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成本—收益分析的概念与方法

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是通过价格机制调整社会的供给与需求，逐步达到或接近均衡。但价格机制在某些领域并不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称为“市场失灵”，包括：竞争不充分，市场存在着垄断行为；市场信息不完全或者不对称，事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事后的信息不对称容易产生道德风险；市场存在负的外部性，私人成本转嫁为社会成本；市场不愿提供公共物品，因为公共物品有“免费搭车”的特征。

“市场失灵”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干预市场的理论基础，也是划分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的基本界限。政府干预是基于法律法规的规则对市场进行的规范和调整。基于市场的立法分析方法，对于“市场失灵”更具有针对性。成本—收益分析和立法影响分析的原则、程序和方法已经成为美国、欧盟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立法矫正“市场失灵”、维护市场秩序的基本法律制度。[1]

成本—收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是分析法律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产生的成本和收益，通过成本和收益的评估，提供立法与不立法、坚持一种制度设计或者放弃另一种制度设计的比较与选择。皮尔德斯（Richard H.Pildes）和桑斯坦（Cass R.Sunstein）、阿德勒（Matthew D.Adlert）和波斯纳（Eric A.Posner）认为，成本—收益分析既是美国法律规定的一种立法制度，也是法律规定的一种立法原则、程序和方法。[2]

立法的成本—收益分析的前提条件是，分析的对象要有市场、有交易、有价格，运用市场中的经济数据，评估成本和收益，总收益与总成本之差是净收益，最终都能用货币形式表示。民商法和经济法中的对象，大多数是有市场交易和交易价格的。在社会法和环境法中，有很多对象是难以用成本—收益直接表示的，如安全、健康、卫生、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这些对象本身不是商品，没有交易市场，也没有交易价格。对这类没有交易市场和交易价格的对象，一般使用成本有效性分析方法进行分析。

成本有效性分析（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是分析法律法规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比较投入不同的成本，选择有效成本，即收益既定下的成本最小化，或者成本既定下的收益最大化。这些没有交易市场和没有交易价格的对象，收益一般通过较长一段时间反映出来，有些收益是不可估量的。

衡量成本和收益有两种工具，一种是愿意支付（willing to pay），另一种是愿意接受（accepted to pay）。桑斯坦认为，愿意支付的意思是，在收入预算约束下，支付主体有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这包含了两个条件，一是要有支付能力，二是要有支付意愿，两个条件缺一不可。[3]

对个人来说，收入预算是个人愿意支付的约束条件，在约束条件下，个人通过支付组合，达到效用最大化。对企业来说，成本预算是企业愿意支付的约束条件，在约束条件下，企业通过支付组合，达到利润最大化。对政府来说，财政收入是政府愿意支付的约束条件，在约束条件下，政府通过预算分配，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为了分析简化，假定个人不存在赤字消费，假定政府没有财政赤字。

愿意接受的意思是指，对于法律调整或者影响的对象而言，市场上并不存在这些商品交易，也就不存在交易价格。但保护和提高这些对象，确实是要支付成本的，如提高健康标准，如保护环境，如防范突发性灾难，等等。对这些没有市场交易和市场价格的对象，弗兰克（Robert H.Frank）和桑斯坦通过对职业和相对收入的实证分析，认为运用成本有效性分析，通过模拟市场，设计问卷，内容包括高低不同的几组价格分布、职业群体分布、收入水平分布、安全健康指标分布，进行社会问卷调查和座谈，从公众选择的答案中，看个人、企业和政府能够接受什么程度的价格，通过比较不同价格的投入成本，选择有效成本，达到社会收益最大化。[4]

注释

[1]在美国，1981年里根颁布《第12291号行政命令：监管救济特别工作组》（Executive Order 12291：Task Force on Regulatory Relief

[2]Richard H.Pildes and Cass R.Sunstein, “Reinventing the Regulatory Stat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1995, Vol.62, No.4, pp.2-107；Matthew D.Adlert and Eric A.Posner, “Rethinking Cost-Benefit Analysis, ”The Yale Law Journal, 1999, Vol.109, No.2.

[3]Cass R.Sunstein, “Lives, Life-Years, and Willingness to Pay, ”Columbia Law Review, 2004, Vol.104, pp.205-252.

[4]弗兰克和桑斯坦分析了人们相对经济水平的重要性。人们相对经济地位（或水平）对于人们的主观和客观的福利状况都非常重要，而绝对经济地位（或水平）并没有通常情况所想象的那么重要。如果忽略了人们对相对地位（或水平）的关注，那么评估支付意愿的数据将低估安全和其他一些管制收益。（Robert H.Frank and Cass R.Sunstein, “Cost-Benefit Analysis and Relative Posi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2001, Vol.68, No.2, pp.323-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