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移动舆论场的特征与核心问题
若将移动互联时代的全新传播图景映射到移动舆论场，我们可以发现移动舆论场在舆论主体、关涉领域、舆论形态和舆论演进机制等方面较传统的网络舆论场而言均有较大区别，而这样的特征也使移动舆论场中的一些问题不断凸显。
一、移动舆论场的特征
（一）舆论主体的“去中心化”趋势进一步加强，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减弱
新媒体带来了“所有人对所有人传播”的全民传播时代，促进了话语权力的再分配，从而形成了“去中心化”的舆论格局——政府、传统媒体作为传统的权力中心影响不断弱化，普通公众的传播资源与话语权力有所提升。而移动新媒体及自媒体的发展，又使得“去中心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如今，草根网民由于其表达的内容和方式更能反映公众的诉求，更接近公众的视角，更易赢得公众的认同和认可，因而在舆论场中发挥着较传统互联网时代更为重要的作用，扮演了舆论的制造者、推动者等角色。如在2015年6月的“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中，草根网民“＠动脉影”发布的“三峡主动蓄水降水位”的微博获得了超过11 300条评论以及近13万次的转发（不包括将该微博截图后制作成新闻的转发），甚至超过媒体组织，成为该事件中转发量最多的微博。又如在201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中，网民“＠周顾北的周”在微博话题＃ 9．3胜利日大阅兵＃中贴出周恩来的一张黑白照片，并配发文字说明“这盛世，如你所愿” （见图1-1），激起了网民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截至9月3日晚上8点，该微博的转发量达到93万，评论、点赞量也有79万，热度超过了许多意见领袖的发言。
与普通公众的影响力持续走强不同，于传统互联网上形成的意见领袖群体，如今在移动舆论场中的影响力却有所弱化。这或许与意见领袖的发展现状有关：其一，在群体构成上，早前我国微博上的意见领袖主要由明星（如姚晨、何炅）、段子手（如作业本）、公共知识分子（如石述思、于海青）、媒体人（如刘春、王克勤）等构成[1]，其中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人在公共事务的讨论上较其他群体发声更为积极，并凭借其众多的粉丝、专业的知识、独到的见解等对公众的观点确立与意见走向形成巨大影响。然而自2014年以来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人在新媒体平台上互动关系减少、影响力减弱，使得当前意见领袖以明星和段子手为活跃群体[2]，但这两类群体针对公共事务的发言数量与发言质量均普遍偏低。其二，在活跃度上，伴随我国自2015年起加强对互联网的管制、传统媒体转型过程中对“两微一端”的运营，以及意见领袖增强了自律和自治，意见领袖群体的活跃度明显下降。[3]如一项对315名具有舆论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分析显示，其中296名曾经开通实名认证的微博，截至2015年11月，已有33位的微博停止更新；39位活跃度较低，一年以内日均发微博数量不超过1条；而有25 %的意见领袖开通了个人微信公众号，但日均文章推送量仅为0．4～0．6篇。[4]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众在获取信息时对意见领袖给予的关注度。
（二）声音多元， “泛娱乐化”特征显现
在博客、论坛、贴吧等传统的互联网舆论场中，公众进行的是开放的、人人都可以参与的“广场式”讨论，此时人声鼎沸，个体发言很容易被淹没。与之相比，移动舆论场中的讨论则大多在空间相对封闭、成员相似度更高的社交网络中进行，持有类似兴趣、相同观点、专业背景或利益诉求的人更容易聚集成互相信赖、彼此依赖的“圈子”，并进行更加深入、专业的讨论，从而不断扩大该群体的声量。这样，针对某个议题，可能会有多个“圈子”从不同维度、视角、层面发出自身响亮的、难以被忽视的声音。因此，相较于传统互联网舆论场，移动舆论场的声音更加多元，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可以更好地凸显。
另外，由于年轻群体是移动互联网的主要用户，他们相较于严肃的政治和经济议题，更倾向于浏览、发布或分享轻松、休闲、个性化的内容，而专业的媒体组织、自媒体等在移动新媒体平台上也更注重迎合用户的信息需求，着重生产、发布、推送目标受众偏好的那些内容。这最终使得移动舆论场虽然关涉领域多元、主体多样，但舆论内容表达却带有明显的“泛娱乐化”特征，这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近两年涉及体育娱乐、公众人物的舆情热度有较大上升，并成为公众关注的重点领域。这通过2016年“王宝强离婚”事件的舆论反应即可看出。2016年8月14日凌晨，王宝强在新浪微博上发布离婚声明，随后迅速引爆舆论场，1小时后，新浪微博每秒查询率瞬间增长2倍之多，24小时热议度较同期增长20 348 % ，热度完全超过了里约奥运会；在当天“今日头条”上各自媒体账号发布的相关文章达10 629篇，有106篇的阅读量超过100万，占据全天百万级阅读量文章的2／3。[5]其二，在热点事件的讨论中，移动互联网用户总是能生发出娱乐化的衍生话题，比如针对2016年奥运会， “击剑队开幕式帅翻全场” “傅园慧爆发洪荒之力” “秦凯求婚何姿”等均是引起舆情热度出现拐点的话题。[6]
（三）形态上显性舆情与隐性舆情并存
在以传统互联网为平台的网络舆论场中，公众的信息发布与讨论通常是他人可见的公开状态，并且由于发布者可以匿名，大多数网民会自然、积极地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和情绪，因此网络舆情成为反映现实社会矛盾、体现不同群体的价值观念和情绪心态的显性存在，能够被直接观测、追踪。
反观由移动互联网及各类移动应用创建的移动舆论场，一方面，以微博为代表的可发声、可围观的移动“广播式”社交平台尽管同样具备信息可见和舆情生发可回溯、可预测的显性特征，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微博实名制的推行，无论是意见领袖还是普通公众，或出于群体压力的考虑，或因为被打击报复的顾虑，或已然遭受删帖禁言的管制，较之以往不太愿意在此类平台上积极发声了，同时对于政治和公共事务的讨论也不再那么热烈，造成很多真实的想法、观点、意见及情绪被“隐匿”起来。另一方面，以微信为代表的依赖“圈子”、交流相对封闭的移动社交平台，也有着显性舆情与隐性舆情并存的特征：第一，人们在朋友圈、微信群中发布的信息虽然也能被很多人看到（尤其是那些“好友”众多的用户），但往往这样的内容也只是在“好友”或“好友的朋友”的范围内可见，若非微信开放后台数据，我们很难得知相关信息和观点的真实传播力及传播路径。第二，虽然一些微信公众号在其发表的文章后开放了评论功能，但页面所显示的评论都是经发布者筛选后所得，很多用户提供的信息与观点可能因此被过滤掉而无法示人。
因此，移动舆论场虽然传播者众、议题多元、意见多样，但舆情隐匿化的状况也在多种因素的驱动下愈发堪忧——不仅为把握真实舆情、研判舆情走向增设了许多困难，还因私密性较强、 “圈子”中的群体彼此较为信任、不方便监测监管，更容易滋生群体极化、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等问题。
（四）舆情生发显现新路径， “舆论反转”频频上演
传统互联网时期，网络舆论的生成多以网民爆料或媒体曝光为起点，然而近年来基于快速发展的移动互联网，微信公众号、 “头条号”等自媒体迅速崛起，凭借其所集聚的受众规模和影响力，逐渐改变着移动舆论场的信息流向，成为新的舆情生发源。现今，移动舆论场舆情的生成、发酵还出现了如下新路径：自媒体爆料→多媒介信息扩散、网民议论→形成舆论压力→大众媒体跟进呼应、挖掘新的事实→事件相关方应对→（再掀波澜→再次应对→）网民注意力转移→网络舆论消解。[7]此外，在舆情演进过程中，得益于移动新媒体便捷的跨平台“一键分享”机制，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等多元渠道、自媒体与专业媒体等多元主体会密切联动，交织在一起开展融合化传播，最终使得与某一议题或事件相关的信息在短时间内实现规模化的增殖和大范围的扩散，并迅速酝酿成公共舆情事件。
由于一些自媒体对事件的认知与判断有所偏差、部分传统媒体报道不够严谨、网络媒体为吸引眼球而刻意夸大或歪曲事实的“标题党”行为，以及移动用户不易掌握充分的信息、媒介素养不高等多种因素，如今移动新媒体平台上的舆论发展极不稳定，公众容易被各种碎片化、非理性的信息误导，又常常陷入盲从、极化、狂欢和狂怒的非理性状态，刚刚还为自己的善良和正义而感动，下一秒则变成参与道德审判的“暴徒”，从而造成舆论演进一波三折、网民态度前后矛盾的“舆论反转”现象频频上演。例如2015年底发生的“三亚城管‘欺负’厅官”事件。2015年12月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黑龙江记者站原站长毕国昌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布标题为《一厅级干部在三亚被城管弄得没了尊严》的文章，称他在三亚天涯区海边游泳时，自行车及衣物被城管拿走，事发后他多方联系未果，最后只能穿裤头徒步去三亚市政府。文章一经发出便在微信平台上被大量转发，阅读量快速突破10万，并引起了搜狐、新浪等门户网站的转载，舆论持续发酵，直至演变成全国性公共事件。其后，毕国昌和三亚政府双方以在微博、微信等平台发文的形式多次“隔空”对话，直至8日三亚一位副区长和涉事城管向毕国昌道歉，双方达成和解，舆情热度方逐渐减退。然而，在两天后，事件却出现了转折——11日，微信公众号“三贱客”发表文章，以视频截图方式指出毕国昌之前对外爆料的多处内容涉嫌作假。该文一经发布便引发舆论哗然，迅速被各大媒体、网民转发扩散。网民对各涉事主体的态度也于此时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反转”。[8]
二、移动舆论场的核心问题
（一）狂欢，狂怒，围观，围猎
移动舆论场一方面为个体的集聚和在公共领域内的意见表达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使网络群体的去个体化、群体极化效应更为明显。去个体化使得个体弱化甚至丧失个人意识和判断理解能力，从而导致其行为脱离社会规范的制约；群体极化则使得群体的判断和决策更趋向于走极端，这极易引发网络群体的分裂和对抗，造成较大规模的混乱，体现在意见和情绪的表达上，主要会有以下四种状态。
第一，狂欢。出于针砭时弊、释放情绪、调节气氛、吸引关注、表达诉求等目的，移动舆论场中的网民会针对热点编写各式“段子”，而这些“段子”凭借其形象、有趣、容易引发他人共鸣等特征，在移动新媒体平台上会得到大量转发和分享，制造一次次网民的精神狂欢。虽然“段子”往往都比较夸张，但其中那些关涉社会、经济、政治话题的“段子”，恰恰也是社会舆情的放大镜，能凸显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反映真实的社会心态和社会情绪（如不满、无奈、焦虑、愤怒等）。2015年国庆假期期间，一名前往青岛旅游的游客在一家饭店吃完饭结账时发现，他所吃的本来是38元／份的普通海虾，竟然被店家要价38元／只。该事在网上被曝光后，网民不仅设计了用来调侃店家恶劣行径的“虾币”，还在微博、微信上发布了很多“段子”，例如这一则： “我在青岛要喝青岛啤酒，再点一盘花生米，完了买单，边数瓶子边起身： ‘老板，几瓶啤酒多少钱？ ’老板答： ‘我们青岛人好客，啤酒不要钱白送，我们来数一下花生米。’”
第二，狂怒。虽然我国的社会与经济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但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社会矛盾更为多元、突出，人们与他人相比时产生的“受剥夺感”、长期忍受各种社会压力所形成的狂躁感、利益受损或遭受不公对待时申诉无门引发的失望与愤怒，都使得社会积蓄了大量的牢骚和怨气。通过移动舆论场这样的公共讨论空间，这些牢骚和怨气常常会随着某个议题或事件的发酵而以网络谩骂、道德审判、民意绑架，或者侵犯隐私、伤害他人尊严的“人肉搜索”，又或是由虚拟空间延伸到现实生活中的伤害等形式发泄出来，从而进入戾气横生的“众怒”或“狂怒”状态。
第三，围观。围观是一种相当数量的并无预设关联的人共同对特殊的人或事件进行高密度关注的行为。由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构建的舆论场域，很多时候就像古罗马竞技场，一旦发生了热点事件，人们就会借助网络平台上的信息分发及社会交往机制奔走相告，快速形成众人围观的形势。此时作为涉事主体的政府、企业，则像角斗士一样被困于竞技场的中央，他们根本没有选择“表演”或不“表演”的权利，只有主动“表演”或被动“表演”的状态；而位于“看台”上的公众，则一方面密集审视“表演者”的一言一行，甚至用“显微镜”放大每一个细微环节，另一方面还会互相沟通、交换意见，并最终形成舆论决定着“表演者”的命运。典型的例子如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和2016年的“雷洋事件”，在这两起引发网民规模化围观的事件中，中国红十字会和北京市有关部门遭受了大量的质疑甚至非议，一度陷入非常被动的状态。
第四，围猎。在围观的过程中，人们不会只是关注和评论，也不会因为舆情一时的衰退而对某一议题或事件不再理会。实际情况是，针对一些存疑的人或事，网民常常自发地寻找证据，展开质疑，遥相呼应甚至分工协作，从而形成“围猎”之势，死死揪着问题不放，直到真相得以还原、涉事主体得到应有的处置之后方才罢休。这方面的例子比如2012年的“表哥”杨达才事件，网民在看到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在车祸现场面露微笑的照片后，便快速展开了“围猎”，循着他的笑，相继曝光他的多只名表、昂贵的眼镜、价值不菲的皮带以及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直至杨达才落马后，舆论才逐渐平息。
（二）信息噪音与网络谣言
移动互联网、移动终端和传感设备的发展，使得多元主体可以随时随地接入网络、生成数据，从而迎来了“大数据”时代。近年来数据正以超出想象的速度快速增长、传播，2015年全球数据总量达到8．6ZB，且年均增长速度为40 % ，有研究者预计到2020年时全球的数据总量将达到40ZB。[9]然而信息快速增殖的另一面则是出现了大量的冗余与噪音，有的传播主体为了获得更多的关注，常常对信息进行“冲击力加工”，导致传播的信息数量庞大、内容夸张而杂乱，为人们的信息获取增添了障碍。
以对《疫苗之殇》报道的讨论为例。2016年3月22日，一篇《南方都市报》记者写于2013年的报道《疫苗之殇》被网民翻出来放在网上，各类自媒体平台纷纷转发。许多微信公众号在转发这篇文章时，对内容和标题做了夸张式的处理；一些报道没有厘清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的区别，并把有毒疫苗和失效疫苗混为一谈，夸大危害性，误导了受众进而引起恐慌。
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与传统媒体不同，移动新媒体平台的市场化程度更高。通过获得更高的关注度和浏览量进一步得到更多的广告收入，是各平台上多数账号运营的首要任务。大部分移动新媒体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内容生产商，它们必须根据市场需求、遵循商业盈利原则来对内容进行设计。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用户喜欢、利润丰厚的内容模式会被广泛采用，从而易于引发篡改、盲从和抄袭的行为。第二，专业的传统媒体在移动互联网上面临话语权挑战。在上述《疫苗之殇》的案例中，尽管传统媒体发出的报道几乎都在奉劝人们不要恐慌，却很难转变移动互联网平台上整体的舆论走向。在信息过载的传播环境中，科学、权威的见解与观点不能及时传递给受众，从而带来了舆论混乱。[10]
在爆炸式增殖的信息中，网络谣言随之增多。在门户网站、论坛、贴吧等传统互联网平台上，依托于可匿名的发言机制、实时的信息生产、在社交网络上的裂变传播等条件，网络谣言具备了滋生更容易、传播速度更快、扩散范围更广、可控性降低等特征，对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会生产和社会稳定造成威胁。而移动舆论场中的谣言，在继承了以往“网络谣言”相似特征的基础上，又呈现出新的传播特点： （1）影响程度更深。例如微信“谣言”是在由强关系网络形成的朋友圈内和群组中传播的，群组内成员互动密切、彼此较为信任，其中一些媒介素养不高的人群更容易对谣言深信不疑。另外，由于移动舆论场的社会动员能力更强，公众更倾向于受谣言诱导而采取实际行动。 （2）谣言主题更注重迎合公众的心理诉求。在对微信公众号中被举报次数较多且阅读量较高的谣言文章进行分析时发现，移动舆论场中的热门谣言以唤起公众“焦虑与恐惧” “希望与欲望”两类心理感受为主要出发点。前者以健康养生类、人身安全类、财产安全类谣言为代表，后者则主要包括一些广告营销、色情主题的谣言。此外，一些财经与社会秩序类的谣言，还着重引发公众的仇恨与憎恶情绪，如关于民族仇恨、社会不公平等。[11]（3）谣言更侧重诱导公众的转发与分享。为了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自媒体在发布谣言时，往往会采取一些诱导公众分享的策略，常见的如道德捆绑式诱导（如强调为爱国转发，“不转不是中国人”）、迷信式诱导（如声称转发后会有好运或不转发会遭厄运）、物质奖励式诱导等。
（三）网络水军遮蔽民意
网络水军通常是指受雇于网络公关公司等组织，为他人发帖、回帖造势的人员。他们分散于全国各地，遍布在社会各个群体中，主要进行如下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制造公共话题、炒作公共人物，借助网络媒介（如网络论坛、贴吧、博客、微博、Q Q群、聊天室、网络视频等）进行策划并按方案实施，使之知名度和影响力飙升；二是按照客户的指令密集发帖或进行评论，抑制负面信息，转移话题，或诋毁、诽谤竞争对手。伴随移动新媒体的发展，网络水军将阵地转移到微信平台上，如找多个微信公众号集中发布营销文章、将客户文章的阅读量刷到“10万＋”等。
虽然网络水军可能对某些社会经济活动起到一定的推进作用，但对真实的网络舆情暂时形成抑制，对真实民意的捕捉、隐性舆论的显性化、协商对话的开展，甚至整个社会的健康产生消极影响。现今，一些网络水军借助网民所持有的仇富、仇官、悯弱、猎奇等社会心态人为制造网络热点事件，不单愚弄了广大公众的同情心、正义感，让公众在不知不觉中充当炒作者的“托儿”或“打手”，更会令社会信任、社会爱心在无形中被透支。以2016年11月的“罗尔事件”为例，11月27日微信公众号“P2P观察”发表了题为《耶稣，请别让我做你的敌人》的文章，以父亲罗尔的视角讲述女儿罗某某患病，但自己因所在杂志社效益不佳、收入低而无力给女儿看病的悲惨故事。文章还提到，每转发一次，可获得“小铜人” （深圳市小铜人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互联网垂直领域的品牌策划营销机构）的捐款1元，捐款以2万元保底、50万元封顶。这篇文章在微信朋友圈快速“刷屏”，并很快突破了50万次转发。然而，不久后公众发现事件是由“小铜人”在背后作为推手策划而成的，许多网民对此表示了失望甚至是愤怒。
网络信息安全主要是指保护网络系统的硬件、软件及其系统中的数据不受偶然的或恶意的原因被修改、破坏和泄露，避免未授权的访问和使用，从而确保网络信息完整、可靠、正常、连续地运行，网络服务不被中断。我国近年来对网络信息安全保护的重视不断提升：2014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由习近平总书记担任组长，将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建设提至国家战略的层面加以规划；2015年我国加快了网络空间法制化进程，如7月1日新的《国家安全法》颁布，明确提出国家建设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体系，7月6日《网络安全法（草案）》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此外还不断完善网络安全保障措施，提高防护水平。
然而，由于互联网具有无主管性、跨越国界、设防不足和缺少法律约束等特点，木马和僵尸网络、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安全漏洞、网页仿冒、网页篡改等网络安全问题仍然难以避免，且会伴随新平台、新技术的发展而表现出新特点，如利用网页篡改获得经济利益的现象更加普遍，盗取个人信息进行精准网络诈骗和勒索，智能终端的漏洞风险增大，移动互联网恶意程序的传播渠道转移到网盘或广告平台等网站，等等。[12]
其中，公众的个人数据与隐私安全保护须格外引起我们的关注。伴随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电子支付等移动应用不断普及，移动用户在使用信息与服务的过程中，将产生大量涉及其隐私的数据（如手机号、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以及关涉政府行政乃至国家安全的数据。近年来有许多不法分子窃取用户信息，并将之用于诈骗、勒索等犯罪，极大地危害了公众的财产乃至生命安全。如仅在2015年，我国便有约10万条应届高考考生信息泄露事件、多家酒店客户入住信息泄露事件、票务网站大麦网600余万用户账户密码泄露事件等多起危害严重的个人隐私泄露事件发生；2015年4月“补天漏洞响应平台”发布信息称，30余个省市的社保、户籍查询、疾控中心等系统存在高危漏洞，仅社保类信息安全漏洞涉及数据就达到5 279．4万条，包括身份证、社保参保信息、财务、薪酬、房屋等敏感信息。上述安全问题直接影响着移动舆论场健康、稳定地发展，这要求政府必须特别重视对移动媒体平台上的数据安全和用户隐私的管理及保护。
（五）迎合背后的低俗和对抗
为了迎合移动新媒体用户的喜好，获得更多的阅读量和点击量，一些媒体组织和自媒体故意运用谩骂侮辱、黄色下流、歪曲事实、颠覆主流权威等方式来制作和传播信息，这不仅造成移动舆论场低俗文化泛滥，严重地误导了广大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更加剧了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为社会的有序运行造成了诸多阻碍。
对此，我们从网络媒体的“标题党”行为即可窥一斑而见全豹。为了吸引公众的点击以及广告主的广告投放，一些网络媒体采用“断章取义”“夸大事实” “无中生有” “偷换概念”等方式设计新闻标题，由此带来了极为严重的负面影响。比如，搜狐网在转载《西城区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白云路分校多名学生同天流鼻血请假》这篇报道时，编辑擅自添加内容，将标题改为《北京西城多名小学生同天流鼻血白细胞计数不正常》，这引起了公众的极大误解，甚至引发了社会恐慌；再如，凤凰网转载新华网《我国公布建设网络强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报道时，为了夸大事实、制造话题，将标题改为《中国将成为网络强国：2050年世界无敌》；又如，网易在转载新华网报道的《多地整治网约车探索“规范路径”》时，将标题改为《官方：网约车属高端服务不应每人打得起》，改后标题与文章原意完全相反，使得社会矛盾加剧。[13]
基于前文对移动互联时代传播图景及移动舆论场的阐述，党和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移动舆论场的重视，并在研究、实践的过程中快速转变和优化对于政府形象构建的意识、观念、原则、体系，将执政之“道”与移动媒体之“器”融合起来，通过人本传播、引领对话、关系管理、激励分享等方式，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化政府改革的同时，获得民众客观全面的认知、广泛深层的认同以及持久牢固的信任。
注释
[1]李彪．微博意见领袖群体“肖像素描” ——以40个微博事件中的意见领袖为例［J］．新闻记者，2012 （9）：19~25．
[2]中山大学大数据传播实验室．谁在影响中国？ 2015百大事件意见领袖分析［R／O L］．（2016~02~01） ［2017~03~02］． https： ／／computational~com munication．com／zhiwei~china／．
[3]上海交通大学舆情研究实验室．2015年中国网络舆情年度报告［R］ ／／谢耘耕．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72．
[4]祝华新，潘宇峰，陈晓冉．2015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R］ ／／李培林，陈光金，张翼．201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238~259．
[5]郭全中．新媒体时代的“王宝强事件” ［EB／O L］． （2016~08~20） ［2017~03~02］． http： ／／o~pinion． huanqiu．com／1152／2016~08／9335663． html ．
[6]腾讯指数，中国社科院舆情调查实验室．2016年网络舆情生态研究报告［R／O L］． （2016~12~01） ［2017~03~02］． http： ／／sky．cssn．cn／xwcbx／xwcbx ＿ pdsf／201612／t20161201 ＿ 3298506．shtml ．
[7]单学刚，卢永春，朱燕．2015年中国移动舆论场研究报告［R］ ／／官建文，唐胜宏，许丹丹．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报告（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50~64．
[8]中国警察网．“毕国昌”事件舆情：微信再次成热门事件发源地［EB／O L］． （2015~12~23）［2017~03~02］． http： ／／w w w．cpd．com．cn／n15737398／n26490097／c31475212／content． html ．
[9]中商产业研究院．中国大数据市场规模及应用前景研究报告［R／O L］．（2016~12~05）［2017~03~02］． http： ／／smart． huanqiu．com／roll／2016~12／9773401． html ．
[10]董天策，班志斌．自媒体传播在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信息噪音——以《疫苗之殇》大讨论为例［J］．新闻记者，2016 （5）：64~66．
[11]中山大学大数据传播实验室．微信谣言年度报告（2016） ［R／O L］． （2016~04~01） ［2017~03~02］． http： ／／w w w．360doc．com／content／16／0418／15／7863900 ＿551650268．shtml ．
[12]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2015年我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综述［R／O L］． （2016~04~21）［2017~03~02 ］． http： ／／w w w．cert．org．cn／publ ish／main／46／2016／20160421153645275634722／2016 0421153645275634722 ＿． html ．
[13]张伟泽，邓煜洲．北京市网信办通报多起网络媒体“标题党”违规案例［EB／O L］． （2016~12~05）［2017~03~02］．http： ／／m．news．cctv．com／2016／12／05／A R TIniJaZsjm O X W Y VfM W~Wjm D161205． 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