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邓小平伦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邓小平伦理思想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教训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是在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基本原理，是邓小平伦理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道德生活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是邓小平伦理思想形成的历史依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邓小平伦理思想形成的现实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二大，是邓小平伦理思想的形成阶段。邓小平伦理思想的形成是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所犯的严重错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着对毛泽东伦理思想的充分肯定和对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深刻总结的双重意义。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重要一员，亲身经历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对党的正确领导，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胜利，对党在思想路线、决策上的失误导致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损失，有着比一般人更为深刻的认识与感悟，故而他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能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做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引领整个国家和社会走出“两个凡是”的误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全党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邓小平在此次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标志着邓小平伦理思想的正式形成。该报告将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基本原理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纠正了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无视人民群众的正当个人利益和物质利益而片面强调革命理想与斗争热忱的偏向，它既强调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又论述革命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这一重要论断是对社会主义义利观和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之基本精神的深刻揭示，凸显了利益决定道德以及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对道德的决定性作用，也承认牺牲精神和高尚理想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不能只讲牺牲精神而不讲物质利益原则。在这次报告中，邓小平还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劳动率先富裕起来，并带动左邻右舍和其他地区的人们也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伦理道德的层面上讲，是以肯定物质利益原则为突破口的。肯定物质利益原则是同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发展目标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基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否定正当的个人利益，甚至将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斥之为“封、资、修货色”等错误言论或现象，邓小平主张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理直气壮地主张坚持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同时，邓小平主张克服狭隘的功利主义，反对只顾个人利益而不顾他人利益、国家利益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他说：“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2]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肯定的是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着眼的是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因此，必须正确认识和解决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坚持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集体主义原则。邓小平提出了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重要思想。世界现代化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启示我们，当代中国在道德价值观领域面临着双重的任务和挑战：一是要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所形成的道德价值观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道德价值观的转型或过渡，二是要在肯定市场经济伦理道德价值取向的同时注意防范其负面影响以及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弊病。邓小平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思想家的深刻智慧意识到了市场经济的双面效应，既主张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又主张加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道德建设，形成并发展起了“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战略思想和义利统一思想。面对市场经济在伦理道德上既有可能促进人的观念的解放和整个社会的道德进步，又有可能导致拜金主义、个人利益至上等道德风险的两难问题，邓小平“既没有把眼光投向过去，也没有把目光设定为对市场经济的跨越，而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艰巨的但却是唯一正确的道路”[3]。在邓小平看来，当代中国虽然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却不能绕过市场经济这一通向现代化的发展之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任务是全新的，目的和价值指向也不同于以往的道德建设。邓小平伦理思想既重视物质利益和改善人民生活，认为社会主义虽然诞生在贫穷的国家，但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消灭贫穷，使人民群众过上富裕幸福的新生活；又重视在物质条件改善的情况下追求高尚的精神生活，建构一种义利并重、义利统一的伦理价值观。为此，他主张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极端个人主义，恢复与发扬党和人民的优良革命传统，培养与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并主张以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有利还是有害为判断一切是非善恶的根本标准；强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主张用共产主义道德来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发扬革命和拼命的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的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和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指出：“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4]
党的十二大至党的十三大，是邓小平伦理思想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邓小平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义利观、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特别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重要内容、历史地位以及社会主义新时期道德建设和培育“四有新人”等的认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系列新命题、新观点、新论述，将邓小平伦理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和水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开幕词中，邓小平第一次完整表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中国人自己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指出：“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5]1983年在会见印度共产党中央代表团时，邓小平进一步强调，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6]。这是“四有新人”的首次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想人格理论的创造性发展。1985年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指出：“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并且认为“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的回答是：“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7]。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986年，在邓小平的主持和领导下，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基本要求以及对策措施都做出了指导性的规定，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8]。“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并强调“要使‘五爱’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9]。在道德建设的具体措施和思路对策上，《决议》指出全社会范围内的道德建设既应当肯定人们在分配方面的合理差别，又要鼓励人们发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发扬顾全大局、诚实守信、互助友爱和扶贫济困的精神。社会主义道德所要反对的是一切损人利己、损公肥私、金钱至上、以权谋私、欺诈勒索的思想和行为，而绝不是否定按劳分配和商品经济，绝不能把平均主义当作我们社会的道德准则。《决议》提出了大力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大力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提倡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等任务，并就如何同各种腐朽思想做斗争提出了要求。
党的十三大至南方谈话，是邓小平伦理思想的完善阶段。这一时期，邓小平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以此为基础来指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并完善了此前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目标。邓小平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要实现我们的雄心壮志，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很艰巨。我们要艰苦奋斗，一心一意搞建设，发展生产力。”[10]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经济文化不发达、不平衡的阶段，我们要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包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道德文明。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并提出“三个有利于”的评价标准，即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判断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和道德标准，是对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体现着社会主义功利主义的原则和精神。这一标准将道德标准置于生产力标准之下，同时又彰显人民群众利益的极端重要性，使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辩证统一。
邓小平伦理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道德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并获得新的发展的产物，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国家和人民道德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邓小平坚持以实事求是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建设，注意从左和右两个方面抵制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袭，既反对道德教条主义，也反对道德经验主义。他不固守定式成格，不拘泥成规，坚持解放思想、正本清源、纠偏改错。他的伦理思想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理论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邓小平“引导中国完成了从落后、封闭、僵化的社会主义制度走向一个有国际影响的现代化经济强国的艰难过渡。假如中国人要感谢某一个领导人改善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个人就是邓小平。在为改善如此之多的人民的生活做出的贡献方面，20世纪是否还有其他领袖能够与他相比？20世纪是否还有其他领袖对世界史产生了如此巨大而持久的影响？”[11]邓小平伦理思想是继毛泽东伦理思想之后，对中国社会的道德实践产生了巨大作用并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道德面貌和道德品格的伦理思想。邓小平伦理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注释
[1]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6.
[2]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37.
[3]郑谦，主编.毛泽东与邓小平.2版.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64-65.
[4]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67.
[5]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6]邓小平.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8.
[7]邓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0.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431-432.
[9]同③434.
[10]邓小平.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1.
[11][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2013：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