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结果
从动态的历史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并体现出民族形式的、不断向前发展的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实质上就是要根据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之间的一种相互结合、双向互动关系，这种关系的形成和展开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从认识到实践，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相互融合的过程。这种过程性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性和中国的具体实际所决定的。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性要求马克思主义本身要不断根据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不是任意套用的历史公式，而是“发展着的理论”[1]，“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3]。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从实际出发，“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4]。或者说，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5]。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其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的中国实际问题又是极其复杂的，不仅包括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发展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与政治态度及其相互关系，而且包括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等。对这些实际问题的认识既是困难的，也并非一劳永逸，而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这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6]邓小平也指出：“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7]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进程起源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之后。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等曾经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实践当中去的思想。但党在幼年时期并没有认识到这一思想的重要性。1938年10月，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一种自觉的行动。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初步探索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和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加深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适应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要求，进一步回答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继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新愿望新期待，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呈现出新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不是直线的运动，而是存在着与各种错误倾向特别是与教条主义思想的斗争。比如，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曾经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思想倾向；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领导和支持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反对“两个凡是”，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等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党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和教训。正是在这种曲折反复和不断总结经验的实践中，我们党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也逐渐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认识。
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9]这些“新的东西”，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逻辑结果和理论升华，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每一个历史阶段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形态相互衔接、有机统一，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实历史。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结果，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形成和成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其内容概括为六个方面，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政策和策略理论、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理论以及党的建设理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和活的灵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和遭受挫折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理论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邓小平理论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体内容，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承上启下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逐步走向成熟。
“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10]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包含的理论形态虽然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具有各自的理论主题，解决不同的历史任务，但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理论成果，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有机联系。比如，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是在深刻把握时代特征和基本国情、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础和本质特征；它们都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有着共同的理论精髓———实事求是；它们都立足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有着共同的发展目标，就是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它们都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就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是这些有机的内在联系，使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个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主要内容不同的两个理论形态成为一个整体，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双向互动，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之中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结果，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又反过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会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同样，没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没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指导，也难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双向互动、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的整体。
江泽民同志指出：“理论就是对实践的总结。一切科学的理论，总是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指导实践，同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自己。”[1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和发展都遵循了这一客观规律，并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自觉。
党在成立初期，由于理论准备和实践经验不足，对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不甚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性不足，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只是初步的。1927年以后，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逐步走上正确轨道，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同时使党的思想路线、党的建设、人民军队建设、统一战线以及经济文化建设方面不断发展，从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系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党的七大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称为毛泽东思想。反过来，毛泽东思想又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党提出了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思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启了全面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世情、国情、党情发展变化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改革开放。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发扬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精神，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经济建设理论、政治建设理论、文化建设理论、社会建设理论、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祖国统一的构想和外交战略、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等为基本理论架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一成果是指导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发展。
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1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逻辑符合恩格斯的这一基本判断，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二者是历史过程和思想过程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产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是永无止境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是一条不断向前发展的真理的长河。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历史，也是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在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过程中发生和发展的，它们相互作用、互相影响，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之中。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发展的客观依据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根本源泉。只有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为基础，才能抵制和防止教条主义，才能“有的放矢”，才能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从实践中逐步认识客观规律，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另一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有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体实践为基础，不断满足来自实践和时代的诉求，才能不断得到丰富、发展和完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和理论概括。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中华民族优秀思想文化的结合，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产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文化，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和民族特色，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基础，中国优秀的思想文化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的重要的思想文化渊源。
马克思主义揭示与论证了人类进步和解放的历史必然性，并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提供了分析与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和矛盾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的理论基础。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13]。邓小平语重心长地教导全党“老祖宗不能丢”，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世界上相信马克思的人会越来越多。江泽民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14]胡锦涛同志也多次告诫全党，“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15]，并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首位，强调要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我们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16]
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固守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和论断，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核，要始终不渝地遵循。江泽民同志强调必须做到两个“坚定不移”和两个“不能含糊”：“一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二是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和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这一点，也要坚定不移，不能含糊。”[17]这两个“坚定不移”和两个“不能含糊”，始终是检验我们是不是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需要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
首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历史条件、实践需求出发，在中国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面对的是自己的国情、特有的问题，寻找的是适合并能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是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的总结与理论概括。中国共产党正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比如，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逐步和平过渡的改造理论，按“农、轻、重”的顺序建设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以及“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等。江泽民同志提出党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想，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思想。胡锦涛同志提出实现科学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习近平同志提出人民主体地位、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思想。这些都是根据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提出的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富有中国实践特色的新的内容。
其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包含丰富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元素。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上，我们的祖先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借鉴和吸收。毛泽东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8]邓小平强调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19]。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深刻影响”[20]。“我们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要学习各方面的知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21]胡锦涛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调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习近平同志也多次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22]
正是坚持这种正确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法，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大量有益的思想资料，使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体现时代性、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比如，“实事求是”最早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毛泽东对这一成语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并把实事求是作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小康”最早出自《诗经》：“民亦劳止，汔可小康。”邓小平结合中国现实国情，用“小康”一词来表述“中国式的现代化”，并提出“小康社会”这一新概念。江泽民同志继承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德治”思想，提出“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在内容、形式和实践上为“德治”思想注入新的时代内容。胡锦涛同志立足新的发展实际，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反映和体现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思想，对中国传统的和谐理念和人本思想做出新的诠释，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中国文化的元素和内容，也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有利于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习近平同志深刻阐释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创造、精神理念与时代价值，比如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乐礼善学，尚中贵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等，都“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1]。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88．
[2]同[1]664．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33．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4．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6．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51．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8．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51．
[9]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08．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86．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3．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4．
[1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9．
[14]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82．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337．
[16]习近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人民日报，2012-11-19（2）．
[17]同[14]335．
[1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1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4．
[20]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60．
[21]江泽民．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142．
[22]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2014-02-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