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修订的必要性及相关建议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要不断修订，基本理由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是经济体系（包括经济运行过程以及经济组织方式）的不断演变，这是国民经济核算的对象，对象变了，核算体系必然要变；第二是基础统计能力，包括基础数据来源和数据处理能力的不断改进，这是进行国民经济核算的原材料，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核算的实现程度以及如何核算。落实到《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的修订，将以上理由具体化，应重点关注以下四个方面在最近十余年间发生的变化：第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际规范的变化，其中包含了核算体系对全球经济体系变化的“反应”，这是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需要遵循的基本规范；第二，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的变化，这是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对象，直接决定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内容；第三，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对国民经济核算提出的新要求，体现了来自需求方的推动力；第四，中国政府统计能力的变化，直接决定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实现程度和具体方法。
（一）国际标准进行了重大修订
国民经济核算是有国际标准的，国际标准为各国（包括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基本依据。如果国际标准发生了重大修订，各国具体实施的核算体系理应做出响应。当前国际标准已经从SNA-1993更新为SNA-2008，与此对应，以SNA-1993为基础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应该参照SNA-2008做出相应修订调整。
总结从SNA-1993到SNA-2008的变化，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是中心框架的演变；第二是在中心框架灵活应用方面的进展。
中心框架经过从SNA-1953、SNA-1968到SNA-1993，已臻成熟，SNA-2008没有做出显著改进，其主要变化体现为各种具体问题的研究和改进：（1）将现实发展过程中的新现象、新特征纳入其中；（2）吸收各专业统计开发的新的数据来源和计量方法；（3）对各种具体核算方法加以改进。通过这些变化来保证“SNA在一个经济和制度急剧变迁的时代具有意义”，比如，引入知识产权产品概念，将研究与开发投入作为资本形成处理；更新金融部门的定义，扩展金融资产的边界，将金融衍生合约和雇员股票期权包含在其中；改进非寿险服务、间接计算的金融中介服务以及养老金权益的核算和记录方法；澄清并详细解释那些显示全球化特征的流量、存量的处理方法，在货物进出口核算方面严格执行所有权变更原则，为“特殊目的实体”的识别提供更好的指导；提出经济所有权概念，将其与法定所有权相区别。
关于中心框架的灵活应用，SNA-2008在SNA-1993基础上有很大扩展，不仅对中心框架与灵活应用有了清晰区分，更进一步结合这十余年来各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更新了关于灵活应用的基本认识，显著扩展了灵活应用的范围。第一是基于中心框架本身的灵活应用，比如，将中心框架账户序列移植到季度、地区、物量等层面，引入了人口和劳动力作为补充变量，将功能分类引入中心框架，集中考察某些局部的宏观影响等。第二是将中心框架与其他基于公司、政府、非营利机构、住户、国外、金融等主题的统计体系或分析框架联系起来，从而延伸了中心框架的内容。第三是编制卫星账户，在旅游、环境、卫生、住户活动等主题下形成新的分析框架和替代总量，满足特定分析目标。
面对国民经济核算国际规范的变化，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必然会发生相应调整。基于2002年文本，从国际规范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间关系角度所做的修订应包含两个层面：
第一是以SNA-1993为参照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修订。历史地看，2002年文本在有些方面并没有达到SNA-1993的水平。究其原因，一是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点所致；二是当时中国政府统计能力尚不具备相关条件。比如，在机构部门分类中，2002年文本只给出非金融企业、金融机构、政府、住户四个国内部门，没有单独设立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部门。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中国无论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方面还是政府统计能力建设方面均有了显著变化。在此前提下，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修订首先是要在基本架构方面予以补充和改进，相当于是向SNA-1993（以及SNA-2008）进一步靠拢。
第二是立足SNA-2008的新变化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修订。面对SNA-2008提出的新内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要做出回应，但这些新变化未必都在中国当下核算中具有现实意义。为此，需要对SNA-2008提出的新内容做研究甄别，结合最近十余年中国各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确定纳入修订的内容和具体纳入的方式方法。
（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功能在于，依据经济学及相关理论，通过一套由指标组成的数表系统来全面描述经济过程及其结果，为宏观经济分析和管理提供依据。如果现实经济过程发生了特征性变化，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就要随之修改。
从全球范围看，世界经济以及各国经济一直处于变化之中。科技发展的推动和制度变革的影响，使得经济活动发生的方式、范围，以及经济运行的模式都在变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经历了一轮全球性经济增长之后，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标志，全球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开始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征。这些都构成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际标准不断修订的基本背景。
在国家层次上也是如此。中国经济在最近三十年所发生的变化，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尤其是最近十余年，延续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的进程，中国经济无论是“量”的增长速度，还是“质”的结构变迁，都显得异常突出。其中，既发扬光大了此前累积的成果，将经济总规模推进到全球第二的地位，经济结构出现实质性变化，也凸显出此前累积的矛盾，资源环境问题、人口问题、城乡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分配问题、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经济关系问题等越来越突出，导致中国经济开始从长期以来的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时期，并成为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下面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征变化做简要归纳，讨论其与国民经济核算的关联，以此显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修订的必要性。
中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经济总规模跃居全球第二。伴随经济高速增长，经济结构已经发生重大改变，观察宏观经济的视角也开始发生变化。（1）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服务业在GDP中的占比已经超过一半，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2）需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的作用在下降，消费成为从需求角度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3）高增长和高投资形成了显著的存量效应，导致国民财富的大幅度增加，并引起产能过剩等问题，由此，宏观经济管理的视角开始从流量向流量和存量并重转换，从需求侧向供给侧转换。
以上种种，对国民经济核算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资产负债存量核算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重要性大幅提升，加强经济存量核算的方法研究，并与经济流量核算整合为一体，越来越具有紧迫性。第二，GDP核算一直以工业等传统行业为中心，在新格局下，需要将关注重点逐步向服务业转移，尤其要针对那些拓展消费需求、服务民生的关键领域如旅游、卫生、居民住房服务等开发相应的核算方法。第三，行业增加值核算与支出法GDP核算之间的协调变得尤为重要，以便适应供给侧与需求侧结合起来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思路，满足其数据需求。
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对社会结构变化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一方面，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逐步清晰，基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产权制度在逐步推进，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改革、企业激励制度改革都在强有力地推进，不同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以混合经济形式呈现出共融式发展，由此在法律框架下出现了各种新的无形资产形式；另一方面，政府正在逐渐改变以往包揽全部社会管理功能的定位，出现了在企业和政府之外的第三股社会力量，即所谓非政府非企业组织，并不断壮大。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需要直接面对这些问题，在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予以准确客观的反映。（1）与国际规范接轨，认可政府之外的非营利机构的地位，在机构部门分类中增加“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部门，单独显示这些机构在经济生产、收入分配、消费和投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2）引入经济所有权概念，识别土地使用权、土地及森林经营权、碳排放权、雇员股票期权等各种新的资产形式及其交易过程，扩大资产负债核算的覆盖范围，充实投资核算以及投资收益分配核算的内容，更好地显示资产与产出之间的效率问题，以及通过资产实现的资源配置和收益分配关系。
社会分配的合理性问题得到更广泛关注，通过消灭贫困、建立社会风险防范机制、提供公共服务水平等手段，将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实到民生。在政府主导下，一方面是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覆盖全民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和社会养老金制度已经大体成型；另一方面是提供越来越多的针对全民的公共服务，尤其集中于教育、医疗两个领域，对民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与此相对应，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需要特别加强以下内容：（1）丰富收入分配核算内容，尤其要充实和细化围绕社会保障形成的收入分配流量；（2）扩展最终消费核算内容，在最终消费支出基础上引入实际最终消费概念，将通过实物社会转移实现的公共消费个人化效应通过住户个人实际消费明确显示出来；（3）对住户部门、政府部门予以适度细分，将社会保障机构作为政府部门下的独立分部门，对住户部门做适当细分，以进一步显示收入的社会分配过程及其结果。
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应该相辅相成。中国经济长期因金融发展不充分受到抑制，这种状况在最近十年得到很大缓解。分层分类金融市场逐步建立；各种金融工具（包括一些新型金融工具）被开发出来；借助于信息技术，金融交易开始从线下向线上延伸。金融发展的最终后果是加快了资金的社会流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但与此相伴随，金融市场的结构变得日益复杂，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在加大，如何避免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发展而“空转”、助推泡沫经济形成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关注。
在此背景下，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修订有必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回应：（1）在GDP核算中改进金融活动产出的核算方法；（2）充实资金流量表中金融交易部分的内容，将衍生金融工具纳入核算范围，将发生在不同金融市场上的金融交易分门别类予以详细展示，其中特别需要对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部门加以细分；（3）将金融流量核算延伸到金融存量核算，使流量信息与存量信息有机结合起来，为全面评估金融风险及其与实体经济的联系创造条件，同时也为实现资产负债核算做出贡献。
最近十余年，中国研发支出总规模在全球名列前茅。随着研发和创新活动成果的转化，经济体系中出现了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为先导的各种新的产业形态、新的商业模式，各种以知识产权为载体的无形资产与传统生产要素结合起来，使资本（尤其是体现生产力的固定资本）和劳动的质量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此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产业升级和结构转换提供了新的动力。
受此影响，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一方面要在研发投入的处理方面做出改变，要遵循SNA-2008的建议，实现研发投入资本化核算，显示由此形成的知识产权资产价值，为分析研发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供数据支持；另一方面要在新兴经济的识别和测算方面有所突破，以此反映新兴经济培育的成就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中国对外开放在最近十余年结出硕果。中国以出让部分国内市场引入国外资本和技术，助力国内经济的高速增长，首先实现产品“走出去”，进而实现资本、企业“走出去”，最终将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着眼未来发展，中国经济一方面在影响世界，同时也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如何分层次理清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要为此承担责任，应在此次核算体系修订中加强对外核算的内容。（1）借鉴国际组织相关规范，对具有全球化特征的各种流量、存量形成统一的处理方法，比如关注“特殊目的实体”的识别以及相关交易的记录，以所有权变更为原则，理清经常交易与金融交易、货物交易与服务交易之间的界限，更好地记录相关交易。（2）实现对外核算内容与基于国内交易的核算内容之间的衔接，为将国内与国际两个系统整合起来进行分析决策提供更丰富的数据依据。
伴随经济高速增长，中国资源环境问题越来越严峻。自然资源过快消耗，环境质量加速下降，长此以往，结果就是发展的不可持续。基于此，当前以及未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基本特征，就是要逐步破除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高度耦合，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前提下追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国民经济核算中心框架无法直接体现与资源环境有关的核算内容，为此，此次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修订，应加强针对资源环境核算的卫星账户开发，要基于国民经济核算基础框架，显示自然资源的存量及其开发状况、环境质量及其保护行动，为将资源环境要素与经济活动过程衔接起来实施宏观观察和管理决策提供支持。
（三）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对国民经济核算提出了新需求
国民经济核算服务对象分布广泛，但最重要的应用领域是宏观经济管理，所提供的数据是观察宏观经济动态、进行宏观经济分析与决策的基本依据。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趋势、新特征、新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治国理政提出并形成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宏观经济管理显示出一套全新的思路，由此对国民经济核算提出了新的要求，对国民经济核算的相应改革形成了极大推动。
从经济建设角度归纳，有关经济发展和宏观管理的新思想、新战略，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新常态、新的发展理念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点。
经济发展新常态涉及对中国发展现状和趋势的基本判断。经济发展面临着速度换档、结构优化、动能转换三个方面的重大转变。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包括：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向中高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变，经济结构从增量扩能为主向调整存量与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转变，发展动能从传统增长点向新增长点转变。
新的发展理念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为核心，是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指导原则。其中，创新着眼于培养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协调关系到发展的健康性；绿色体现发展的可持续性并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开放要求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内外发展联动；共享则旨在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发展目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明了改革的方向和突破口。为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落实发展新理念，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准确揭示了中国经济当前问题产生的原因、面临的挑战以及解决问题的根本路径，其近期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以及降成本、补短板，长期目标则是践行五大发展理念，从体制机制层面消除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因素。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新理念下，宏观经济管理的核心、重点、方式均发生了重大变化。改进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扩展国民经济核算的内容，以便满足宏观管理的需求，是核算工作者的重大责任。为此，需要对相关问题做出回答，并体现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修订中。
首先要改进国民经济核算现有内容的核算方法。
（1）关于GDP核算，要根据新情况及新的资料来源继续改进和完善年度与季度GDP核算方法，改进地区生产总值核算制度，为真实、准确、及时地反映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打下制度基础。
（2）为详细显示经济结构现状和变化，国民经济核算需要在优化和细化方面做出努力。比如，改进当前的机构部门划分，将为住户服务的非营利机构独立显示，尝试在政府部门之下将社会保障计划独立显示，以及对金融机构等做进一步细分，以便对经济社会主体结构做出全面描述；加强对服务业的核算以及细分，充分展示产业结构及其调整动态；细化针对收入分配、收入使用、金融交易等方面的核算项目，及时反映收入分配结构、需求结构、金融市场结构的变化。
其次要扩展国民经济核算的内容。
（1）推进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的编制。针对财富存量提供数据，反映资产负债总量和结构状况，摸清家底，为存量调整和增量优化两方面实现宏观经济观察和管理决策提供依据。
（2）多层次扩展资源环境核算的内容。尝试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集中显示自然资源存量及其变化情况；编制针对自然资源的供给和使用表，显示资源利用状况；进行环境保护相关内容的核算，一方面显示污染排放情况，另一方面反映环境保护情况。
（3）建立相应的核算机制，有弹性地针对经济发展新动能开展核算。一方面是针对从需求角度体现经济发展动能的领域开展专题核算，比如旅游、卫生，既关系到民生，又能传导到供给侧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是针对新兴经济开展专题核算，发现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影响下形成的新业态、新模式，显示其规模和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四）中国政府统计能力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
国民经济核算是政府统计的一部分，但又不同于一般政府统计。它不直接做调查，也不直接产生行政记录，而是以政府其他各种专业性统计或行政记录提供的数据为基本材料，按照自身的一套理论方法做进一步的数据加工。国民经济核算可以定位为：基于各种专业统计的进一步核算，构成其核算基础的，是多种专业统计的调查统计结果；作为一套理论方法，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具备了超越一般专业统计规范的性质，是存在于多种专业调查统计规范之上的一套综合“统计规范”，在各种专业统计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也就是说，国民经济核算是建立在非常广泛的政府统计基础之上的，二者具有互动关系。国民经济核算对政府各专业统计具有规范作用，同时各专业统计的发展变化也会引起国民经济核算的相应变化。
最近十余年，中国政府统计能力建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为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支持。一方面，统计调查体系的改进和完善促进了数据覆盖范围的扩展和数据质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在信息技术支持下，数据获取、传输和存储方式发生了变化，可以就调查数据开展广泛的开发应用，包括国民经济核算的应用。事实上，十余年来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基于基础数据的改进在具体制度方法上一直在探索优化，并取得了很大进展，许多方面已经大大超出了2002年文本。可以说，系统总结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方法的改革经验，将其体现在新一版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并向社会公布的时机已经成熟。下面对十余年来中国政府统计能力建设取得的进展做简要概述。
2003年起，中国建立了经济普查制度，每五年一次，在尾数逢3、8的年份实施调查。经济普查是汇集了此前工业普查、第三产业普查、基本单位普查的综合性经济普查，覆盖了除农业之外的所有经济活动单位，调查内容丰富，属于重大国情国力调查项目。自从2004年第一次经济普查实施以来，历次普查在中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变化时期内，对于全面反映中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规模及布局，摸清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技术开发的现状以及各生产要素的构成，全面更新覆盖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基本单位名录库、基础信息数据库和统计电子地理信息系统，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济普查为普查年份提供了详细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数据，这些数据大大弥补了常规统计基础数据的不足，成为国民经济核算（尤其是GDP核算）的重要基础数据来源。自从第一次经济普查之后，中国形成了一套周期性GDP核算制度：在经济普查年份，依据普查获取的全部统计数据进行详细的GDP核算；在非普查年份，则依据常规数据来源，辅之以普查年份提供的基数和参数进行GDP核算；在下一个经济普查年份GDP核算之后，系统修订此前五年的GDP数据。未来可以预期，经济普查数据将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比如资产负债核算方面的应用。
企业联网直报系统是国家统计局近年着力推行的一项基础统计重大改革项目，其基本目标是：在现有统计工作基础上，按照整合资源、统筹规划、协同运作的一体化理念，通过统一设计的、针对规模以上企业的一套表，将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其他重点服务业等行业，以及科技、能源等主要专业的相关调查内容做一体化整合，同时辅之以统一的基本单位名录库管理、数据采集处理软件系统和联网直报系统，实现直接采集数据和网上各级共享统计数据。自2012—2013年全面实施以来，对实现政府统计数据一体化、从整体上提高统计数据质量提供了保证。
企业调查统计是国民经济核算基础数据的重要来源。企业联网直报系统的实施，夯实了国民经济核算在各主要行业（包括工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其他重点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的数据基础，所提供的有关企业生产销售、财务状况、投资、劳动、研发投入、能源与水消耗等方面的调查数据，改善了国民经济核算中GDP核算、投入产出核算的数据基础，并可以为资产负债表核算以及扩展的资源核算提供基础数据。
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是近年国家统计局系统开展的一项重要改革，其基本目标是：按照统一调查指标、统一抽样方法、统一调查过程、统一数据处理、统一数据发布的原则，将原来分别按城、乡进行的住户调查合为一体，使之能够提供全体居民统一的收入、支出和消费数据，能够提供城乡可比、地域可比的城乡居民和分省、分市、分县居民的收入、支出和消费数据，同时还能提供家庭就业、住房、社区发展等有关信息，为国家推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科学制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政策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住户是国民经济核算中若干机构部门之一，住户调查资料涉及国民经济核算诸多方面的内容。对GDP核算而言，以住户为单位进行的个体生产活动是农业及其他产业增加值核算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同时，以住户为单位实现的居民消费是支出法GDP核算中最终消费支出的主要部分，住户完成的固定资产投资也是固定资本形成核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资金流量核算、资产负债核算而言，整个住户部门在收入分配、消费投资、金融交易过程中各项指标的核算，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住户调查数据。显然，住户调查制度改革对于国民经济核算方法的改进意义重大。
政府统计中还包括大量来自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统计，它们在一定范围内为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基础数据。其中最具综合意义的部门统计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的金融统计，财政部负责的政府财政统计，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的国际收支统计，海关总署、商务部等部门负责的国际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统计、外国直接投资统计等。一旦这些部门统计的建设有了新举措，或者与国家统计局系统的数据交换水平得到提高，就会对国民经济核算产生积极影响。
值得重点提出的是财政统计。自2009年始，财政部向国家统计局提供了更加详细的财政收支数据，极大改善了资金流量核算的基础数据来源，由此影响到资金流量表的编制方法。另外，财政统计正在实施从收付实现制向权责发生制的改革，其结果将会对财政收支以及公共服务统计产生重大影响，可以预计，此举将会影响到国民经济核算中与政府有关的生产、收入分配、消费等指标的核算。
正如SNA-2008序言中所说，尽管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全面修订是间断性的，每隔15～20年发布一个新版本，但事实上国民经济核算的更新却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常见的情形是：伴随经济发展现实需要，国民经济核算理论方法的改进是渐进的、逐渐累积的。待这种累积达到一定份量，就需要对整个核算体系进行系统总结、整合和修订。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进发展也是如此。自2002年文本发布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宏观管理提出的需求、中国政府统计基础的加强，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方法一直在改进，而且可以说有非常显著的改进。从大的方面看，依据第一次经济普查，建立了周期性的GDP核算制度；与政府财政统计实现了更好衔接，改进了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部分的编制；伴随金融发展，细化了资金流量表中金融交易部分的工具分类；国际收支核算不仅完善了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编制，还进一步扩展到国际投资头寸表。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具体方法的改进，比如各类服务业增加值核算方法，一些专题性产业如文化产业增加值的核算方法，具有混合收入性质的个体经营净收入在收入分配核算中的具体处理方法，以市场租金法核算自有住房服务的探索，等等。所有这些改革改进汇集起来，既对2002年文本修订提出了要求，又为2002年文本修订提供了前提。
总之，面对上述已经发生的各种重要变化，国民经济核算自身必须变革，才能够适时有效地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满足宏观经济管理以及社会各个方面对相关数据的需求。我们可以在两个层面上认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修订的必要性。
第一，最近十余年间，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变革和需求，中国国民经济核算在许多具体方面进行了改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突破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的内容和方法，实现了渐进式的改革修订。这些累积起来的改革，需要通过新一版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予以确认。
第二，从整体内容架构而言，当前实施的国民经济核算仍然局限在2002年文本的框框之内。受此影响，许多针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重大改进尚未推出，需要借助一次大的修订来实施系统设计，形成新一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便为未来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进一步改进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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