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转型悖论与社会治理的中心任务

如果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去俯瞰社会治理问题，就会发现，尽管社会治理需要解决的问题林林总总，但归根到底，是为了解决伴随现代化进程而来的转型悖论，在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的同时，构建一个既和谐有序又充满活力的现代社会。可以说，纾解转型悖论引起的严峻的社会问题，是当今中国社会治理的中心任务。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始终不移地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大规模的、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所谓“转型悖论”，是指现代化过程中发展与秩序的矛盾。即一方面，没有发展就没有可持续的秩序，没有秩序也不会有可持续的发展，二者相互依存；但另一方面，发展却会不断打破既有的社会秩序和格局，造成社会紧张甚至失序，在这个意义上，二者又相互对立。^[11]

特别是，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浪潮中，中国作为一个迟到的后来者，必然追求赶超型发展。就像车开得越快，对车况的要求越高一样，赶超型发展必须以良好的秩序为前提，并且对秩序的要求更高。但赶超型发展本身对既有秩序的改变却更广泛、更频繁，因而更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也就是说，在追求赶超型发展的背景下，转型悖论的表现会更加突出，后果会更加严峻。

显然，转型悖论既不是单纯的发展问题，也不是单纯的秩序问题，而是一个怎样协调发展与秩序这两种基本社会需要，避免顾此失彼或两败俱伤的问题。所谓“发展”，说到底是个生产力问题；所谓“秩序”，说到底是个生产关系问题。因此，转型悖论本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该矛盾在现代化尤其是赶超型现代化条件下和社会治理领域中的特殊表现。

任何社会都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转型悖论不可能被彻底消除。这并不可怕，因为任何社会都是在矛盾中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有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也有矛盾，矛盾仍然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只不过矛盾的性质有根本区别。^[12]关键是如何应对。如果应对得宜，就能变压力为动力，促进经济和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如果应对失当，转型悖论就会转变为“转型困境”，要么经济社会发展停滞，要么经济社会秩序紊乱。当前被广泛谈论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一种典型的转型困境。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简单地说，就是经济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社会却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以致社会秩序难以保持，甚至陷入动乱战乱，家破国亡。

对当今中国来说，社会治理的中心任务就是紧紧围绕转型悖论，通过机敏而稳健的体制机制改革，着力实现发展与秩序的动态平衡和良性循环，一方面避免出现颠覆性错误，另一方面不断增强国家治理体系的包容性、适应性和柔韧性，提高应对矛盾的综合能力，构建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社会。简言之，社会治理的中心任务就是克服转型悖论可能引发的转型困境。

尽管当前党和国家已经认识到转型悖论，并且高度重视转型悖论可能引发的转型困境，但任何问题的解决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别是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这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发展依然是第一要务，改革仍须不断深入。改革和发展在不断解决旧的问题的同时，也会不断形成新的问题。因此，任何在短期内消除转型悖论的期望都是不现实的。

现在有一种论调，动辄将社会问题与政治体制联系起来，似乎中国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由政治体制造成的。为了证明这一点，许多人又将中国与西方对照，大谈西方制度如何优良，似乎西方就不曾面临转型悖论。事实上，包括西方在内，任何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都会经历转型悖论。只不过，有些国家处理得比较成功，有些国家处理得比较失败；只不过，像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由于特殊的历史际遇和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转型悖论表现得更为严峻。

从世界范围来看，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曾普遍陷入转型困境。对这一历史现象，以往主要有三种理论解释：现代化论、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这些理论解释虽不是专门针对中国，但中国同属发展中国家，这些理论解释对于理解中国的社会治理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上述三种理论解释中，现代化论的基本取向是从发展中国家内部去寻找这些国家陷入转型困境的原因，包括人口增长过快、专业技术人才匮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存在价值冲突、权力高度集中导致政治腐败、发展不平衡导致社会整合失败，等等。^[13]这样一种理论倾向实际上把转型困境的形成完全归咎于发展中国家自身，潜在地否认西方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事实。确实，在现代化论者眼中，西方国家非但不是欺负发展中国家的剥削者，反而是现代理念和技术的输入者；如果没有西方国家的“刺激”，那些发展中国家将永远停留在封闭和落后状态。

与现代化论正好相反，依附论是从发展中国家外部去寻找这些国家陷入转型困境的原因。^[14]其核心观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国家虽然在政治上独立了，但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不平等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以及发展中国家相对于西方国家的依附地位并未根本改变。利用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秩序，西方国家仍然可以压榨和掠夺发展中国家。这正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陷入转型困境的根本原因。显然，依附论不但指认了西方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事实，而且对资本主义持否定和谴责态度。

而世界体系论则是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来解读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转型困境。^[15]它认为，在进入现代之前，世界各个部分是相对独立和分隔的，而现代化则是一个将原本相对独立和分隔的各个地区、国家、族群和文明逐渐整合成一个相互联系十分紧密的世界体系的过程。然而，世界体系的形成并不是一个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团结过程，而是一个不平等的分化过程。在此过程中，一些国家上升为中心国家，另一些国家则沦落为边缘国家。那些处于世界体系中心的国家可以通过跨国公司等多种手段对边缘国家进行压榨。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困境正是这一世界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与依附论不同，世界体系论虽然承认西方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事实，但态度并不像依附论那样激愤。因为在它看来，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剥削虽然不公平，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西方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不过是在执行历史的意志而已。

上述三种理论视角为全面地理解中国当前的社会治理问题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首先必须承认，转型困境的形成有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原因。现代化论所指出的那些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存在，其中确有不少是发展中国家自己政策失当或历史文化等其他原因造成的。然而，把造成这些问题的板子全部打在发展中国家身上，显然是不公平的。正如依附论所指出的，在西方主导下的世界格局总体上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这样一种格局，使发展中国家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回旋空间受到极大的限制，甚至为求发展而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自残”。发展中国家的许多社会矛盾就是这样造成或久拖不决的。

基于上述事实，发展中国家有理由对西方表示谴责。但比道德激愤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怎样摆脱这样一种困局。在这个问题上，世界体系论的见解很有参考意义，那就是，西方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压迫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因此，简单的抗拒和排斥毫无意义。中国1978年以前的极左政策就是教训。真正智慧的做法应该是“增强战略定力，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16]。

综上所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问题意识决定了社会治理的中心任务，即机敏而稳健地处理好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与秩序的矛盾，克服转型悖论可能引发的转型困境，构建一个既和谐有序又充满活力的社会。对中国这样一个追求赶超型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转型悖论虽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但并不可怕。只要树立正确的问题意识，科学地认识转型悖论，保持战略定力，转型悖论滑向转型困境的暗黑前景就一定能够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