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线是市场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主线是市场化。这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在经济活动中引进市场机制开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化和发展,是建立在市场化改革的步步推进基础上的。请看历史。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是从引入市场机制开始逐步搞活经济的。首先,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有生产经营自主权,农民可以把自己的农副产品拿到市场上销售,从而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其次,逐步放开小商品、农副产品、工业消费品的价格,结果是放到哪里活到哪里,哪种商品价格一放开,价格虽然会有一定上涨,但供应会迅速增加,价格也随之稳定下来,从而带来市场的繁荣,改革先行地区首先尝到甜头。再次,国有企业也开始扩大自主权,这种放权让利的改革使企业具有一定的活力。最后,实行对外开放,兴办经济特区,引进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使许多人大开眼界,产生了追赶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紧迫感。
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使市场化改革逐步扩展。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市场机制对许多社会经济活动的渗透,以及价值规律调节作用范围的扩大,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也是一种商品经济,企业是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尽管这一主张受到另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和反对,但是由于市场取向改革成效显著,改革潮流势不可当。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肯定了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主张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新秩序新体制,进一步确认市场调节的作用。此后,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到经济领域的许多方面,提出要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市场作用的范围是覆盖全社会的,进一步明确了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
改革并未止步。尽管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那场政治风波后,曾有人对前几年的市场取向改革表示质疑,甚至提出要倒退回“计划取向”,但是没有掀起大浪。相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应当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特别是,邓小平从1990年起就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992年春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是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提供了最坚定的政治支持。
与此同时,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也于1991年10—12月召开了专家座谈会,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银行等部门专家近20人,为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如何确定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等,听取大家的意见。座谈会总共开了十一次,每次半天,都由江泽民总书记亲自主持并不时插话。这十一次座谈会的主要成果是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倾向性提法,同时还对这一重要提法给出了两点解释:一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二是市场是有国家宏观调控而不是放任自流的。这就为江泽民总书记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和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1992年10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后,中国市场化改革大步推进。首先,国有企业改革从过去放权让利转向制度创新,明确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基本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以便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通过对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及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公司制改革,使国有经济走出困境,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转换了经营机制,提高了活力和市场竞争力,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得到增强。与此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为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重要生力军。其次,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大发展。1993年、1994年、1995年私营经济数量增幅均在50%以上。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肯定了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到2017年,非公经济对GDP的贡献已超过60%,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超过60%,对国家税收的贡献超过50%,对新增就业岗位的贡献超过80%。再次,财政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1994年实行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分税制改革,即在中央和地方两级财政之间实行分税制,改变原来实行的地方财政包干制。这一改革,不但促进了财政收入的迅速增长,1993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4 348.95亿元,而到2016年,已猛增到159 552.08亿元,名义增长35倍多;而且逐步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为22%,而到2016年,这一比重已上升到占45%多,这就使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能力大大增强。进入21世纪后,财政体制又进行了重大转型,即从经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服务型财政转变,要求逐步实现对全体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扶贫资金投入,提高对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群体的支出比重。最后,2001年11月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重大举动,具有里程碑意义。入世后的实践证明,入世对中国利大于弊。入世后,中国的经济实力、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外汇储备等的增速都加快了,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了,2013年以来超过30%。而且,入世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开放,还有力地促进了市场化改革,入世使中国一批同市场经济一般规则相抵触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得以废止和修改。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市场化改革继续向纵深推进。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提法,代替已沿用21年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提法。决定性作用能更加确切和鲜明地表达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支配作用,更好地反映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的内在要求。决定还明确指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此后,市场化改革在经济各领域纵深发展,69家央企已于2017年转为公司制;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陆续推开,为垄断行业放开竞争性业务打开了一条通道;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并取得不少经验;开展国有资本投资和运营公司试点、扩大公司董事会职权试点等;商事制度改革促进了市场主体的快速增长,新办企业日均增加量2017年每个月达到1.6万多家,而在2013年为6 000多家;价格改革继续迈步,到2016年年底,97%以上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已放开由市场调节,剩下不到3%属于政府定价的部分基本上被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对外开放力度加大,已建立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已由2013年的190项减少至2017年的95项,减少了一半;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