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传统节日的功能探究

意大利民俗学家亚历山德罗·法拉希曾指出：“节日的社会功能和象征意义是和其一系列的显在价值相关的，而节日庆祝的正是这些显在价值，它是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世界观、社会认同和历史持续性的基础。”^[1]作为一种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节日涉及仪式、艺术、族群、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满足了人们情感、道德、娱乐、信仰等多方面的精神需要，因此它的功能也是多向度的，既有审美的，也有娱乐的；既有经济的，也有教育的。在这里，主要从文化的视角来论述传统节日在当代社会的主要功能。

首先，传统节日可以维系并强化民族文化认同。传统节日延续着古老的文化传统，代表着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对于集体文化认同来说，共享的记忆和共同的命运感一样，对其生存非常重要。”^[2]作为一种特殊意义的文化资源，传统节日包含着一个重要的概念：记忆。这种记忆既是民族的文化记忆，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20世纪20年代，法国社会心理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首次将“记忆”这一概念引入社会心理学领域，赋予“记忆”社会学的内涵。在哈布瓦赫看来，记忆具有社会性，包含两层含义：“其一，它产生于集体又缔造了集体。其二，个人记忆属于群体记忆。这就意味着人们不是单纯地活着的，人们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进行回忆的。个人记忆正是各种不同社会记忆的交叉点。社会记忆具有重建性。过去只是保存了那些每个时代的社会在各自的相关框架下能够重建起来的东西。”^[3]在哈布瓦赫看来，集体记忆是一种社会建构，而不是静态的、不变的。它的主体虽然是集体，但集体是许多个体的集合，而不是一个整体的、抽象的概念。在哈布瓦赫之后，美国学者保罗·康纳德将集体变成记忆的主体。他认为，一个群体的共同记忆可以通过不同的仪式来塑造，这种共同记忆是属于这个群体自身的，是一种集体的记忆。那么，集体记忆是如何传递的呢？康纳顿认为，纪念仪式是传达并维持集体记忆的主要方式之一。也就是说，“这种共同的集体记忆通过仪式的表述不断加以确认。因为纪念仪式不仅具有形式化的表达性，而且具有规则性。不仅形式化，而且具有意义”^[4]。它通过明确宣称对过去的延续，将规范性渗透到人们的行为和心理中，这对塑造集体记忆和集体认同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哈布瓦赫和康纳顿的基础上，后来的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发展了他们的观点，提出了“文化记忆”这一概念。阿斯曼将“文化记忆”界定为“所有通过一个社会的互动框架指导行为和经验的知识，（而这些知识）都是在反复进行的社会实践中一代代地获得”^[5]。与以前的“集体记忆”概念一致的是，文化记忆也是一种重构。它并不是对历史进行客观地重现，而是通过某种形式将它们保存下来，然后通过对它们的重现、重构和阐释，来论证集体现状的合理性，使之具有现实意义。但它与集体记忆主要的区别之一在于文化记忆是通过客观化的表达来实现的。在阿斯曼看来，客观化表达的载体包括“文化型构（文本、仪式、纪念碑、建筑等）和机构化的交流（背诵、实践、观察）。这种客观化表达正是身份固化和群体认同的重要来源，因为群体的整体性意识就建立在这种知识之上，并从中获得形式冲动与规范冲动，从而再生产出自己的身份认同。因此，文化记忆的存储和传播都会受到权力和价值体系的严格控制，并通过教化的作用来稳定和传达社会的自我形象与整体认同”^[6]。文化记忆的这种重要性也就决定了它的传承需要特定的形式，而其中主要的两种就是节日和仪式。节日，尤其是传统节日，在传承、强化、发展民族文化认同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作为文化记忆的一种表征，传统节日是传播、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之根，寄托着一个民族的信仰与情感。更重要的是，传统节日中的传统体现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连续性，它与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紧密相连。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传统是借助“固性的留存物”所具有的“集体记忆的组织媒介”^[7]。传统节日中所承载的是一种历史的连续性，它凝聚了一个共同体的历史记忆。“传统节日以其自身的历史以及对历史的回忆叙述着国家的历史和民族的历史，从而将一个国家的过去和现在构建成不曾断裂的连续体。”^[8]

这种历史记忆通过在当下不断地被追溯和唤起，帮助共同体建立了传统的连续性。而“对于群体历史的回顾，正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建立文化主体性的根本依据”^[9]。从这个角度讲，传统节日具有文化认同功能。它是一种精神信仰和寄托，其沉淀着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民族精神认同。人们如何过节，过什么样的节，实际是一种文化身份的选择。人们通过节日接受本民族最重要的族属认同和文化认同，而这一切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教育实现的。在节日的符号体系中，人们尤其是年青一代通过参与和耳濡目染，学习并传承了本民族的文化，从而使民族文化认同得以强化。通过这种方式，民族文化得以不断传承和延续。因此，传统节日的传承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历史文化传统的延续。而正是通过这种强烈的文化认同感，传统节日不仅使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得以维系，而且使社会所有成员凝聚在一起，增强了社会凝聚力。从这个角度讲，传统节日具有极强的文化整合力。这一点正如伽达默尔所认为的那样，“节日，成为个体加入到民族文化之根的‘特别仪式’，成为使个体与群体结合为一体的永恒瞬间。节日战胜了时间性而把具有巨大差异性的传统文化与现代人统摄在自己名下”^[10]。

传统节日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调节作用。虽然节日是一个发展的概念，也就是说，同一个节日，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它的文化功能也不尽相同。但是，无论古今，传统节日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功能：调节。调节指的是节日能够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家庭甚至是人与内心的对立，使之达到和谐。在中国的古代传统里，生活世界要跟天地自然、跟整个历史文化联系在一起。这种文化强调均衡和谐，彼此交融。与中国传统节日不同，西方传统节日大多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节日也日益世俗化，节日中娱乐的内容增加。无论是中国的传统节日还是西方的传统节日，都具有休闲和娱乐的作用。尤其在现代社会中，现代化带给人们的是忙碌的生活、紧张的节奏，但传统节日可以帮助现代人缓解现实的压力，对繁忙、紧张的平日生活是一种释放。不仅如此，传统节日还赋予人们浪漫的想象和情感的重归，让人们寻找古老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亲近与协调。可以说，在当代社会，传统节日对释放人们本我的生命张力，调整生活节奏起到重要的作用。在节日中，所有参与者都是平等的，人们通过娱乐、分享和交流，在群体性的节俗活动中得到了放松、愉悦和享受。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把节日中以快乐相处为主要目的的交往称作“交谊性”。这种“交谊性”是现代社会中人际交往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对处于紧张生活节奏中的人们是一种有效调节。“从这个意义上，节日是文化对源于自身的压力和束缚的排泄和解压手段。”^[11]不仅如此，传统节日在当代一个更重要的作用是可以抚慰人的内心，使人的内心达到平衡。人的异化是现代和后现代生活中一个突显的现象。异化是一个哲学的概念，从马克思到黑格尔，从“上帝死了”到“人死了”，近现代的许多哲学家都曾对异化进行过深刻的揭示与批判。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随着科技理性的发展和资本的渗透，人性的异化日益凸显，人类越来越深陷于主体性丧失、价值失落、信仰与道德危机中。虽然传统节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但传统节日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道德价值可以给个体带来人文关怀。无论是中国传统节日还是西方传统节日，都有对美好人性的展示与颂扬，都体现了对人性的尊重。通过传统节日，我们不仅能够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放慢脚步，更重要的是能够重温传统，重新唤醒内心。从这一点讲，传统节日不是简单地对传统的回归，而是对现实的一种参照。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传统节日唤起文化记忆，“不仅是为了帮助共同体返回过去，也是为了回应时代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和危机”^[12]。正因此，越是现代的社会，人们越需要传统节日。尤其是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们更需要传统节日，需要通过对文化身份的不断确认与加强，来应对变化的外部社会，从而确立自我的认同。虽然工业化、全球化导致仪式、传统的衰落，但在当代社会，传统节日正在以人类历史上无法比拟的规模复兴。这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弗兰克·曼宁指出的那样，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新的节日庆祝都在被创造，旧的节日都以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复苏。传统节日的繁荣是当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从全球的角度看，传统节日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文化竞争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在当今社会，文化已然成为国家之间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从某种角度上讲，它甚至决定了一个民族国家未来的发展。传统节日与文化软实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传统节日是一个民族历史与文化、信仰与价值观念的结晶，是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发展、重建的载体。它源于一个民族的生产和生活，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与性格。传统节日通过仪式、符号等外在的形式，将历史记忆深嵌在民族的集体意识中。因此，传统节日里有我们的文化，有我们的身份认同，有我们深深的根。庆祝传统节日是一种文明的潜意识。通过庆祝传统节日，传统文化得以维系和传播，民族自豪感得以提高，民族凝聚力得以加强。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传统节日还可以衍生出文化生产力，带动经济发展。同时，传统节日还可以促进国际文化交流，通过以节日为纽带，向世界介绍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可以塑造积极的国家形象，而且可以扩大民族文化的影响力以及跨文化竞争力。因此，传统节日，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而这种软实力，既是一个国家发展、民族生存的重要资源，也是国家之间互相尊重和信任的前提。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面对全球化给传统文化带来的挑战，传统节日作为一种遗产，对内可以促进社会和谐，对外可以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成为民族身份的标志。在跨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中，它在塑造文化主体、增强文化自觉与自豪感、培育民族精神、维护国家文化主权、获取世界文化话语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