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对太阳的倦意日增

直到我的思想再次清澈

我所做下的最好的努力

就是使事物简洁

… …

而词语听从了我的召唤

———叶芝

1835年，法国人托克维尔出了一本《美国的民主》，介绍考察美国的所见所闻。其中一个细节说：一天早晨，在蛮荒之地的密歇根，他碰到一位拓荒者正走出家门，身上带了三件宝贝。第一件宝贝是什么呢，是《圣经》，面对残酷的自然环境，这份精神食粮当然必需；第二件宝贝是把开山斧，披荆斩棘、开荒种地的利器；这第三件，你多半不会想到，是一份报纸，是关于这个世界的、同这个荒野中的拓荒者干系不大的新闻纸。

看到这些，托克维尔看到了力量，看到了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的崛起。

1835年，在纽约诞生了一份新闻纸《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同先前的《太阳报》（The Sun）和后来的《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一起开启了美国的大众新闻时代。便士新闻和黄色新闻的“繁荣”犹如今天的互联网新媒体，使新闻成本低廉，旧时堂前燕，飞入百姓家，由此开始了美国新闻的工业化生产以及职业化、专业化的进程。

1835年，在大洋彼岸的中国，是平淡的大清道光15年，离鸦片战争还有5年，中国近代史还没有开始。不过，有一件事情非同小可：兰贵人出生了，25年后垂帘听政，末日王朝在这个女人的统治下风雨飘摇大半个世纪。

大约也就在那个时期，据说，我的先祖挑着一副箩筐，前面装着儿子，后面装着家当，带着他的妻子———我的先祖奶，来到了太行山东麓的一个小山村。天黑了，走累了，住下了。如今到我已经是第八代，同族人口上千。

说不清先祖是从何地、究竟为何背井离乡。我有时会想象先祖一家的模样。挑着担子的祖爷肯定是留着辫子的，粗黑油亮的那种，而祖奶多半裹了小脚，那这山路她又是怎么走的？这些都无从知道，因为我的祖爷极有可能不识字，不会留下什么记载，也几乎可以肯定他老人家从来也没听说过什么报纸。甚至到了我爷爷这代，兴许也没有读过报纸。如果真见过摸过报纸，肯定也是金贵得留着去糊墙。他们的生活里还没有媒介。我想他们肯定也希望有，起码不至于听到枪声才知道鬼子进村，兵荒马乱，惶惶不可终日。

我一直在絮叨1835年这些事，因为在写这篇序的时候，脑子里总像过山车一样，从密歇根开荒者的三件宝，到我先祖的箩筐，再到我眼前的屏幕，手上的键盘和旁边不时闪烁一下的手机。再“忽悠”到2035年，距1835年整整两百年，这个已经彻底媒介化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呢？《纽约时报》还在吗？ BBC还在吗？谷歌还在吗？苹果还在吗？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与现实打通以后，事实和真相还那么重要吗？我们是否从人的数字化（being digital）蜕变为数字人（digital being）？新闻专业主义是否真的会同报纸一样成为历史？而我在课堂上鼓吹的这些理念啊价值啊，只能留在教科书上，甚至只能留在历史教科书上吗？

谈论未来，尽管是不太遥远的未来，是要透支我们的想象力的，因为极有可能，这场翻天覆地的科技革命才刚刚开始。所以，我们对未来的真正把握应该就在当下。如果我们相信———实际上也只好相信：我们当下的所作所为能对未来有所影响，那么我们就必须对现实做一些考察和思考。这就是我这本书的初衷和意义所在———如果有的话。

本书始于为《新闻记者》写的专栏，开始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不过，文章定位和写作方式有个大致的考虑，即从一个从业多年的记者和学者的角度来写。这里的“学者” ，不敢说是学问意义上的学者，而是学习者（learner），或者再拔高一些，是学习了经历了一些的学者（the learned）。当然，受过点教育不一定就有什么真知灼见。马克·吐温曾说：“所谓教育，无非是从傲慢的无知到可怜的不确定。”

之所以要结合业界和学界的角度，是因为新闻学需要知行合一。别的学科诸如哲学、历史、文学等，可以述而不“做” ，而新闻是要靠实践支撑的。

美国著名剧作家米勒说过，报纸是一个国家跟自己的对话。我想这也适用于写作。我把每一次写作都看作跟自己的对话，在无数个师长先贤的注视下跟自己的对话。只写自己想明白的，也许能说明白的。理想的结果是深入浅出，但做起来很难。好在自己未必能有多深，所以浅出就简单多了。行文上尽量随意轻松一些，真理不会因为板着面孔而更有说服力。尽管这样做可能是两头不讨好：学界因为你“抽象”不够而说你太“实” ，业界会因为你没有提供可操作的东西而说你“虚” 。好在这么多光阴虚度以后，有一件事想通了：与人交往，你不可能取悦所有的人；写文章呢，你也不可能面面俱到。

此书的内容围绕这样一个主题：在新的媒介环境下，新闻（journalism）作为理念（idea）和行业（industry）的生存问题，包括传统媒体的困局和出路，以及大变革中新闻人的职业危机。作为一种媒介形态，传统媒体的死亡与否其实并不重要，新闻专业主义的生死才是大问题。然而，新闻专业主义这个灵魂总是要依存于一个健康的机体的，因而就必然要谈到新闻媒体的经营。书中有几篇文章涉及这个问题，介绍了别人的做法、说法外加自己的看法。有人说新闻学的教授一说新闻就滔滔不绝，一说商业模式就张口结舌，此话大约不错。我磕磕绊绊说了，庆幸的是不用真的来为商业模式负责。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场传统新闻的生存危机也许来得正是时候，可以逼迫业界、学界乃至全社会重新审视、思考，从而明确什么才是新闻的根本使命，什么才是新闻的核心价值和竞争力。

有关新闻危机与救赎的话在文章中都已经说得差不多了。文章里的观点基本是别人的高见加自己的愚见，相对平衡一些；这里想放开一些，补充几句自己对于新闻的“偏见” 。

我坚定不移地认为新闻是理想和道德的感召。有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到20岁还不是个理想主义者，那他没有心肝；一个人到40岁时还不是个现实主义者，那就是无脑。新闻记者终其一生必须是有心有脑的理想主义者。在职业生涯中，钱有多有少，稿子有好有坏，但新闻的道德感召，贯穿始终。作为老师我常常难以掩饰自己的这点偏见。我认为一个学生如果看不清新闻职业的理想主义本质，那还是趁早去商学院或者别的什么学院。常常有学生问新闻这个职业有什么前途，有什么前途我说不太好，因为每个人要的前途不同，但是我可以说的是：很少有新闻人为自己从事过新闻而后悔。这就是所谓的初心，犹如种子，一旦播下必会生根发芽；更如航标灯，虽然在风雨中会明灭不定，但却永远不会熄灭。

在新闻体制上，我要坦白我是彻底的自由派。不是说我不赞成新闻媒体应该有社会责任。但是，责任是第二位的，况且新闻为公共服务的界定已经确定或者隐含了社会责任。我认同已故著名美国新闻学家梅里尔（John Merrill）的观点：没有自由，何谈伦理？没有自由，何谈责任？如果必须谈责任的话，新闻媒体的首要责任是捍卫自由。

我坚持新闻的客观性，虽然这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但争论的原因多是出于定义的含混而产生的误解。首先，客观不是“无我” ，而是“有他” ，是“我”站在“他”的角度来观察问题，“他”是为了“我” 。其次，客观不仅仅是理念，而是历史形成的一套专业操作规范，包括准确、核实、平衡、公平等。一如鬼有鬼道、神有神道，客观是新闻专业主义接近真相的方式。

但是，客观不等于没有立场。新闻不应该站队（take side），但是必须站位（take a stand）。这个立场，首先是真相的立场、人道的立场、正义的立场。比如，对于基本的历史事实，诸如纳粹的种族灭绝，对于人的自由平等权利，怎么能没有立场？

我认为“人”大于“记者” ，因而人性大于新闻性。密苏里新闻学院首任院长威廉斯（Walter Williams）说过一句名言：优秀的新闻，敬畏上天，尊重人性。用中国话来说，就是“天地良心，以人为本” 。这也是为什么在媒介伦理上，我推崇康德的道德律，人永远是目的，不是手段。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不仅仅想到了康德，更想到了那些为了新闻的道德感召而依然坚持在一线的同学、朋友和学生们，是他们的行动，而不是我这些文章，捍卫着我所宣扬的信念，使我有勇气站在讲台上面对我的学生，也有勇气把这些文字呈现在读者您的面前。

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们所有的坚持和努力都是枉然，被现实碰得头破血流，一如一句诗所说的：“历史都打着呼哨过去了，傻子还站在这里哭个什么？”然而，我们至少可以说：错的不是你，而是这个疯狂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