造着社会上层建筑的面貌。产业技术不仅是形成人性的基础，而且也是认识人性与人类生活的基本途径。“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31]
第三，元技术观念是马克思分析问题、表述思想的出发点。在分析亚细亚、古罗马和日耳曼三种所有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时，马克思指出：“哪一种土地所有制等等的形式最有生产效能，能创造最大财富呢？我们在古代人当中不曾见到有谁研究过这个问题。［在古代人那里，］财富不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尽管卡托能够很好地研究哪一种土地耕作法最有利，布鲁土斯甚至能够按最高的利率放债。人们研究的问题总是，哪一种所有制方式会造就最好的国家公民”[32]。在这里，“人们研究的问题”就是技术问题，所追求的“最有生产效能”“创造最大财富”“哪一种土地耕作法最有利”“按最高的利率放债”以及“最好的国家公民”等都是技术效率观念的体现。事实上，只有全面地理解了马克思有关技术的多层面分析与多种表述，我们才能准确地把握技术观念。
从外延角度看，马克思认为，技术广泛存在于人类目的性活动的各个领域，有多少种不同的活动领域，就有多少种不同的技术类型。在他的论域中，技术主要有劳动技术、机器技术、产业技术、军事技术、社会技术等类型。
3.科学研究的实践者与科学方法的倡导者
马克思是近代罕见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一生涉猎广泛，求索不止，笔耕不辍，在经济学、哲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军事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诸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贡献，建树颇多，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思想遗产。同时，马克思也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努力学习科学技术知识，探究科学技术问题，为创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科学研究的实践者。
在马克思艰难困苦、颠沛流离的65年人生旅程中，他以科学的态度面对所有问题，不懈探索，追求真理，先后发现了“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规律”。马克思“细心地研究了各种各样的科学和人类活动的各个部门：社会上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军事、艺术史、数学、技术史和他所处时代的技术”[33]，是科学研究真正的实践者。恩格斯曾高度评价马克思的贡献：“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34]。这一评价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的重要贡献，以及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领域未来发展所具有的奠基性作用。
《资本论》是马克思倾其毕生心血完成的一部经济学巨著。它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证明了社会形态的演进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社会关系的一定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35]
《资本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科学分析的典范，前后花去了他40年的时间。为了撰写《资本论》，他广泛阅读和收集了各种相关资料，甚至连英国议会发给议员们的“蓝皮书”他都要认真研读。因为“蓝皮书”中记录着英国各个时期的经济报告与经济政策，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第一手资料。据统计，单在大英博物馆的藏书中，马克思阅读过的书籍就有1500多种，摘录阅读要点和记述心得的笔记也有100余本。也正是由于马克思这种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才使《资本论》的第二、三卷迟迟不能付印。“可是法国的革命还没有结束，并且在没有达到德国哲学革命和英国社会革命应该达到的结果以前，它是不可能结束的。”[36]“要不是有那么多美国和俄国的材料（单是俄国统计学方面的书籍就有两个多立方米），第二卷早就印出来了。这种详细的研究工作使第二卷的进展耽误了许多年。他向来这样，总是要把直到最后一天的所有材料都搜集齐全。”[37]恩格斯曾赞叹马克思的勤奋和才华：“他的天才、他的几乎可以说对科学过分认真的态度、他的渊博得出奇的学问，都大大超过我们大家，谁硬要批评他的发现，谁就只会自讨苦吃。”[38]
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还广泛涉猎了许多科学技术知识。从他1868年1月3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我们不难窥见马克思科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他说：“我想向肖莱马打听一下，最近出版的有关农业化学的书籍（德文的）哪一本最新最好？此外，矿肥派和氮肥派之争现在进行得怎样了？（从我最近一次研究这个问题以来，德国出版了许多新东西。）他对近来反对李比希的土壤贫瘠论的那些德国作者的情况了解点什么吗？他知道慕尼黑农学家弗腊斯（慕尼黑大学教授）的冲积土论吗？为了写地租这一章，我至少要对这个问题的最新资料有所熟悉。”[39]为此，恩格斯曾指出：“马克思研究任何事物时都考查它的历史起源和它的前提，因此，在他那里，每一单个问题都自然要产生一系列的新问题。他研究原始时代的历史，研究农学、俄国的和美国的土地关系、地质学等等，主要是为了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最完善地写出关于地租的章节”[40]。正是由于有这些丰厚的知识积累与科学研究实践活动的支持，才使《资本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成为不朽之作。
同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积极投身于科学研究实践之中，《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就是他在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反杜林论》的序言中，恩格斯说明了自己研究自然科学的缘由与过程。他说：“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可是对于自然科学，我们只能作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断的研究。因此，当我退出商界并移居伦敦，从而有时间进行研究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像李比希所说的——‘脱毛’，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41]
恩格斯认为，学习和研究自然科学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正如今天的自然科学家，不论自己愿意与否，都不可抗拒地被迫考察理论的一般结论一样，每个研究理论问题的人，也同样不可抗拒地被迫研究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在这里发生一定的相互补偿”[42]。同时，他也清醒地意识到，用自然科学理论武装自己也是无产阶级理论家的必然选择。“我们决不想把新的科学成就写成厚厚的书，只向‘学术’界吐露。……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争取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争取德国无产阶级拥护我们的信念。”[43]
（2）科学方法的倡导者。
科学方法是科学研究活动的副产品，是在对成功科研经验与失败科研教训提炼和概括的基础上形成的。作为无产阶级的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一生都在从事科学研究与理论探索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俩都既重视科学方法的提炼和概括，也积极倡导科学方法的推广和应用。
第一，注重辩证法的应用。随着自然哲学的衰落和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实验方法、归纳方法与数学方法等科学研究方法已深入人心，而哲学方法渐渐为人们所遗忘。“自然科学家相信：他们只有忽视哲学或侮辱哲学，才能从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因为他们离开了思维便不能前进一步，而且要思维就必须有逻辑范畴。”[44]因此，“自然科学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所愿意采取的态度，他们还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蹩脚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某种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及其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形式的支配”[45]。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哲学思维与辩证法的重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类比，从而提供说明方法”[46]。而且，“既然没有别的出路，既然无法找到明晰思路，也就只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形而上学思维向辩证思维复归”[47]。
事实上，马克思之所以能在经济学等领域取得许多重要成果，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自觉地运用辩证法分析问题，并发展了辩证思维方法。在这一方面，“马克思的功绩就在于，他和‘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相反，第一个把已经被遗忘的辩证方法、它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以及差别重新提到人们面前，同时在《资本论》中把这个方法应用到一种经验科学即政治经济学的事实上去。他获得了成功，以致德国现代的经济学派只是由于借口批判马克思而抄袭马克思（还常常抄袭错），才胜过了庸俗的自由贸易派”[48]。
其实，《资本论》的逻辑结构与研究方法，就是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辩证的逻辑方法有机结合的产物，为后世树立了成功运用辩证逻辑方法的典范。“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49]“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50]正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发展出了矛盾分析、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整体性原则等辩证思维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强调科学方法的重要性。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不是自然科学家，但却十分重视对自然科学方法的提炼和概括。在他们看来，“自然科学是真正的科学，而感性的物理学则是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部分。……科学是经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把理性方法运用于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51]。在《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等著作中，恩格斯特别强调科学方法对于科学研究活动的重要作用。例如，他在谈到比较方法的重要性时指出：“对于像比较解剖学、比较植物学、比较语言学等等科学，他（指桑乔）自然是一窍不通的；这些科学正是由于比较和确定了被比较对象之间的差别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些科学中比较具有普遍意义”[52]。在论及假说方法的基础地位时，他指出：“只要自然科学运用思维，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一个新的事实一旦被观察到，先前对同一类事实采用的说明方式便不能再用了。从这一刻起，需要使用新的说明方式——最初仅仅以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会使这些假说纯化，排除一些，修正一些，直到最后以纯粹的形态形成定律。如果要等待材料纯化到足以形成定律为止，那就等于要在此以前中止运用思维的研究，而那样一来，就永远都不会形成什么定律了。”[53]
第三，对数学方法的偏爱。数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马克思、恩格斯对数学都有深刻的理解和研究。“纯数学是以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也就是说，以非常现实的材料为对象的。这种材料以极度抽象的形式出现，这只能在表面上掩盖它起源于外部世界。……纯数学也正是这样，它在以后被应用于世界，虽然它是从这个世界得出来的，并且只表现世界的构成形式的一部分——正是仅仅因为这样，它才是可以应用的。”[54]质量互变规律表明，事物的发展从量变开始，当量变达到一定的关节点时，事物的性质就发生变化，旧质事物就演变成新质事物。因此，研究数量关系的数学方法的应用领域广泛。同时，定量分析是科学研究的高级阶段，数学方法的应用是科学研究深化的具体体现。正是从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才说：“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55]。
马克思在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中，总是力图运用数学方法刻画和探究经济关系。在1873年5月31日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曾谈及这样一件事：“我在这里向穆尔讲了一件我私下为之忙了好久的事。然而，他认为这个问题无法解决，至少暂时无法解决，因为涉及这个问题的因素很多，而且大部分还有待于发现。事情是这样的：你知道那些统计表，在表上，价格、贴现率等等在一年内的变动等情况是以上升和下降的曲线来表示的。为了分析危机，我不止一次地想计算出这些作为不规则曲线的升和降，并曾想用数学方式从中得出危机的主要规律（而且现在我还认为，如有足够的经过整理的材料，这是可能的）。如上所说，穆尔认为这个问题暂时不能解决，我也就决定暂且把它搁下……”[56]在分析利润和利润率的大小时，马克思也认为：“当利润和剩余价值在数量上被看作相等时，利润的大小和利润率的大小，就由在每个场合已定或可定的单纯的数量关系来决定。因此，首先要在纯粹数学的范围内进行研究”[57]。可见，运用数学方法已成为马克思分析问题的一种自觉行为。
二、科学与技术的多重关系
从历史的角度看，科学与技术的起源不同，且长期处于分立、并行发展之中。只是到了近代，二者才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日趋融合，合流共进，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马克思分析和揭示了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多重关系，阐发了许多重要的科学技术思想。
1.科学研究的技术取向
以回答“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问题为核心的科学研究，本身就具有引导实践活动的方法论功能，是解决“如何做”以及“怎样做更有效”等技术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可以服务于技术实践活动。近代以来，随着科学与技术的合流，科学潜在的实用价值逐步显现出来，并得到了资本运作的强化。在资本的征召与引导下，以往以求知为发展指向的科学发生了重大转折，开始朝着创造经济价值的方向狂奔，成为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得力助手。[58]
科学发展史表明，早期的科学研究是在好奇心与求知欲的驱使下展开的，多是个体间或不正规的业余行为。那个时代科学问题的出现、探究过程的展开以及科研成果的表述，都带有明显的个性特色，多是无目标、无计划的个体行为。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的全面快速发展，科学家的职业角色逐步分化出来，出现了从事科学研究的专业群体，科学交流与合作日趋活跃；与此同时，科学研究的个体劳动方式也开始让位于集体劳动方式。尤其是资本介入科学活动之后，使追求科学研究效果与效率的技术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施蒂纳宣布了科学劳动和艺术劳动的唯一性，但在这里他远远落后于资产阶级。把这种‘唯一者的’活动组织起来，现在已经被认为是必需的了。……在天文学方面，阿拉戈、赫舍尔、恩克和贝塞耳都认为必须组织起来共同观测，并且也只是从组织起来之后才获得了一些较好的成绩。”[59]
科学研究的技术取向就是更加注重和追求认识活动的实用价值。这一价值取向促使科学研究主要面向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进而催生了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例如，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中，马克思概述了这一趋势。“人对财物属性认识方面的变化：由于这种认识的变化，在好的情况下‘财产增加’。{1620年左右森林的减少已经威胁到炼铁生产的继续存在，当时英国利用煤来炼铁；化学上的发现，如碘（含碘的盐源的利用）。磷钙石做肥料。无烟煤做燃料。煤气照明材料，照相材料。发明染料和药物。古塔波胶。橡胶。植物象牙（用Phytelephas macrocarpa做的）。杂酚油。蜡烛。利用沥青、松针（松毛）、高炉的煤气、煤焦油制造苯胺，利用废毛、锯屑，如此等等。}在不好的情况下，有用性减少，因而价值也降低（例如，猪身上发现旋毛虫，染料和植物中发现毒物，等等）。发现土地中的矿物、它的新的有用属性及其新的用途，使土地所有者的财产增加。”[60]再如，科学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对土地肥沃程度的认识。“租不能作为表明一块土地肥力程度的固定指标，因为化学在现代的应用不断改变着土质，而地质科学目前又在开始推翻过去对相对肥力的估价。……肥力并不像人们所想的那样是一种天然素质，它和当前的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61]
从经济价值角度对科学研究的考量，势必会引导科学研究转向经济运作，优先把生产与技术问题纳入科学研究范围。以技术为导向的科学研究是以探索未知领域为目标的，是一种特殊的目的性活动。科学研究的技术问题就是如何组织和推进科学研究，才能达到预期的研究效果或提高科学研究活动的效率。围绕这一问题的解决，人们主要从三个层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
一是科学研究方法的提炼与推广。在探索未知领域的复杂过程中，既有有形的实验活动，也有无形的思维活动；既有规则的逻辑思维活动，也有无规则的非逻辑思维活动。尽管非逻辑思维无定规可循，只能依赖经验模仿、体验，但是逻辑思维却是有规律的，既可以程序化，也可以推广应用。其中的实验规则、逻辑分析程序和技巧等都属于研究方法范畴。马克思认为：“科学是经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把理性方法运用于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62]在批判桑乔时，他还指出了比较方法的普适性，“对于像比较解剖学、比较植物学、比较语言学等等科学，他（指桑乔）自然是一窍不通的；这些科学正是由于比较和确定了被比较对象之间的差别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些科学中比较具有普遍意义”[63]。科学方法是科学研究活动的副产品，需要及时提炼和概括。对成功科研活动的途径、程序、经验的提炼，以及对失败科研活动经验教训的概括，都是形成科学方法的基本路径。遵循科学方法进行科学研究活动，往往比较容易取得成功，具有较高的研究效率。同时，对于非逻辑思维经验的总结、交流与模仿、体验，也是提高科研活动效率的重要途径。
二是科研活动的组织与规划。以实验为基础的近代科学，经过两次科学革命的洗礼，逐步实现了从分散的、自由的个体研究，向集中的、规划的合作研究的转变，出现了课题组、研究所、学派、学会等学术团体以及相应的学术规范。科学研究活动已不再是自发的无序发展，而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自觉推进。“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做致富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64]在科学研究不断深化、学科分化越来越精细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的专业领域却越来越狭窄。然而，现实的科学问题总是复杂的和动态发展的，往往涉及多个学科领域，这就要求必须组织多学科的专家协同攻关。这也是分工协作技术在科研活动中的具体体现。与此同时，从学科发展趋势与社会生产需求出发，制订科学研究规划、计划，建设相应的科研保障体制及设施，也是提高科研效率的重要路径。
三是科学研究的技术化塑造。自科学与技术合流以来，科学的技术化进程就悄然开始。不过，以往人们对这一过程的认识多停留在表面，即科学研究中越来越多地采用先进实验仪器、技术装备以及技术开发实践等，都为科学研究提供越来越多的课题。其实，这只是科学技术化进程的一部分。科学技术化的实质在于，逐步按照技术原则进行科学研究的组织（体制化）和运作（规范化），或者说按照技术原则规范和改造传统的科学研究活动，以提高科研活动的效率。从科研计划的制订、经费筹措、人员搭配、项目组织实施，到成果鉴定、报奖、推广应用等环节，都形成了一整套合理、有效的制度及其机制。马克思认为，技术开发与生产发展为科学实验提供了技术装备，推进了科学的技术化。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实验的物质手段”[65]。自“被招募来为资本服务的科学”臣服于资本以来，资本运作的技术性就迫切要求科学研究的技术化，以便高效率地支撑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事实上，服务于技术开发或者说为技术开发探路，已成为当代科学研究的基本取向与自觉行为；从属于技术开发，服从于资本的意志，更成为近代以来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
2.技术发展的科学化
人类技术活动的历史悠久，不过在与科学合流之前，技术开发主要是依赖工匠们的经验积累与长期摸索实现的，带有一定的盲目性，速度缓慢，效率低下。技术成果也主要是通过师徒世代相传或物化技术形态流传于后世的。事实上，在技术发展过程中，一开始就萌发了对技术活动本身的认识。与自然科学不同，这种技术认识的对象主要是人工物及其创造过程，而并不是纯粹的自然现象。同时，这种技术认识以应用为导向，大多停留在感性认识层面，就事论事；认识成果也多以经验形态出现，后来演变为工艺学与科学的一个重要来源。“钟表是第一个应用于实际目的的自动机；匀速运动生产的全部理论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按其性质来说，它本身是以半艺术性的手工业和直接的理论相结合为基础的。……从钟表的发展可以证明，在手工业基础上的学识和实践之间的关系，同比如大工业中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地不同。”[66]
当初的工艺学既是技术科学化的产物，也是连接科学与技术的桥梁：一方面，它把技术活动纳入科学研究领域，探究技术系统的结构、属性与流程，为科学发展提出新课题；另一方面，它又规范和引导技术的发展，增强技术开发的目的性、方向性和程序性，提高技术开发的自觉性与效率。在科学与技术合流的推动下，传统的技术开发模式开始演进，越来越受到科学成果的规范，出现了技术的科学化趋势。技术发展的科学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技术开发更多地关注科学研究的进展，从科学成果中搜寻技术原理的雏形，有目的地推进技术开发。马克思指出，在机器大工业时代，“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67]。机器的设计与建造不仅需要工艺学，而且也离不开力学、热学、化学、电学等基础科学的指导。第一类永动机与第二类永动机设计与研制的失败，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何使用机器进行生产？是工艺流程技术开发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同样也离不开科学。“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总之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这个原则到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68]科学研究所揭示出来的事物属性与规律具有潜在的经济价值，可以转化为技术产品。在化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许多新型化工工艺，“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的最显著的例子。它不仅找到新的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各种各样工业的废料，例如，把以前几乎毫无用处的煤焦油转化为苯胺染料，茜红染料（茜素），近来甚至把它转化为药品”[69]。同时，按照工艺流程技术进行生产，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因为机器的使用要遵照严格的科学规律，能够更多地节约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和它的消费资料的消耗”[70]。
二是技术开发自觉地运用科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在科学研究基础上展开的技术开发，以科学与技术原理为依据，按照科学研究规范有目的、有计划地推进，从而打破了以经验摸索为主导的传统技术发展模式。“他（乔赛亚·韦奇伍德。——引者注）把整个陶器制造过程归纳成科学原理，采用了新的艺术风格”[71]。技术开发总是与实物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打交道，离不开关系描述、数量计算与图形绘制，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等基础科学为分析和解释技术现象提供了理论框架。“蒸汽机和电报的创造应归功于物理学——这些发明完全是物理学的产物。”[72]数学、制图学、信息科学等为技术开发提供了现成的分析和描述工具。“机器各部件所必需的精确的几何形状，如直线、平面、圆、圆柱形、圆锥形和球形，也同时要用机器来生产。……现在有了这种装置，就能制造出机器各部件的几何形状。”[73]特别是科学研究方法，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技术对象属性与规律的分析思路。“可以看出生产资料的旧形式最初如何支配着它的新形式。但是，最有说服力的也许是现代火车头发明以前的火车头了。这种火车头实际上有两条腿，像马一样迈步。随着力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实际经验的积累，机器的形式才完全由力学原理决定，从而才完全摆脱了已变为机器的那些工具的传统体形。”[74]
三是注重从科学实验中提炼和培育新技术形态。科学实验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手段，也是近代科学的主要特征。许多自然现象只有借助完善的仪器设备，才能在实验室里进行精确的观察和分析。虽然科学实验的直接目的在于获取科学事实、检验科学假说，但是在科学实验过程中往往会产生许多新构思、新发现，是诱发技术发明的重要源泉。例如，近代以来的化学实验不仅发现了许多新元素，而且还发现了煤、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新用途，人工合成出塑料、橡胶、纤维、化肥等新型物质形态，成为孕育化工工艺技术的母体。“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75]马克思一生都对科学实验、技术试验及其中所孕育的新兴技术保持着浓厚的兴趣，直到他去世前夕还在关注德普勒的高压输电试验。[76]
3.科学与技术的一体化
从科学技术史角度看，在欧洲文艺复兴之前的漫长社会发展历程中，技术开发活动大多从属于社会生产实践。扩大产品种类，提高产品性能与生产效率，是技术创新的目标与动力。这一时期的产业技术革新是技术发展的主要形式，其中技术开发与应用的各个环节浑然一体，几乎没有细致分工。在技术发展的这一时期，以手工操作为基本特征的新技术成果，也主要体现在生产工具与劳动产品之中。外在的物化技术形态结构相对简单，对开发者内在的技术以及使用者的体力、智力的依赖性较强，技术创新也主要依赖于长期的生产经验积累与摸索。
这一时期的科学是神学的“婢女”，尚未从哲学和神学中分化独立出来；生产与技术的发展一直走在科学的前面，生产实践与技术创新是科学知识的一个重要源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传动机构规模的扩大同水力不足发生了冲突，这也是促使人们更精确地去研究摩擦规律的原因之一。同样，靠磨杆一推一拉来推动的磨，它的动力的作用是不均匀的，这又引出了飞轮的理论和应用。飞轮后来在大工业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工业最初的科学要素和技术要素就是这样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发展起来的”[77]。“化学天平的不灵敏、透镜结构的缺陷、温度计分度不准确或经纬仪的圆周分度不准确，都损害了用这些仪器进行的一切实验……当代物理学达到了杰出的地位并在继续进步，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生产哲学仪器时的惊人的精确性和技巧。”[78]反过来，当时以经验为基本特征的零散的科学知识，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微弱，而且多是间接的、偶然的。生产、技术、科学之间的主导作用传递方式可以概括为：生产→技术→科学。
欧洲文艺复兴之后，不断系统化、理论化的科学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背景下，由于奠定了科学的实验基础，并引入了数学定量分析的方法，科学进入了全面快速发展时期。同时，在以生产机械化、蒸汽化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生产过程的复杂化、高速化与产品技术形态的精密化、大型化，促使技术开发从生产领域中分离出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专业技术开发领域。伴随着科学实验从生产实践领域的分离，生产、技术、科学之间原有的主导作用传递模式开始被打破，技术的历史地位被抬升，其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转入了复杂的调整时期。“大工业的真正科学的基础——力学，在18世纪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臻于完善；那些更直接地（与工业相比）成为农业的专门基础的科学［Ⅺ—494］——化学、地质学和生理学，只是在19世纪，特别是在19世纪的近几十年，才发展起来。”[79]科学与技术之间的互动也进一步增强，“如果像您所说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则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整个流体静力学（托里拆利等）是由于16世纪和17世纪意大利治理山区河流的需要而产生的。关于电，只是在发现它在技术上的实用价值以后，我们才知道了一些理性的东西”[80]。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迫切需要科学与技术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进而促进了科学与技术的分化。因为“只有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才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只有现在，实验和观察——以及生产过程本身的迫切需要——才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现在，科学，人类理论的进步，得到了利用。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这样一来，科学作为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同时就和直接劳动相分离，而在以前的生产阶段上，范围有限的知识和经验是同劳动本身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并没有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的力量，因而整个说来从未超出传统的手艺积累的范围，这种积累是一代代加以充实的，并且是很缓慢地、一点一点地扩大的。（凭经验掌握每一种手艺的秘密。）手和头还没有分离”[81]。
在以电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中，科学的发展开始超越生产与技术的现实需求，走到了技术发展的前面，成为技术创新的主要推动力。“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82]，向技术转化，对技术创新起着规范和指导作用；技术按照科学理论来创造，摆脱了传统的经验摸索方式，减少了技术创新过程中的盲目性。“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83]尽管马克思主要是从生产角度出发，考察当时科学与技术对生产的积极作用，但是他已经预感到了科学研究对技术与生产发展的先导作用。“只要从表面上把现代蒸汽织机和旧的蒸汽织机比较一下，把铸铁厂的现代鼓风工具和当初仿照普通风箱制成的笨拙的机械风箱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生产资料的旧形式最初如何支配着它的新形式。……随着力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实际经验的积累，机器的形式才完全由力学原理决定，从而才完全摆脱了已变为机器的那些工具的传统体形。”[84]“蒸汽机和电报的创造应归功于物理学——这些发明完全是物理学的产物。”[85]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科学→技术→生产”上升为这一时期的主导作用模式。这一模式充分体现了知识创新引发技术创新，技术发明导致产业技术革新，进而催生新兴产业或改造传统产业的逻辑递进关系。
科学技术化与技术科学化的结果就是科学技术的一体化。进入20世纪，尤其是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科学与技术一方面高度分化，另一方面又高度综合，形成了由各门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科学为主干，并经由各层次、各学科间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横断学科贯通的立体网络状的科学技术体系。从科学理论突破到技术发明，再到实际应用的转化速度不断加快，周期日趋缩短。当然，这里对“科学→技术→生产”主导作用模式的强调，并不否认“生产→技术→科学”逆向作用传递的存在。事实上，即使是在当代，科学、技术与生产之间也还是并存着复杂的双向作用。
三、科学技术的演变
历史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事物发展演变的过程就是历史。在马克思看来，科学与技术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而“正如一切科学的历史进程一样，总要经过许多曲折，才能达到它们的真正出发点”[86]。因此，对科学与技术发展史的总结与回顾，有助于深刻认识科学技术的现状、结构、属性与功能。
1.审视科学与技术的历史的眼光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是辩证思维的重要方法，历史分析法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经常采用的一种基本研究方法。任何科学与技术形态都不是飞来之物，而是经历了一个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对科学与技术发展历程的追溯，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科学与技术现状，揭示社会发展的文化根源。为此，马克思曾指出，“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87]。正是基于对科学技术及其演进历程的重视，马克思、恩格斯一生都花费了相当多的心血钻研科学史与技术史。概而言之，马克思偏重于技术史研究，而恩格斯则侧重于科学史的探究。
（1）追溯科学发展史。
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多个论域都触及科学史的内容。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等著作中较为系统地梳理了自然科学发展史。在《自然辩证法》“1878年的计划”中，恩格斯就是通过对自然科学各门类演变历程的考察，力图说明形而上学自然观形成的原因以及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确立的必然性。他说：“在自然科学中，由于它本身的发展，形而上学的观点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88]在《自然辩证法》的“导言”“札记和片断”等部分，通过概述自然科学发生和演变的历程及其社会文化背景，恩格斯为我们描绘了近代自然科学的来龙去脉。“现代的自然研究同古代人的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相反，同阿拉伯人的非常重要的、但是零散的并且大部分已经毫无结果地消失了的发现相反，它唯一地达到了科学的、系统的和全面的发展”[89]。
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不是科学技术史专家，但他们的理论研究工作却是在考察科学史与技术史的基础上展开的。例如，恩格斯认为，自然科学的发生和发展源于社会生产发展的推动。这是第二次技术革命之前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因此，“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循序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经绝对需要它。天文学只有借助于数学才能发展。因此数学也开始发展。——后来，在农业的某一阶段上和在某些地区（埃及的提水灌溉），特别是随着城市和大型建筑物的出现以及手工业的发展，有了力学。不久，力学又成为航海和战争的需要。——力学也需要数学的帮助，因而它又推动了数学的发展。可见，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生长起来，那么，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90]。
恩格斯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研究的许多重要结论，都是在归纳概括科学史实的基础上得出的。例如，对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形成的历史背景，恩格斯指出：“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而后来在中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15世纪下半叶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作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这种考察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植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91]再如，关于认识的相对性也是如此。他说道：“真理是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向越来越高的阶段上升，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92]
正是在回顾科学史，梳理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赖尔的地质渐变论、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维勒人工合成尿素、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等科学成果的基础上，恩格斯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直到上一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是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联系——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的科学。……首先是三大发现使我们对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的认识大踏步地前进了……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93]随着形而上学自然观不断地被科学进展所打破，到18世纪中叶，“新的自然观就其基本点来说已经完备：一切僵硬的东西溶解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做永恒存在的特殊的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94]。
（2）追溯技术发展史。
马克思对技术活动的探究服务于他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需要；同时，严谨的学风又促使马克思学习和了解实际的生产工艺流程，追溯了分工、机器等技术形态的发展历程。因此，“要研究精神生产［Ⅸ—409］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95]。最晚从1851年起，马克思就开始了对工艺学及其历史的系统学习和研究。他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你必须把对蒲鲁东的看法告诉我，简单点也行。我现在正从事经济学的研究，所以对此尤其感兴趣。近来我继续上图书馆，主要是钻研工艺学及其历史和农学，以求得至少对这玩意儿有个概念”[96]。马克思学习和研究工艺学史的成果就是有名的《工艺学笔记》。事实上，马克思对工艺学及其历史的研究至少持续了20年以上，这可以从他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及《资本论》第二、三卷等晚期著作和书信中间接地反映出来。
除认真钻研文献资料外，对于具体的技术问题，马克思也总是抱着谦虚的态度，虚心向他人请教；有时，他还到大学里旁听，以丰富自己的技术知识。例如，1863年1月24日马克思写信向恩格斯请教：“我在动手写我的书关于机器的一节时，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我始终不明白，走锭精纺机怎样改变了纺纱过程，或者确切些说，既然从前已经采用了蒸汽力，那末现在除了蒸汽力以外，纺纱工人的动力职能表现在哪里？如果你能给我说明这一点，我就十分高兴。”[97]在发出这封信后的第四天，马克思又写信向恩格斯进一步澄清所提及的问题：“在上一封信中，我曾向你问过自动走锭纺纱机的事。问题是这样：在这种机器发明以前，所谓的纺纱工人是用什么方法操作的？自动走锭纺纱机我明白，但是它以前的状况我就不清楚了。”[98]从这些信件中，不难看出当年马克思对技术问题的浓厚兴趣以及锲而不舍的求索精神。
马克思认为，技术自诞生以来就一直处于进化发展之中。概括地说，工业革命之前，产业技术的需求刺激和引导着科学的发展；以电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之后，科学开始超越产业技术发展的实际需要，成为牵引生产与技术发展的火车头。“科学就是靠这些发明来驱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也由于这些发明而得以发展。”[99]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100]。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出现的科学与技术的合流，又是以科学、技术与生产的分化发展为前提的。“科学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一般说来属于生产条件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独立力量这一范畴。并且正是科学的这种分离和独立（最初只是对资本有利），同时成为发展科学和知识的潜力的条件。”[101]
当代美国著名学者N.罗森伯格在谈及这一点时也指出：“马克思是技术的仔细的学生，这是他成功地分析了社会变迁的一个主要原因。马克思不仅完全知道，而且坚持技术的历史重要性和社会后果。马克思额外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来清晰地阐述技术的显著特征，努力揭示和检查个体技术的内部逻辑。他坚持认为技术不仅对技术家，而且对社会的和社会病理学的学生来说都构成了一项有趣的主题”[102]。1850—1858年，马克思除了研究大量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外，还详尽地研读了贝克曼、波佩、李比希、约翰逊、莱特麦耶尔、尤尔、拜比吉等人有关科学技术、工艺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103]，极大地改善了他的知识结构，开阔了他的理论视野，为日后在经济学手稿中分析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等重要问题，做了思想上和材料上的准备。
2.学科史与学术史的回溯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学史与技术史的讨论，并不是仅仅停留在“通史”层面上，也不是只讨论自然科学史，而是深入到了学科史和社会科学史层面。通过对许多学科史与学术史的回溯，既丰富了他们的科学史与技术史思想，也为他们的理论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从学科史入手，是了解学科属性、特征与发展现状的捷径，也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他们注重对每一学科历史的追溯，这可从《数学手稿》的“关于微分学的历史”“鲍波《从最古到最新时代的数学史》一书的摘录”“马克思恩格斯通信及其他著作的一些摘录”等部分内容中反映出来。[104]从马克思在1864年4月14日致莱昂·菲力浦斯的信中，不难看出他对数学史的关注程度。“在博物馆里，我在博埃齐（他是民族大迁徙时期的著作家）《论算术》一书中读到关于古罗马人的除法（他当然不知道任何其他除法）。从这本书以及其他我用来与之相比较的一些著作中，可以看出：不太大的计算，例［如］在家庭开支和商业中，从来不用［数字］而只用石子和其他类似的标记在算盘上进行。在这种算盘上定出几条平行线，同样几个石子或其他显著的标记在第一行表示几个，在第二行表示几十，在第三行表示几百，在第四行表示几千，余类推。这种算盘几乎整个中世纪都曾使用，直到今天中国人还在使用。至于更大一些的数学计算，则在有这种需要之前古罗马人就已经有了乘法表或毕达哥拉斯表，诚然，这种表还很不方便，还很繁琐，因为这种表一部分是用特殊符号，一部分是用［希腊］字母（后用罗马字母）编制成的。……在作很大的计算时，旧方法造成不可克服的障碍，这一点从杰出的数学家阿基米得所变的戏法中就可以看出来。”[105]此外，他们还对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生物学、地质学等学科甚至分支学科的历史，进行了追溯和梳理。
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研究更是立足于考察学术发展史、继承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之上的。正是在吸收和改造包括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在内的一切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他们才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例如，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和写作前后持续了40年，在这一过程中，他系统梳理和追溯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各流派、代表人物、观点的流变。只要翻开《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各册目录[106]、《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107]，翻阅《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等著作[108]，就不难看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说史”了解的深度和广度。正是批判地吸收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积极成果，在占有丰富学术资料的基础上，马克思解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再如，从1850年底开始，恩格斯学习和研究军事问题，成果颇丰，成就了他“哲人军事家”的美誉。其实，恩格斯的军事学术生涯也是从学习军事知识、梳理军事发展史开始的。这可从他在1851年6月19日致约·魏德迈的信中可见一斑：“这里现有的关于拿破仑战争和部分革命战争的材料要求事先了解很多历史细节，可是我对这些完全不了解或者只是了解得很肤浅，有关这些细节不是根本得不到解释，就是只能得到一些极为肤浅的解释，而且还要费很大的劲去搜罗它们。自学往往是空话，如果不是系统地钻研，那就学不到什么正经的东西。……我是说要一般地熟悉各个军事部门所必需的基本知识，了解和正确评价军事史实所必需的细节知识。例如，基本战术，筑城原理（多少带历史性的，包括从沃邦到现代独立堡垒的各种体系）以及对野战工事和其他有关军事工程问题（如各种类型的桥梁等等）的研究；还有一般的军事科学史和由于武器及其使用方法的发展和改进而引起的变化的历史。再就是需要认真熟悉炮兵学，因为我已经忘了不少，而且有些我根本不知道”[109]。
3.工艺（技术）史的梳理与考察
与德文“technik”或英文“technic、technique”的含义不同，德文“technologie”或英文“technology”的含义比较复杂，既可以翻译为“（一门）技术、科技”，也可以翻译为“工艺学、工业技术、技术设备、工艺方法、技术应用”等。这可能与西方人对技术活动过程的早期认识主要来源于手工业生产实践有关。正是基于这一词语含义的特点，我国学者在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时，采取了一词多义、灵活多样的翻译方式。这可从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名目索引》中，“技术和工艺学（Texникаи Texнология，Technik und Technologie）”条目的编排方式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翻译者把“技术”与“工艺学”等同使用，意在向世人表明，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技术”与“工艺学”在语义上是密不可分的，可以互换使用。其实，从广义技术视角看，工艺具有技术属性，是技术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工艺就是对原材料或半成品进行加工，使之转化为产品的方法、程序、标准、规范等。从技术史角度看，工艺源于手艺，是在手工业生产实践经验、技巧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生产流程标准化、科学化、定型化的产物。在手工业生产阶段，手艺主要表现为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操作经验和技艺，带有不定型的个性特征。“正是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特殊熟练，才使印度人具有蜘蛛一样的技艺。”[110]近代以来，随着工业生产过程与产品结构的复杂化，以及以机器为核心的工艺流程技术形态的出现，传统的以经验摸索为基础的手艺技术发展模式逐渐失去了优势，工艺活动也开始转化为技术认识的对象。同时，科学的发展及其向生产领域的渗透，使工艺逐步成为科学应用的重要领域。工艺活动也逐步转化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进而演变为一门综合性的技术科学——工艺学。
马克思曾倡导写一部以进化论学说为参照的工艺史评著。“如果有一部考证性的工艺史，就会证明，18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著作。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111]1848—1863年间，为了揭示资本增殖的秘密，马克思以英国工业革命和机器大工业为背景，花费了大量时间研究技术史、机器、劳动、分工等具体技术问题，阅读和研究了大量的工艺学史文献资料。
在1863年1月28日从伦敦寄给远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的信件中，马克思写道：“我正在对论述机器的这一节作些补充。在这一节里有些很有趣的问题，我在第一次整理时忽略了。为了把这一切弄清楚，我把我关于工艺学的笔记（摘录）全部重读了一遍，并且去听威利斯教授为工人开设的实习（纯粹是实验）课（在杰明街地质学院里，赫胥黎也在那里讲过课）。”[112]可见，马克思十分重视对工艺学问题的探讨，并为此做了大量的笔记。“马克思关于工艺学的笔记（摘录）是许多作者的著作的详细摘要，其中包括：约·亨·摩·波佩《从科学复兴时期到十八世纪末工艺学的历史》1807—1811年哥丁根版第1—3卷（J.H.M.Poppe.《Geschichteder Technologie seit der Wiederherstellung der Wissenschaften bis an das Ende des achtzehnten Jahrhunderts》.Bd.1—3，Göttingen，1807—1811）；安·尤尔《技术词典》，克腊马尔什和黑伦整理，1843—1844年布拉格版，共三卷。第1卷（A.Ure.《Technisches Wörterbuch》.Bearbeitet von Kramarsch und Heeren.3 vol.，Prag，1843—1844.Erster Band）；约·贝克曼《论发明史》1782—1805年哥丁根版第1—5卷（J.Beckmann.《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Erfindungen》.Bd.I—V，Göttingen，1782—1805）。”[113]
在马克思看来，工艺学的产生源于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一是对技术经验的理论概括，这是技术认识发展的内在要求。二是科学研究成果向技术领域的渗透与转移，这是催生工艺学的外部诱因。“科学的应用一方面表现为靠经验传下来的知识、观察和职业秘方的集中，另一方面表现为把它们发展为科学”[114]。三是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为工艺学的产生准备了社会条件。“只有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才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只有现在，实验和观察——以及生产过程本身的迫切需要——才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现在，科学，人类理论的进步，得到了利用。资本不创造科学，但是它为了生产过程的需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115]
马克思曾深入探究过许多产业技术的发展历史，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工艺学笔记》。通过对钟表和磨的发展历史的考察，他指出：“在工场手工业内部为机器工业做好准备的有两种物质基础，即钟表和磨（最初是磨谷物的磨，而且是水磨），二者都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116]他认为：“在磨中，已经具备或多或少独立的和发展了的、相互并存的机器基本要素：动力；动力作用于其上的原动机；处于原动机和工作机之间的传动机构——轮传动装置、杠杆、齿轮等等。”[117]后来的许多机器就是在磨的技术基础上发明创造的。然而，磨也不是飞来之物，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生、发展过程。“在这里，我们首先可以找到按一定顺序相继采用的，而在很长时间内又是同时并用的所有种类的动力：人力、畜力、水力、船磨、风磨、马车磨（磨装在马车上，靠马车的运动来带动，在战争等时候使用），最后是蒸汽磨。同时，在磨的历史上，我们看到，从罗马时期由亚洲传入第一批水磨时起（奥古斯都时代以前不久），直到18世纪末美国大量建造第一批蒸汽磨为止，经历了极其缓慢的发展过程，这里的进步只是由于世世代代的经验的大量积累，而且这一进步的成果在以后也只是被零散地利用，并没有推翻旧的生产方式。”[118]可见，在这一工艺技术的演进历程中，离开了前人的技术积累，后人的发明创造就失去了现实基础。
马克思还从进化论角度深入考察了机器的发展历程。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因此，首先应该研究，劳动资料如何从工具转化为机器，或者说，机器和手工业工具有什么区别”[119]。他认为，机器并不是飞来之物，而是在手工工具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从面粉磨的历史可以探究出机器的全部发展史。直到现在英文还把工厂叫作mill［磨房］。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德国的工艺学文献中还可以看到，Mühle［磨］一词不仅指一切用自然力推动的机器，甚至也指一切使用机器装置的手工工场。”[120]再如，“机器是劳动工具的集合，但决不是工人本身的各种劳动的组合。……简单的工具，工具的积累，合成的工具；仅仅由人作为动力，即由人推动合成的工具，由自然力推动这些工具；机器；有一个发动机的机器体系；有自动发动机的机器体系——这就是机器发展的进程”[121]。马克思认为，机器技术至少经历了通用型工具、专门化工具、机器工具三个发展阶段。“这样，工场手工业时期也就同时创造了机器的物质条件之一，因为机器就是由许多简单工具结合而成的。”[122]“在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中，由这种分工所引起的劳动工具的分化、专门化和简化——它们只适合非常简单的操作——是机器发展的工艺的、物质的前提之一……‘如果由于分工，每一项单独的操作都使用一种简单的工具，那么，由一个发动机推动的所有这些工具的组合，便成为机器。’”[123]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8.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08.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48.
[4]同①25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53-754.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07.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61.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536-537.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6.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9.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37.
[12]同①358-359.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99.
[14][德]F.拉普.技术哲学导论.刘武，等，译.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20.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2.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74.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16.
[18]同②508-509.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59.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5.
[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73.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4.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64、465.
[24]同④467.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73-874.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名目索引（第一至三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629.
[27]王伯鲁.马克思技术思想纲要.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12.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41.
[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7.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10.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9.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79.
[33][苏]A.A.库津.马克思与技术问题.蒋洪举，译.秋子，校.科学史译丛，1981（1）.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97.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0-21.
[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530-531.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7.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221.
[3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6.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00.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85.
[4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82.
[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03.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551.
[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99.
[46]同③874.
[47]同③876.
[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78-879.
[49]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290.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4.
[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1.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18.
[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32.
[54]同①413-414.
[55][法]保尔·拉法格.摩尔和将军.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5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89-390.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58.
[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70.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459.
[6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24.
[6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0.
[6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1.
[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18.
[6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9.
[6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9.
[6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46.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94.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31.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17.
[70]同②445.
[7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8.
[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99.
[7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42.
[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20，脚注103.
[75]同③698-699.
[7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2.
[7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33.
[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99.
[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19-120.
[8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48.
[8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7.
[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74.
[8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43.
[8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20，脚注103.
[8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99.
[8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51.
[8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87.
[8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9.
[89]同③260.
[9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9-280.
[9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87.
[9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22-223.
[93]同①251-252.
[9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55-856.
[9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46.
[9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12.
[9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13.
[9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44.
[9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84.
[10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9.
[101]同④366.
[102]Rosenberg Nathan.Inside the Black Box.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34.
[103][苏]A.A.库津.马克思与技术问题.蒋洪举，译.秋子，校.科学史译丛，1981（1）.
[104]［德］马克思.数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5-137，204-229.
[10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650.
[10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Ⅱ、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73、1974.
[10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974.
[10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42，239-271.
[10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92.
[1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95.
[1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28-429，脚注89.
[1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44.
[1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735.
[1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8.
[115]同①357.
[1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45-446.
[117]同①338.
[118]同①333-334.
[1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27.
[120]同①403，脚注43.
[12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45-246.
[122]同①396.
[12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