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体经济中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之间增长比例失衡
实体经济是以要素市场、商品市场中的价格信号传递市场供给和需求的短缺或者过剩的信息，而且价格能够调节市场逐步达到供给和需求的均衡。在经济均衡状态时，供给量和需求量相等。
实体经济中宏观经济均衡条件即总需求等于总供给是理论基础，均衡等式是：消费+投资+出口=消费+储蓄+进口，这既要求总量相对均衡，也要求结构相对均衡。中国宏观经济中，国内总需求小于总供给，主要根源是投资率过高，消费率偏低，储蓄率过高，对外依存度过高。
假定GDP增长率和增长方式不变，要使总供给和总需求保持相对均衡，一方面，过高的储蓄要转化为高投资；另一方面，国内消化不了的产品要通过出口消化，形成国外需求。这时均衡等式就变成：消费+投资+净出口（出口-进口）=消费+储蓄，净出口正值就是外贸顺差。但是，居民在收入中提高了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预防性储蓄，实质上抑制了消费需求，是通过国外需求达到国内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当消费率不断下降，储蓄率超过投资率时，生产能力迅速扩张，国内需求相对不足，只能通过出口和顺差来消化，顺差的大量增加，又会造成国内流动性过多，从而进一步刺激投资，形成不断偏离均衡状态的恶性循环。正如汪同三和蔡跃洲分析的，“高投资带来产能的扩大，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外需的增加来加以平衡，从而间接地推动了出口的增长。于是，整个宏观经济就呈现出由投资、出口拉动的动态均衡状态”[1]。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如图1—2所示。
图1—2 1995—2008年中国投资增长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进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
从经济风险的角度看，投资推动与进出口推动的增长模式，都潜伏着经济风险。
投资推动模式潜伏的经济风险为：第一，如果没有相应的需求，投资推动在当前易造成经济过热，容易引起通货膨胀，遗留生产过剩；第二，如果没有相应的需求，投资推动会加剧资源的过度使用、开采和浪费，使本来就稀缺的资源、能源供给紧张，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第三，从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为集约式经济增长模式，宏观调控的力度和节奏难以把握，容易产生经济波动。因此，高投资一旦遇到主要原材料涨价或者经济下滑，会导致企业难以消化成本，或转嫁成本提高价格在市场受阻，或遇到宏观调控资金链断裂，就会产生企业开工不足甚至破产和工人失业，潜伏经济风险演变成实际经济风险。
进出口推动模式潜伏的经济风险为：第一，受国际经济增长趋势制约，当国际经济增长普遍降温、放缓或者萧条时，主要进口产品或者出口产品受国际消费需求减少影响，停产或积压；第二，受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走势的制约，当这些国家调整货币政策，包括利率、汇率时，我们就要被动地进行相应调整，以避免国际资本套利冲击国内经济；第三，受国际重要事件的影响，包括政治、经济、自然灾害、突发公共性事件等，国际的不利因素通过传递机制影响国内经济增长速度、物价、利率、汇率和资产价格；第四，国际收支持续顺差产生了两个最重要的直接后果，一是形成了庞大的外汇储备，衍生出如何防范风险和有效利用投资问题，二是央行购汇吐出大量基础货币，造成流动性扩张，衍生出如何对冲流动性、控制物价和资产价格上涨的问题。因此，如果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部需求，经济肌体就会十分脆弱，缺乏足够的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见图1—3）。
图1—3 1996—2009年美国、欧盟、日本、泰国、巴西、中国、俄罗斯GDP增长率
现实经济运行中汇率的决定因素十分复杂。汇率是一种价格，是国与国之间以各自货币表示的价格体系的比较，这是理解汇率和汇率变动问题的理论基础。调节国际收支，既可以直接调整汇率，也可以调整价格，尤其是要素价格。
中国汇率调整对均衡国际收支成效有限：一是中国的要素价格远低于国际水平，虽经多年改革开放，要素价格体系还未理顺；二是人口基数大，劳动力市场供给大于需求，劳动力要素价格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三是过去经济长期封闭，没能介入国际市场竞争。当一国的价格尤其是要素价格体系与国际平均水平相差甚大时，调整汇率的成效必然受到限制，且过多地依赖汇率调整，其成本可能很大。这是由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要素价格与国际价格体系不一致导致的。
由于汇率传导机制不畅，加之要素价格的调整直接涉及利益关系，具有较强的刚性，其作用往往传导不下去。汇率上升时，企业不会主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增加社会保障费用、加大环保投入。为了减少成本，企业可能出现相反的行为，抵消汇率改革的成效。所以，汇率改革一方面一时难以解决大规模贸易顺差这一难题；另一方面，一国的汇率是该国最终价格体系与他国价格体系的比较，依靠汇率调整解决要素价格过低的问题，时滞也较长。
解决大规模贸易顺差，即通过依靠汇率调整解决劳动力要素价格过低的问题，是不现实的。要缓解国外需求减少对国内生产供给的冲击，扩大国内需求。
简言之，消费、投资和进出口之间增长比例失衡，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投资推动和进出口推动，经济增长中就面临风险。化解风险的经济意义，就是逐步形成投资、消费和进出口之间的比例均衡。
注释
[1]汪同三、蔡跃洲：《投资、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原因——从收入分配视角的分析》，载《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