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敦煌艺术研究史回顾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道士王圆箓（约1849—1931）在敦煌莫高窟中发现了储藏大量中古写本和艺术遗珍的藏经洞（现编号第17窟）。藏经洞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之一^[1]，从而开启了被陈寅恪（1890—1969）称为“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的敦煌学（Dunhuang Studies）^[2]，同时这一事件也拉开了敦煌艺术研究的序幕。

至20世纪末，敦煌学早已发展成为国际学林中的一门显学。敦煌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史料来源是敦煌文书和敦煌艺术，二者关系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百余年间，敦煌艺术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方雅之作亦难胜数^[3]。从学术史角度，约可分为三大阶段：20世纪40年代之前是起步阶段，中国学者对敦煌石窟尚未展开系统研究，这一阶段的重要成果多由欧美和日本学者完成。从194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的敦煌艺术研究全面展开，特别是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的成立，体现出中国学者的担当，这一良好势头一直延续到1966年前后，此为第二阶段。1970年代末敦煌学再次步入正轨，1980年代兴起了“敦煌热”，乃至“丝绸之路热”，学界同欧美、日本及中国港台地区的学术交流日趋频繁，敦煌艺术成为跨学科、跨国界的经典研究领域。

在回顾学术史之前，先就研究综述所论及的范围做两点说明。其一，敦煌艺术包括石窟建筑、雕塑、壁画、藏经洞艺术品和（敦煌文书）书法几大方面，其中敦煌石窟是建筑、雕塑和壁画“三位一体”的艺术整体，它是敦煌艺术的主体，被称为“敦煌石窟艺术”。下文所论述的学术史脉络，主要围绕着石窟艺术研究展开，藏经洞遗画和敦煌书法暂不涉及。其二，从学科划分角度，敦煌艺术研究主要属于考古学（archaeology）和艺术史（art history）范畴，此外还涉及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美学等众多人文社会学科。为了避免牵扯过远，以下学术史回顾主要选取艺术史和考古学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注释

[1]所谓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即殷墟甲骨、西陲木简、敦煌文书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这是王国维（1877—1927）首先提出的，后来前三大发现各自发展出独立的学科，即甲骨学、简牍学（简帛学）和敦煌学。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该文是1925年暑期（约7月）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的演讲稿。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傅杰.王国维论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07-211.

[2]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266.

[3]台湾学者郑阿财、朱凤玉主编的《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908—1997）》（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0）和《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998—2005）》（台北：乐学书局，2006）共收录1908年至2005年的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收入“艺术”部分的论文或著述共计2671篇，其中1908—1997年1712篇，1998—2005年959篇。“艺术”部分所收录的论著还包括“音乐”、“舞蹈”及“相关石窟”（敦煌以外石窟），篇目相对较少，此外部分论著有重复收录现象，譬如某些日文论著可能将日文版本和中译本算为两篇，或者研讨会论文又在期刊上发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