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一、区域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区域经济理论在中国大地得到了较快地发展，一是因为中国国土广阔，类型多样，具备产生新的理论的优良土壤和基础；二是中国难得的社会稳定、改革开放、创新创造的历史机遇与环境也极大地催生了新的理论。在这种氛围下，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倾注了极大的精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是激发了全国上下、各个地区的积极性，区域经济理论如鱼得水，各种理论和模式以及战略层出不穷。
区域经济理论的开拓在国际上首推德国经济学家杜能、韦伯[1]。19世纪初，杜能（Tunen，1826）从区域地租出发探索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带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论，奠定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学科基础。随后，韦伯（Max Weber，1909）发表《工业区位论》。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根据村落和市场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而另一德国经济学家勒什（Losch，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论框架，把中心地理论发展成为产业的市场区位论。该时期主要运用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探寻农业区位、工业区位的发展规律；为区域经济理论的开创或奠基时期。
区域经济理论在中国不同的历史阶段，形成了不同特征的主流理论观点。
（一）均衡发展时期：理论模式的学习借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地域分工理论为指导，主要学习借鉴苏联生产力布局的经验和模式（如地域生产综合体），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经济形势，提出了均衡发展的生产力布局理论。这一发展战略在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中得到充分体现。
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苏联关系破裂之前，我国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为借鉴苏联经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我国较为系统地从苏联引入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学，包括生产力布局的规律以及生产布局的原则和方法[2]。
苏联的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学）是苏联地理学家巴朗斯基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该理论以开发特定地域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基础，体现国家的意志和力量，运用计划手段，通过统筹安排各种生产、生活等基础设施，使其内部各部门、企业对资源达到合理的综合利用。这一理论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苏联运用该理论在西伯利亚地区，开展了包括水利、煤炭、油气、铁矿、森林/木材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建立了十多个大型工业生产综合体，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在中国，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地域分工理论、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学被引进和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战略上采取了均衡布局的形式，规划操作上，实施了以156个项目为主的工业布局，规划建设了一批新兴的工矿城市，如四川绵阳市，陕西西安市（机电）、宝鸡市（机械），东北地区的哈尔滨市（电机、机械制造）、长春市（一汽）、吉林市（吉化）、抚顺市，内蒙古包头市（包钢），湖北武汉市（武钢），安徽的蚌埠市、淮南市，河南的洛阳市（冶金、机械制造），甘肃兰州（石油化工）、白银，云南的个旧等，奠定了中国生产力的基础。
但是，此期均衡理论的运用与实践也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严重问题，一是重内地轻沿海，人为地抑制了中国东部地区的发展；二是片面强调建立“地方工业体系”，忽视了发挥各个地方的独特优势；三是操作上项目过于分散，缺乏有机联系，难以迅速形成生产能力；四是发挥了政府力量（指令性计划），忽视了市场力量（个体私营），实际上影响了总体经济效益和效果。
（二）非均衡发展时期：理论模式的多样化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的基本现实是：基础薄弱、贫穷落后；资源有限、效率低下；人口众多、人力剩余；区域多样、差异巨大。如何破解发展这个命题？走什么样的道路？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走老路均衡发展已被证明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寻求新路，路在何方？“摸着石头过河”是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
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启动，邓小平一改“均衡发展”的老路，提出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重点发展设想，催动人心，调动起地方积极性，体制上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我国的区域经济实践随即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均衡发展方式开始向效率导向的非均衡发展方式转变。区域经济理论也随之沿着这样一种思路进行了研究探讨。20世纪80年代开始较为系统地引入西方区位理论，虽然现在这方面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苏联生产布局学与西方区位理论中国化的混合体，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成功实现了向市场经济转型，其主流是扎根于西方区位科学之中的[3]。由于思想政治上的解放，区域经济研究也呈现出百花齐放、模式纷呈的局面。回顾这一时期的理论，可以看出，既有引进，也有创新；既有强调东部重点的理论，也有关注西部发展的理论；既有理论的升华，也有模式的探索。例如：既有梯度推移理论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重点开发论，也有增长极思想在中国的应用和发展，包括增长极理论、点轴开发理论和区域开发阶段论等[4]。既有从产业关联角度提出的国际大循环思路[5]、内地经济双循环战略[6]，也有从系统开发角度提出的区域全息发展战略[7]。其中梯度推移理论与增长极理论应用较广、影响较大。
随着改革的深入，非均衡发展的内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以效率为导向的非均衡发展逐步转向注重协调发展、缩小差距的非均衡协调发展。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发展思想开始得到认可。
在全国层面上，新的认识和思想开始指导实践，如：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在沿海开放开发基础上提出了“三沿（沿海、沿江、沿边）”战略，并开放了内陆边境口岸城市和省会城市，形成了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建设若干综合经济区，在东中西三大梯度基础上，提出七大经济区方案，期望推进合理的区域经济布局。尤其是加强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使区域政策的重心开始由东部沿海地区的“带状式发展”逐渐向以东部带动中、西部的“轴线式发展”模式转变。
在非均衡发展向非均衡协调发展的转变过程中，各地都在积极探讨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寻求区域突破、地方崛起。此时，经济发展的焦点、亮点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高速发展，创造了各自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珠江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这些模式为其他地区乃至国家整体经济的改革提供了极富价值的发展经验。
上述三大模式是具有中国特色和地方特色的“区域突破”现象，是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典型代表[8]，丰富了区域经济理论。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三大模式趋于融合，珠江模式的民营化程度逐渐提高；苏南模式产权明晰化、经济外向化程度加深；温州模式的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市场化、民营化、国际化渐成三大模式共同特征。
（三）协调发展时期：理论模式的创新发展
经过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均衡发展阶段，又经过了改革开放的非均衡发展初期阶段，实践上的积累和理论上的反思都为进一步创新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尤其是在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区域经济发展由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方向转向更加注重公平的方向。理论界关于区域经济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均衡统筹协调发展”阶段，内容上更加倾向于民生福祉、社会公平、人文内涵/底蕴、自然生态、技术进步、要素流动等全面协调统筹发展；层次上更加倾向于微观、中观层面的经济发展研究；手段上更倾向于市场、政府、各种力量综合作用；方法上更倾向于中外结合、定性与定量结合、传统与现代技术的结合。这一时期，区域经济学者主要做了下述研究工作。
1.梳理区域经济理论框架
区域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是与国家的经济建设相伴随的，20世纪50年代，以生产力布局理论为代表，主要借鉴苏联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后，西方区域经济学被引入中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区域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日趋蓬勃。主要形成了新经济地理学派、制度学派和管理学派等三个主流学派。主要从区域经济理论、区域发展机制、区域经济关系、区域经济政策和区域开发五个方面进行了研究[9]。
（1）区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区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三个基石之上的：第一，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生产要素包含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它们有的不能被移动，如土地、森林、矿山、草原、气候等，有的较难移动（受限制），或移动必须付出成本，如水资源、人力资源、资本和技术等，这就意味着不同的地区具有与其他地区所不同的固有的特殊性，这是塑造区域经济活动的基础和根本。第二，经济活动的不完全可分性。由于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和市场的完整性，不可能将经济活动进行完全地分割，这就意味着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动不可能脱离市场环境或其他地区而孤立地运行和存在，合作与分工是必然的，扬长避短成为区域经济的内核。第三，空降距离的不可克服性。在物质生产领域，只要生产要素、产品与服务进行移动，就必须支付相应的运输成本。而在虚拟空间里，空间距离虽然弱化趋于零，其实各种位移也仍然存在，只是位移成本异化为虚拟成本，即使在虚拟空间不支付位移成本，由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必然联系，空间距离依然是难以逾越的。由此，构成区域经济存在和发展必要条件。
区域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学科理论和研究的方法论，其理论体系可以分为三部分，即区域发展理论、区域关系理论和区域政策理论。区域发展理论以区域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为基础，研究一个区域自身的发展问题，主要包括：要素流动与集聚理论、生产布局理论、增长极理论、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区域发展阶段理论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区域关系理论以区域专业化分工与区域贸易（合作）为基础，研究一个区域与其他区域之间、若干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有区域分工理论、区域贸易理论、区域冲突与竞争理论、区际协同理论等；区域政策理论以区域发展和区域关系为研究对象，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相应政策与方法。
（2）创新区域开发模式。
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国的区域开发掀起高潮，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启动，对区域开发的研究也进入到新的阶段。实践向区域经济学（者）提出了挑战，要求解决一个区域的发展方向、定位、结构、布局和政策等问题，勾画一个地区的发展的宏观蓝图，把握一个地区的发展方向和进程，并进行发展当中的调控。区域经济学者把如此复杂的任务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思路研究，一类是区域规划与实施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求揭示本地区的特色与潜力，充分认识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充分利用把握市场机会，创造性地提出从资源开发到产业发展，从自然生态到社会发展，从近期到远期的一揽子设想。区域规划是发展战略的具体化，解决具体的时间、地点，发展的部门、规模以及资源的配置等问题，现代区域规划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解决发展的实施问题，即具体的操作问题。区域经济学者参与了许多这类战略和规划项目，如京津冀都市圈发展战略、重大区域发展项目评估、各类经济区/开发区规划等。他们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优化国土开发为己任，力求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值得一提的是，创立主体功能区的理论与实践，为区域经济研究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2.引进并应用国外区域经济学主要流派
（1）新经济地理学派。
与传统的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区域经济理论不同，新经济地理学派从运输成本的降低及由此所引起的聚集经济、递增收益、规模经济性、外部性或者说溢出效应（如技术的溢出效应）等角度出发，探讨了企业区位选择及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等现象和规律。以克鲁格曼、Macha Fujita等学者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其理论基石建立在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运输成本三个命题之上；由此设计出区域经济的“中心——外围模型”。克鲁格曼[10]指出，中心——外围均衡的条件，依赖于制成品在支出中的份额、以倒数衡量的运输成本和成反比的均衡规模经济。应当说，这个模型是新经济地理学派对区域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此外，内生增长理论[11]的运用重新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或发散问题进行了解释，也为区域经济发展开辟了新的思路。
新经济地理学派认为，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有五大传统研究领域，并依照这五个方面向前发展。1）区位理论。它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它分析了厂商区位决策的问题。另一部分是中心地理论，由克里斯塔勒和廖估提出，这个理论分析了制造业和市场营销中心的定位和作用，并认为中心地方应当是层级的。2）城市地理学。在城市地理学中，人们借助于物理学的公式，来描述城市地理现象。如“城市位次规模法则”“城市地理联系”“城市市场潜力模型”等，城市地理学是区域经济学理论模型化的具体体现。3）积累因果关系理论，即超发展理论。超发展理论是缪尔达尔、赫布曼等人提出来的一种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心是“积累循环因果关系”的概念，艾伦·普里德将其应用到分析地区增长问题中去。克鲁格曼认为，超发展理论的思想在区位问题中的应用比在发展经济学中更合适。例如，公司往往趋向于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而市场的扩大又与公司的数量增加相关，这样因果积累，市场规模越来越大，集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4）当地外部经济。马歇尔所表述的外部经济，其概念是：生产者聚集在一个特定区位有许多优势，而这些优势反过来又可以解释这种聚集现象。外部经济对地区发展的作用很大，但这方面的研究还很不深入。5）地租和土地利用。即杜能的农业区位论思想。杜能设想了一个从中心到外围地租不断下降的模型。克鲁格曼认为，这个模型涉及均衡理论、价值理论、土地价格理论等等，具有广阔前景。但模型只揭示了从中心到外围的扩散效应，而没有揭示同时存在从外围到中心的聚集效应。由此，区位、城市、集中/集聚、外部经济、土地问题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五大重点领域。
（2）新制度学派。
新制度学派，或者是“区域政策”学派，其研究的中心是将制度要素引入到区域分析当中，研究政府及其体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并通过制定相应的区域政策，协调区域发展。所以，新制度学派的中心是研究区域政策问题。
区域政策主要是解决区域问题和协调区域利益。约翰·弗里德曼认为，“区域政策处理的是区位方面的问题，即经济发展‘在什么地方’。它反映了在国家层次上处理区域问题的要求。只有通过操纵国家政策变量，才能对区域经济的未来作出最有用的贡献”。区域政策的主要特征是积极的区域倾斜和集中化，因而区域政策的内容包括：1）通过政府的干预而导致生产的空间转移。政府可以选定可支持的部门，并由这些部门的分布来影响空间结构，从而提高地区的经济竞争力，改善贸易平衡，发展自身的R&D等。2）产业和部门规划是区域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通过制定援助规划，促进某些产业和部门的发展，或是延缓其衰退的过程。3）缩小区域差距是区域政策最直接的内容。国家通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实现转移支付，帮助落后区域的发展，缩小地区差距，或者抑制地区差距的扩大。
区域政策的主要目标可概括为[12]：1）提高区域内现有资源的利用水平；2）更有效地在区内各种用途间分配资源；3）实现区域内最佳增长；4）在区域间有效地再分配生产要素，以使总收入与总增长最大化；5）区域间增长率的均等化；6）区域间收入的均等化；7）为缓解通货膨胀压力而缩小区域差异；8）减少区内拥挤而造成的外部成本，形成最佳空间结构。上述目标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相容的，所以必须依据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发达程度做出选择。
区域政策研究将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一种观点认为，区域问题反映了资本对空间的控制，形成了高技术水平的职能保留在发达区域，低技术水平的职能集中到不发达区域，分布的不均衡必须运用区域政策来改变。主张从制度的创新上，从政策的创新上来解决区域问题。另一种观点认为，目前的区域政策演化的方向应当是：协调性，消除各国各自制定的政策所造成的冲突与矛盾。选择性，稀缺资源应尽可能集中用于能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区域，不主张把发展的优先权给予一个国家最不发达的区域。灵活性，政策应有灵活性，以适应区域发展的具体特点和行动需求。
（3）区域管理学派。
区域管理起源于人们对20世纪50—60年代区域发展和区域问题的认识。由于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对立，人口大量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而发达地区的产业部门却很难向落后地区转移，产业结构升级受到阻碍，要解决这一问题，人们认识到，仅有政策和规划是不够的，还必须借助管理学的方式，把区域作为对象进行管理。如日本的国土开发、美国的区域再开发等，都是著名的范例。
区域管理由三部分内容组成。一是区域经济发展管理。区域经济发展管理面对的主要是宏观经济问题，其面临的两大挑战是：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区域经济发展管理是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通过对区域内、区域之间经济资源的有效协调，使区域经济能够健康有效地发展。这种管理从操作层次上有国家和地方政府（直辖市、省、市、县等）、或者地方、区域协作联合体（如跨行政区域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港珠澳、长江流域、鄱阳湖、浙江东部四市等合作形式）。区域经济管理的方法包括管理学的方法、法律的方法、行政的方法。方法当中又可分指导性的手段、强制性的手段。二是区域人口管理。区域管理的基本目标是服务于人，人口管理是区域管理的基本问题。尤其是人力资源成为区域财富的创造主体资源，近年来颇受各方重视。区域的适度人口涉及区域内的资源状况、经济发展基础和人口就业的形势。通过对人口的管理和人力资源的开发，使区域的发展达到平稳、健康、可持续的状态。区域的发展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区域人口的教育水平、科技开发能力和技术创新精神。所以，人口管理和人力资源开发已成为区域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区域环境管理。针对粗放的、破坏环境的发展模式，一些学者提出区域环境管理作为应对，以此造就一种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以区域环境容量、质量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要求发展不能牺牲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不能吃干榨尽现有的资源。这种模式的行为主体是各级政府，对于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地区尤为重要，所以更能够突出其功能、效应。
二、中国区域经济学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目前面临很多问题，例如，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发展滞后，城乡差距扩大，地区产业结构不合理、区域间、区域贫富群体间差距拉大，两极分化严重；城乡二元结构、地方保护主义、产业结构趋同、资源过度开发等一系列问题[13]。而这些问题正是发展带来的，也正为区域经济学的理论深化和提升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为了推进区域经济的繁荣和发展，抓住机遇，首先，需要从认识上，明确区域经济研究的使命与方向，然后，才是对于具体领域，集中力量进行深入探讨，以期获得突破。
（一）区域经济研究的中国背景
中国特殊的国情、特殊的发展阶段为区域经济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土壤。首先，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地广人多、区域类型多样，处在城市化的快速上升期，处在经济社会急速转型大发展的时期，处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关键时期。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许多地方已经开始重新思考下一阶段的发展思路，拟建立和培育有自己地方特色的、可持续的、稳定健康的、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
其次，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需要在新的形势下进行创新解决，尤其是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解放受到束缚的生产力。如由于制度与文化中对于生产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动所产生的制约，在区域层面，表现为严重的城乡分割、区域分割。城与乡的分割，依然是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制度上的障碍。顽固的户籍制度不仅阻碍了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本人获取与城市居民同样的就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机会，也同时影响到其家庭和下一代子女，因而造成劳动力流动以短期流动为主，且大量是单人迁移。还有，农村土地的使用权也未能充分地通过流转转化为收益，土地成为束缚劳动力流动的保障，而不是促进劳动力流动的资产。这种情景不仅有其政治经济的制度基础，还有其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文化的渊源。而区域之间的分割，造成了中国经济版图的割据状态。当前中国实行的是经济分权、财政分灶加政治集权的体制，导致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市场分割状态。可以说，这种区域分割与城乡分割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个制度问题。因此，只有对中国区域和城乡问题有充分的认识，对经济分权、财政分灶和政治集权体制下的地方官员的晋升与激励制度有深刻的体会，才能为开展区域问题研究打下基础。
此外，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扩大趋势与不良后果给区域经济研究提出了挑战。区域发展差距主要表现为东、中、西、东北和城、乡两个层面上的差距，在内容上既有发展总量、速度上的差距，也有收入和福利上的差距，还包括发展环境和观念认识上的差距。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14]，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中，最高的广东达35696.46亿元，最低的西藏只有395.91亿元，广东是西藏的90倍，是湖南的3.1倍，贵州的10.7倍（3333.40亿元），青海37倍（961.53亿元）。江苏2004年为15003.60亿元，2008年为30312.61亿元，分别是安徽的3.1和3.4倍，两地的差距在扩大。就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看，2008年江苏、浙江、广东分别为39633元、42214元和37589元，数倍于湖南（1752元）、贵州（8824元）、云南（12587元）青海（17389元）。地区发展差距在地区人均消费水平上得到具体表现。2008年各地区人均消费水平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分别为27343元、14390元、11013元、13893元，而贵州、云南、青海分别只有4426元、4553元、5830元，上海市是它们的4~6倍，东部沿海地区人均消费水平远高出中西部地区。不仅东西部经济存在差距，即使原先是我国工业重要基地的东北地区，也由于东南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崛起，其经济的领先地位开始动摇。广东江浙地区后来居上，不仅在增长速度上超过传统老工业基地的东北地区，而且人均GDP的绝对值上也超过了北方地区，工业重镇辽宁省，近年来经济发展水平已降到全国第十位左右，黑龙江和吉林省的排名也逐步下降。
2000年之后，在区域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的引导下，各种差距扩大趋势虽有所减缓，但形势依旧严峻。这一问题已经威胁到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协调发展、民族团结和振兴。这警示着我们应提高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加强区域福利水平均等化。近年来，中央政府、各地区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采取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人力。总体上看，这些工作多聚焦于经济增长数量的扩张，而疏于增长质量的改善，导致发展进程中社会福利、生态环境、社会治安等方面的问题日益凸显。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原因，是由多种因素造成。有自然环境、政策以及体制等方面的，也有文化、历史、观念的。不同的地区成因不同，各种因素的影响权重不同。区域发展差距有其产生的根源和背景，有其变化的轨迹和环境，有其把控的要素和条件，这些需要区域经济学者来参与揭示。在促使区域差距减少方面，国家和地方依然是行为主体，市场和政府政策依然是主要手段。
那么，是什么原因引起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一些学者对中国地区差距进行了研究，尝试解释其形成原因及变化趋势。概括起来，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地域区位说/区位要素差异说。认为中国各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地区发展不平衡。二是政策倾斜说。认为国家对东部地区实行的多方面的政策倾斜，是区域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或重要原因。三是体制因素说。认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各地区体制转轨程度的不同导致的市场化程度差异以及传统体制下形成的要素和产品价格扭曲的延续造成了地区发展差距的拉大。
（二）中国区域经济研究的全球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范围内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其中有较为深厚影响的两大变化是：一个是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速发展，另一个是科学技术不断加速发展。由此，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全球经济一体化影响了区域经济发展各方面包括经济发展理念、经济增长机制、经济发展模式等；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对区域经济产生了根本性影响，包括经济活动的形态、类型、新兴产业兴起与产业转移、虚拟经济与知识经济以及熨平区域差异与拉平发展起点等。
1.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区域经济学带来了新的机遇
网络技术的强劲发展和渗透，极大地冲击并打破了传统区域经济运行模式，开辟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路径。由纵横交错的交互式网络构筑的无形（电子）空间也称网络空间或虚拟世界已经扑面而来，在这个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以信息网络为平台的空间里，各类经济主体进行着信息（包括思想、知识等）的交流和共享，分享着新技术带来的新生活。
飞速发展的网络技术手段在实体空间的基础上拓展了一个新的虚拟空间，此时的经济运行、要素流动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物质世界（空间），国外风起云涌的新经济、我国初见端倪的知识经济正是这种趋势下的产物。世界正处于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区域经济的固有领域和对象在分化、肢解和重组，区域经济如果不能正视这种新的事物、新的现象出现，不积极关注实体空间之上的虚拟空间，就不能准确地把握区域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区域经济有可能远离最具时代特征、最具创新活力的经济核心，陷入停滞、落后的状况。
由“0、1”数字组成的空间，无孔不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各行各业，电子商务、金桥工程、网上新的交易和服务层出不穷，这些方面（包括电子政务在内）使得经济社会运行的内容（要素）、规模、环境和机制发生着巨大变化。从区域经济层面看，在网络技术的推进下，新的产业（研发、文化创意产业）的空间区位选择改变了路径、新的经济形式（总部经济、信息经济、虚拟经济、网络经济）应运而生，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经济发展的平等化平台产生了（网络构建了新的同一起跑线）。可见，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已经不能脱离虚拟空间而独立运行，如果区域的实体经济不能与虚拟的网络经济产生有机联系，那只会严重脱离现实，损失实体经济效益。
在以光速运行的虚拟空间中，许多经济现象和经济事物运动轨迹发生了质变，而基于实体空间的区域经济理论已经不能有力有效的解释虚拟空间出现后的一些经济现象，最明显的是区位理论中的距离因素，其重要性在虚拟空间中大打折扣。传统经济理论中的距离成本在虚拟世界中可以忽略不计，如此，几乎要颠覆许多基于距离成本分析的经济原理。我们知道，经济活动的全部链条毕竟不能完全离开实体空间而独立在虚拟空间中运行，但是，在区域经济中虚拟空间已经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它在冲击和发出挑战，如果区域经济理论研究不能及时跟进，就有可能失去更新、发展的良好机会。
2.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区域经济学创造了新的发展空间
受经济全球化影响，一方面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发生改变[15]，由“点空间”变成了“系统空间”。物质流、资金流、劳力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的互补流动是国际分工和经济频繁联系的客观反映，这五个方面的互补流动，形成了全球经济相互作用的循环系统。伴随着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不仅距离和空间的阻隔作用日益削弱；而且全球资本流动和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世界经济趋向于一种网络化的空间结构。尤其是随着跨国公司的进入，会影响当地产业空间地域结构。跨国公司高强度的投资和竞争，不仅改变区域的社会经济空间结构，而且凭借雄厚实力争夺市场、争夺高端技能的人才和管理者。这样，发展中国家的新兴产业区，既面临着市场争夺的竞争，又面临着大量人才资源流失的威胁，既丧失了本地自主创新能力，又进而更加依赖跨国公司，造成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对外部的依附性。
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表现在产业领域是一个“并购”与“重组”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利于实现区域内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有助于区域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区域内外产业的融合，形成更具优势的企业管理和经营文化、更合理的产业形态和企业组织，甚至新的技术与制度创新模式。当前，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正在“国际间”和“各国内”两个方面同步展开。世界经济的结构调整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优势互补，平等互利”的局面。
三、中国区域经济学界潜心研究的领域
区域经济学不是一门要包打天下的学问，它要在解决区域发展问题中发挥独特的作用。作为一个正在成长、新兴的学科，又遇到了中国复杂多样、迅速发展的局面，应该说，给区域经济学的建设，包括理论体系的完善、学科方法论的创新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当前，如火如荼的区域经济实践，提出了许多前沿性问题，归纳起来，有如下方面：
（一）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完善
区域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一是在新的体制下、新的发展阶段下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创新；需要关注的是，加入“虚拟空间”的区域经济理论将成为一种新的认识观；二是区域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特别是新兴学科、新的科学与技术的不断交融与交互发展。三是中国区域经济学科学习、引进、借鉴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成果，参与国际区域问题研究与交流。其实，这三个方面是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的。
中国处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需要解决的区域发展问题已经不同于以往，国际国内政治、经济（金融）、社会、科技、教育环境有了重大变化。这些因素将直接导致区域发展上的新的机会、新的挑战、新的选择和新的调整。由此，建立于传统条件基础上的区域经济理论体系需要重新梳理和突破性革新，重点包括学科基础研究、区域发展机制研究、创新协调研究等方面。
关于学科发展中的新的认识观问题。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经过了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初期两个大的发展阶段，融入了苏联以及西方的有关理论，发展到当今，有了自己的体系。但是，适逢新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尤其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我们原有的生活和生产规则或秩序，开辟出了新经济形态如虚拟经济、网络经济、信息经济，使得原来依托实体经济的区域经济学的许多原理和理论遇到了冲击，许多经济活动不再依靠传统生产要素、不再需要占用大规模的土地和大型的厂房、不再需要消耗大量能源和物资，而是转而依靠知识、智力、智慧、信息，开展创造与创新，依托虚拟空间进行服务与生产，距离不再是重要的限制因素，经济活动的不完全可分性不再灵验，生产要素的不完全移动性似乎失去意义。由此可见，区域经济学赖以存在的三大基石已经受到挑战，新的理论研究势必需要加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经济、社会、科技发展迅速，各种学科相应得到发展，新兴学科不断涌现。这种局面一方面极大地开拓了人类认识的视角和空间；另一方面，也给区域经济研究和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领域。如何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相互交融，共同成长，这是区域经济学科健康发展、迎接挑战的一个重大历史命题。
理论体系的完善可以循着两条路径向前推进：一是理论经济学的路径。从理论分析、原理推导和模型化着手，建立一套规范的区域经济学体系，其中心内容是，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区域经济发展的要素分析、区域发展机制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分析、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区域经济的增长方式以及突变原理等。二是应用经济学的路径。从实证分析的要求出发，形成一套适应实际应用的理论体系。包括区域经济的影响条件、区域产业选择和优势劣势分析、区域产业结构与布局、区域经济的组织结构区域空间结构、区域经济关系、区域合作、区域开发和区域经济政策、制度创新等。
当前，区域经济研究出现了许多热点、焦点和难点。其中，针对体制或制度机制的研究成为难点之一。区域发展与制度创新关系的研究，由于地方政府实力的加强而显得更为重要。其中心点是分析区域经济增长与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间的互动关系，探索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途径。
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区域关系也是热点之一。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区域之间的合作、冲突与协调。区域分工的产生，带来了区域合作的基础，但区域利益的增加，使区域冲突不可避免。在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区域关系，就是东、中、西三大地带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首先要在理论上有所依据，然后才是实践中的应用方法。区域合作是以横向经济联系为纽带，在自愿的基础上，按照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区域之间不同行为主体在某些领域进行联合的一种组织行为和经济行为。是区域经济关系的中心内容。目前研究的重点是：区域发展差距问题、区域分工协作问题、区域冲突的协调问题和区域贸易问题等。
创新协调研究体现了时代的主旋律，研究集中于区域创新系统的结构模式、要素组成、运行机制、时序进程，以及区域创新系统的构建和评价等方面。近年来，研究方向有所转变，开始关注创新环境建设、创新创意产业培育、创新城市等方面。当前，学者们主要围绕区域不协调的诱发因素和根源、是否协调的衡量判断、是否协调的监测与预警、协调发展的机制建立以及调控和引导措施进行探讨。
国际上，区域问题研究的一些方法和成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中国快速发展的区域经济现象也引起了国际上一些学者和组织机构的关注，彼此需要相互学习交流，并对共同关注的问题开展联合研究。其实，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不少成果，如美国学者对中国长江、鄱阳湖地区、西北新疆等地的研究；日本学者对中国西南地区、韩国对北京、山东、东北等地的研究；欧盟学者对中原地区、粤港澳地区的研究等。
（二）区域研究中的思维转换/方法论
思维方式的转变应当引起区域经济学者的重视，这里引用一个学者的观点[16]作为启示。首先，需要转变研究的立足点。传统区域发展理论研究在立足点上存在一些偏向，即（1）工业偏向。其实，农业在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农业在农区发展中的特殊的作用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在某些农区，农业应该成为区域研究的中心。（2）城市和核心区域偏向。为促进经济增长，长期以来城市或经济核心区被放在区域发展的首要地位。但是，这些区域仅仅是众多区域的一部分。其实，在这些区域之外有更多的区域，尤其是弱势区域、贫困区域、问题区域需要得到关注。（3）强势个体大型企业、能人等偏向。长期以来，大型企业是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通过促进大型企业的发展，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这种认识上的偏见导致政府在政策制定以及资源分配过程中对强势个体的偏向。因此，为了做好区域研究，区域经济学在研究立足点上应该由过去关注强势群体城市、工业和发达地区为主的格局向两者兼顾或关注弱势群体的格局转变。其次，需要转变研究的思维。（1）内外理论嫁接。在区域研究中，应注重内外理论的嫁接，不同方法的融合。一方面要结合区域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研究思路，另一方面要将西方范式中的精华与本土实际相结合，创新思维，发展富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研究模式。（2）经济、社会和环境统筹。中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资源、生态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区域关怀研究的过程中，应该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统筹起来。不仅要注重经济发展对社会的贡献，更要注重区域资源环境保护对社会的贡献，并对这种贡献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3）区域导向性理论选择。不同区域应该有不同的理论。已有的区域发展理论，都出自一定的区域背景，并且有一定的适应条件。在具体的区域发展研究中，应根据不同类型地区的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状况，选择相应的理论支撑框架。注意通过特殊环境条件下的区域发展特殊机理的研究，构建相应的区域发展理论。（4）弱势区域理论构建。应着眼于发挥区域优势，考虑如何最大限度调动区域内行为主体如农区中的农户、农民等的积极性，创造适合弱势行为主体优势发挥的环境，建立不同行为群体之间或他们与环境之间的良性互动。此外，研究区域之间的联系，尤其是与强势区域之间的联系，将外生力量转变为区域发展的驱动力，构建内外因素融合、利于弱势区域发展的理论。
区域经济学家和其他发展研究者应从区域关怀的角度来注重对各种类型区域的发展问题研究。在研究中，应有相应的思维转换，注重不同的理论融合、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尤其是区域对资源环境的贡献，善于基于区域特殊性构建相关理论，特别关注欠发达区域、弱势区域和问题突出区域的发展机理研究。
（三）区域重大问题研究
在新的历史时期，区域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些新的重大问题，一些问题虽是遗留的老问题但有了新的表现，需要突破性研究，加以解决。这些问题集中在环境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贫困地区开发、区域合作（重复建设）、竞争力塑造、城市化、城市群等方面。
1.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问题/可持续发展与区域突破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提高，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将不断加大。尤其是如何破解中西部的生态脆弱地区和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转型发展难题将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中国发展中的一个负面效应会日趋扩大，资源、环境、人口与贫富差距形成的因果循环陷阱也将被逐步强化。基于此，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的发展将赋予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新内涵。此外，海洋、太空等新的领域的开发将得到重视。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建设，在区域发展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突破”现象。研究、总结、借鉴、推广这些“区域突破”的发展经验，不仅有利于加速欠发达地区的市场化改革步伐，更多的引入市场竞争元素，也有利于发达地区不断创新，进一步提升其竞争力，开拓进取。
2.扶贫与贫困地区开发问题与区域关怀
基于区域经济社会差异在不断扩大、区域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中央政府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且关注区域问题的背景，将人文关怀理念用于区域经济学研究，提出区域关怀概念[17]。区域经济学研究中，要进行思维转换和研究重点的转换，特别应关注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特点，关注欠发达区域、弱势区域和问题突出区域的研究。通过贯彻尊重原则、机会平等原则和合理补偿原则，实现区域间的和谐发展。
3.重复建设问题
中国区域经济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产业结构同构化、趋同化，不仅表现在省与省之间，甚至地市更小的范围的重复建设，产业同构的现象也非常严重。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中国产业同构系数高达0.95，仅在各地“十二五”规划中，把石油、化工作为主导产业的有16个省，把汽车作为主导产业的有15个省，把钢铁作为主导产业有11个省，有28个城市定位为建成区域或国际金融中心。区域经济结构趋同化从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存在着，至改革开放后，随着部分经济管理权力的下放，趋同化现象有扩大的趋向。
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化带来的危害主要是社会资源的浪费、生产力配置的扭曲、效率的损失以及宏观经济的失控。有学者提出了财政体制改革的思路来纠正重复建设的问题[18]。主张把目前实行的以增值税、营业税为主的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转变为直接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以消除当前分灶吃饭财政格局的“自我发展”性投资。目前分灶吃饭的财政分配格局，导致任何一个地方都把做大GDP、增加财政税收和财政收入作为主要目标，各地都上重化工项目，拉大企业和大项目，这能给当地带来财政收入。这种财税体制也使得不仅中央和省市分灶吃饭，甚至省与市县、市县与乡镇也是分灶吃饭，这虽然有利于调动各自积极性，但也导致各自从自己利益出发，在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上带来“利己性”的行为。
4.区域竞争力问题
目前，竞争力研究涉及两大主体，一个是城市，一个是区域[19]。城市竞争力的研究主要围绕竞争的内容、领域、竞争机制、影响因素、评价方法、竞争力提升战略几个方面展开。对于区域竞争力研究也相似于城市竞争力，集中在区域竞争力的基础条件、区域竞争力形成机制、产业集群与区域竞争力关系、特色竞争力、增强竞争力途径等各方面。一些学者在某些具体因素上探讨了竞争力的问题，如探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与资源配置能力的关系，研究不同地区影响其资源配置能力的具体原因，寻找提高落后地区资源配置力的途径以及政策措施，从而协调地区经济发展[20]。
5.城市化问题
城市化是世界各国普遍遇到的问题。然而，对于中国而言，城市化问题在现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刚刚达到50%的城市化水平，处于社会经济重大转折时期。面临土地、人口、财产、产业、就业、社保、设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换句话说，也是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的大好时机。其实，早已经有大量学者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主要涉及城市化的路径、城市体系与城市群（带）、各类城市的规模效益、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性、城市化动力机制、城乡协调发展、人口迁移与就业、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城市化制度安排等。
城市化问题涉及的内容是否庞杂，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资源型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中心城市）的发展增长极建设等问题。近些年，资源型城市转型成为一个焦点。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市场经济以来，许多资源型城市面临“矿竭城衰”的危机，这方面研究集中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可持续发展的定量综合评价；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培育；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与产业转型的对策。关于特大型城市，往往是一个区域的中心城市，也是城市化的主要集中地、实现地。比如东部地区的沪、京、深、穗等超大城市，吸纳了大量的人口、产业和就业，但是它们目前面临着城市承载力极限的巨大挑战。因此，研究如何加快其周边城市群的发展，使周边城市分享其发展成果，并缓解这些超大城市的发展压力就显得十分必要。大城市的发展关联的就是增长极建设，如中国中西部，增长极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成都、西安、武汉、长沙等中心城市的现有发展水平不足以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因此，结合中西部地域辽阔之特点，研究如何让推动现有增长极发展，特别是培育一批新的增长中心和增长带，使中、西部增长极的空间分布更为合理，也成为重要的选题。
6.产业发展研究
产业发展涉及产业选择、产业集群、产业转移等问题。对产业集群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而大量研究是在2000年以后。国内相关研究主要从聚集经济、专业化分工、后福特制生产方式、知识溢出等角度，分析产业集群的形成过程、形成机制及集群的经济性。
产业选择与产业转移是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共赢、“梯度推移”“避免重复建设”的关键环节。研究集中在各地如何创新体制，实现价值链、技术链上的分割与衔接，实现投资、项目的市场竞争与合作。东部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中，关注承接国际高端产业的转移，中西部针对自身的要素禀赋和历史积淀，承接发展新兴产业和自主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和推动具有区位优势的产业，向集聚化、高端化发展，从而形成高效、有序的现代产业链。
7.区域发展规划体系的完善
近些年，我国相继密集出台了国家层面的区域发展规划，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区域合作、大都市圈形成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但是，对于从国家到地方（全国性、地方性）规划的性质、功能、体系、效力仍然不够清晰。
目前出现的问题是各种规划交织在一起，特别是那些具有法定效力的规划，在一个地方出现不一致的内容，甚至矛盾的方面，使得落实起来出现部门之间的不统一。这些规划有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市规划、区域发展规划或试验区（开发区）规划以及水利、能源、产业、基础设施等专业规划。因此，完善区域发展规划体系，是决定区域发展战略实施效果优劣的重要环节。对此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是区域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此外，对于区域发展目标的认识与选择研究也是不可忽视的内容。在深入推进“第二个大局”的背景下，区域发展规划内容的调整和协调显得尤为重要。区域发展已经从改革初期局部突破的不平衡发展，进入到了区域公平、均衡的发展阶段。因此，一方面，国家如何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分配有限的政策资源和资金支持是一大难题。另一方面，地方如何着眼于自身比较优势、发展环境以及文化背景，而不是盲目效仿经济较发达区域的发展路径，提出各具特色，而又与其他区域的发展相协调的、多样化的发展规划，从而有效减少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更好更快地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这同样也是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还有，对于区域规划内容，在国家层面，一直未被充分利用的海洋区域和资源，如何规划、开发利用也是摆在区域经济学者面前的新课题。
8.区域经济政策与管理研究
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研究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2000年以来，我国区域政策研究在两个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对区域政策的理论基础、政策程序、作用对象、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效应评价进行了深入分析；二是对西部大开发政策、东北地区经济振兴战略与政策、中部崛起的战略与对策等问题的研究为国家重大区域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其中主体功能区划分及其分类政策成为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21]。
对中国的区域经济政策研究，目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目前不存在区域经济政策，要构建中国区域经济政策体系，应当对区域经济政策概念、范畴进行理论的规范。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区域经济政策应当是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区域化。也就是说，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制定专门的区域政策。整个经济政策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制定经济和产业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地方的特点，区域政策的实施是地方政府对这些经济和产业政策的区域化处理和解释。两种观点虽然有很大区别，但都认为中国目前的区域政策尚缺乏理论的深度[22]。
9.国际区域经济发展经验教训的研究
世界各国都有自身的发展做法，尤其是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需要我们去关注、研究，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甚至引进。其实，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各国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加，学习交往的机会增多了，相互之间的可比性、参照性也增大了。所以，互相学习、关注、交流是必然趋势。
一方面，应积极参与研究国际经济的协调与合作。经济全球化使世界连成一大市场，各国间相互依赖关系进一步增强，对于如何建立相互协调，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大市场和有效调控机制，急需研究，达成共识。当今世界，经济竞争日益激烈，除了研究区域本身的积极参与外，还要搞好区域间的经济协调与合作，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或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需要及时总结和借鉴各国在区域经济实践上的经验与教训。其实，这方面的关注、研究早已经开展，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引入的苏联“地域生产综合体”，到以后引进的“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综合治理”“意大利南部地区开发”“德国鲁尔地区的振兴复苏”“加拿大地区发展战略”“大伦敦规划”“大巴黎规划”“大东京规划”等一大批成果研究等。
未来根据国情，关注和引进的重点领域包括：区域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文化教育等传统因素的作用、科学技术进步、金融等要素的正负作用、产业转换更迭、区域发展平衡、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的生产、人与社会目标（就业与福利增长、公平平等、环境友好、精神文明）的实现，以及研究方法与手段等。
总之，区域经济学在中国正处在蓬勃发展之中，各种理论、各种观点的同时存在，极大地丰富了区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为区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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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刘小平.国内区域经济研究发展趋势和最新进展［J］.金融与经济，2010（10）：32-34.
原载《区域经济评论》2013年第2期
注释
[1]参见孙东琪等：《中国区域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历程、现状与展望》，载《人文地理》，2011（2）。
[2]参见杨开忠主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3]参见杨开忠主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4]参见逯进，陈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30年》，载《东方论坛》，2012（3）。
[5]参见王建：《选择正确的长期发展战略》，载《经济日报》，1988。
[6]参见潘胜彩：《内地经济必须走“双循环”的发展道路》，载《特区经济》，1988（2）。
[7]参见陈传康：《区域发展战略的理论和案例研究》，载《自然资源学报》，1986（9）。
[8]参见姜安印：《转型经济中区域突破现象的制度解释》，载《中国软科学》，2005（8）。
[9]参见孙久文：《现代区域经济学主要流派和区域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载《经济问题》，2003（3）。
[10]参见保罗·克鲁格曼：《地理与贸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1]内生增长理论要点：一是生产技术内生地有利于技术领先者，从而在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结果必将是区域间马太效应的增强。二是俱乐部趋同，区域间存在着一定的趋同且很难观测到的，同时这些趋同的现象也要有很强的条件约束，如区域间具有同质性或相同的经济稳定状态等。三是条件收敛（Conditional Convergence）。由于规模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强烈的、正向的内生性作用，最终的结果是区域经济增长差距越来越大。
[12]参见张可云：《区域经济政策》，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
[13]也有学者把中国出现的区域经济问题分为四种类型，即落后问题、老化问题、膨胀问题和迟滞问题，也被人们形象地称为落后病、萧条病、膨胀病和迟滞病。
[14]参见林民书，杨治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与资源配置能力问题研究》，载《综合竞争力》，2010（4）。
[15]参见胡茜：《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对策》，载《现代商业》，2012（24）。
[16]参见李小建：《中国区域经济研究的新思考》，载《经济学动态》，2009（3）。
[17]参见李小建：《中国区域经济研究的新思考》，载《经济学动态》，2009（3）。
[18]参见《国务院智囊建议严禁各地零地价拉项目》，载《新京报》，2012。
[19]参见刘小平：《国内区域经济研究发展趋势和最新进展》，载《金融与经济》，2010（10）。
[20]参见林民书，杨治国，《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与资源配置能力问题研究》，载《综合竞争力》，2010（4）。
[21]参见刘小平：《国内区域经济研究发展趋势和最新进展》，载《金融与经济》，2010（10）。
[22]参见孙久文：《现代区域经济学主要流派和区域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载《经济问题》，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