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学社会主义广泛传播并且指导中国在社会主义大道上曲折前进（1949—1978年）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本来有条件广泛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可是当时我们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当成了科学社会主义标准的、唯一的样板。因此从1950年开始，党校、各类院校和干部学习班都把斯大林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作为中心教材，尤其是重点学习该书“社会主义建设”部分，强调要从中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而并未专门单独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了加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1953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原中共中央俄文编译局和中央宣传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的基础上成立中共中央编译局。从1955年开始陆续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和《斯大林全集》。1949年以后，我国大量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著作的新译本。1960年出版《列宁选集》（4卷本），1972年又出版经过重编的该书第2版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第1版。这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出版，固然有助于广大干部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但是如果指导思想和学习方法不对，就会对实际工作造成危害，我国实践中的曲折历程充分验证了这一点。

从1949年到1952年，我国在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改造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就助长了急于求成、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同时还有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禁运、封锁，苏联要我国加快向社会主义前进，否则就不愿给予大力援助。这些促使毛泽东改变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张，他于1953年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么重大的指导思想、理论、路线和方针的改变，既没有通过党代表大会，也没有经中央全会研讨，仅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由毛泽东提出就确定下来了，而在实践中，这条总路线仅执行了3年，1956年我国提前“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宣布“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俄国原有工业基础比我国强（工业占全国各产业比重约为42%，我国工业占全国各产业比重约为10%），1917年十月革命后还用了19年时间，到1936年才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从1949年算起，我国只用7年时间就“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进程。

这一时的“成功”，埋下了后来长期失误和挫折的隐患。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揭发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个人集权等错误之后，鉴于苏联的教训，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曾经一度致力于探索要正确处理各种关系和人民内部矛盾，要按照中国特点走社会主义之路。同年9月，中共八大确定了正确的路线，要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但是这就如昙花一现，到1957年夏季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运动时，党的指导思想就完全转向“左”的方面。1958年掀起“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急于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还来不及巩固和发展，又急于要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有的地方甚至提出要在三五年之内“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要取消包含在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要在生产力还很低的条件下实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

当时人们从理论上进行论证时，正是利用了对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的曲解。例如马克思和列宁把按劳分配说成是“资产阶级权利”，只是从抽象意义上使用，它并不反映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只是说明按劳分配所体现的等量劳动交换的原则同资本主义商品等价交换中的等量劳动决定等量价值的原则是同一个原则，它们都体现了交换双方的平等。而当时我们既把“资产阶级权利”误译为“资产阶级法权”，又误解为按劳分配是受法律保护的资产阶级式的剥削他人劳动成果的权利，以致要急于消灭按劳分配，搞按需分配。这样岂不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歪曲？

1959年，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本来是一次纠正党的“左”倾错误的极好机会。然而由于个人崇拜思潮、个人集权体制作祟，缺少正常的党内民主与自由，一夜之间竟由反“左”变为反右，完全误用马列主义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同路人的论述，在全党范围内大反子虚乌有的右倾机会主义，致使“左”的顽症更加深重。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进而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1964年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主张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打倒子虚乌有的“党内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等，要贯彻“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急于过渡到没有商品货币的、实行按需分配原则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有的地方急于要在一两年内飞步奔向共产主义。这样表面上振振有词地屡屡援引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论述，实际上却离科学社会主义越来越远，给国家民族造成重大灾难。

总之，从1949年至1978年，我们虽然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不重视科学社会主义的独立研究，未能完整准确地掌握科学社会主义，未能像民主革命时期那样创造性地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上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甚至推行比苏联更“左”、更急于求成的社会主义模式，脱离中国原有基础比苏联更加落后的实际，以致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屡遭挫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