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及其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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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理学名师

弘历幼年时代,父辈的争权斗争虽很激烈,但他的生活却平静、安定,享受着皇家的富贵尊荣,受到良好的教育。雍正即位以前,他住在雍亲王府,和弟弟弘昼分居于东西室。附近有柏林寺,弘历、弘昼常去玩耍,做皇帝后,他对这个地方很眷恋,重修柏林寺时,他题写碑文说:“人之情虽善忘,而孩提时事,或不忘者,以其见闻久而孺慕切也。兹寺之葺,其不可已者以此。”[1]二百多年以来,柏林寺之名相沿未改,它坐落在今雍和宫东侧,为北京图书馆之古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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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寺。

弘历、弘昼6岁时读书,书房在如意室,起初似乎没有正式聘请老师。在他们9岁时,胤禛给两个儿子请了一位翰林院庶吉士福敏,启蒙授读。福敏为满洲镶白旗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进士,但官运不佳,20余年未得升迁。福敏服膺程朱理学,为人方正耿直,宽容有度,“公严气正性,凛不可犯,习之处,开心吐怀,廓然无城府”。且教读有方,对学生严格要求。弘历对他十分尊敬,终生感念师恩。说他:“循循既善诱,严若秋霜披。”[2]大概因他教读皇子有功,雍正三年(1725)放外任,署浙江巡抚,又署湖广总督,内调为吏部尚书、左都御史、协办大学士等职。他做官的本领似属平常,雍正末,屡遭谴责。到他的学生登上帝座,又一次发迹,擢武英殿大学士,加太保。乾隆帝说“先生服官,政绩无所表见,而方正严惮,且能多方诱迪,于课读为长。余初就外傅,始基之立,实有以成之,故每追念不置云”[3]

雍正即位后,弘历、弘昼成了皇子,身份提高了,对他们的教育也不同了。雍正始设上书房,上书房在乾清宫附近,屋五楹,北向。并制定了教育皇子的严格制度。雍正元年(1723),聘请徐元梦、张廷玉、朱轼、嵇曾筠四人为师傅。按从前的规矩,皇子拜师,彼此长揖,雍正帝特别重视儿子们的学业,尊重他们的师长,命在懋勤殿,向四位老师行拜见之礼。这四人中,徐元梦是满族,正白旗人,康熙十二年(1673)进士,资历最老,康雍乾三朝都曾授皇子读书,他是精通满语的专家,担任宫廷的满语教习,不久因罪去职,故教读弘历的时间很短。张廷玉,安徽桐城人,是雍正朝最受宠信的大学士,撰旨任务繁忙,很少有时间参加教学,但他长在北京,管理翰林院,有时也去上书房察看,对皇子们的教育稍有影响。嵇曾筠,江苏长洲人,康熙四十五年(1707)进士,是一位水利专家,入值上书房不久,即出为河南巡抚、河道总督,长期在外治河,未实际教读。这四人中,只有朱轼教学最久,故乾隆诗中说:“皇考选朝臣,授业我兄弟。四人胥宿儒,徐(元梦)朱(轼)及张(廷玉)嵇(曾筠)。设席懋勤殿,命行拜师礼。其三时去来(原注:徐未久得罪去,张以书写谕旨事繁,旬月中偶一至上书房,嵇则出为河督。惟先生常至书斋,为余兄弟讲授),可亭则恒矣(引者按:可亭即朱轼)。时已熟经文,每为阐经旨。汉则称贾董,宋惟宗五子(原注:谓周程张朱)。恒云不在言,惟在行而已。如坐春风中,十三年迅耳。”[4]

朱轼(1665—1735),江西高安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他从知县开始,历任主事、郎中、陕西学政,颇有政绩。康熙末官至浙江巡抚,治理钱塘江工程,亦有成效,擢左都御史。雍正时,入值上书房后,晋吏部尚书、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朱轼是著名的理学家,研究《礼记》,又精明能干,躬亲治事,政务虽繁,不废学问,生活则很俭朴。“公为政,练达有体。自为县及浙抚,未尝假宾佐,摘伏多洞中,吏不能为奸,政事之外益著书”[5],“自诸生至宰相,食不二味,衣不鲜华,而爱国忘家,唯民休戚是念,凡所学必以身践之”[6]。朱轼服膺宋朝张载的学说,主张身体力行,后来乾隆帝也经常强调这一点,可能是受老师的影响。他担任师傅时,弘历兄弟12岁,“已熟读诗书四子书,背诵不遗一字”,学业已有良好的基础,但尚待进一步培育深造,他们的性格气质以及兴趣爱好,则尚在发育变化,并未定型。朱轼的教导,对于乾隆帝性格、志向、知识、爱好的形成,起了很巨大的作用。他根据皇子们已有的程度,教读《易经》、《春秋》、戴礼以及宋儒性理诸书、《通鉴纲目》、《史记》、《汉书》、唐宋八家之文,向皇子们讲解儒家经典以及理学的精蕴奥义,兼及社会现实、民生疾苦、前朝历史。所谓“学术醇正、望重朝端”、“朕自幼读书宫中,常闻讲论”,“今上(按:指乾隆帝)在藩邸时闻公讲生民休戚,历朝治乱甚悉”[7]。朱轼所讲是儒家那套修齐治平、帝王南面之学,他确实成功地按儒家的模式,参与塑造了一位杰出的封建帝王,赋予他必要的观念、知识和能力。乾隆帝对这位老师十分尊敬,即位以前,他给朱轼赠诗,可见他的景仰之心:

早岁承纶",成童授简编。

芳规看表帅,函丈获周旋。

……

十载如旬日,高山复大川。

汲长难试绠,质鲁记窥渊。

惟借开陈力,常资接引缘。

前途粗省识,往笈事精研。

方示寻邹屐,旋招泛汨船。

   高深终莫测,言象未忘筌。[8]

雍正死时,朱轼方被派赴浙江勘视海塘,走到半路上,乾隆即位,由于他长期住在宫中,未自建藩府,又不交接外官,所认识和了解的官员极少,他想到的第一个可靠而又能干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朱轼,立即召朱轼折回北京,协同总理事务。在短短一年时间内,朱轼和乾隆帝关系特别密切,“公以旧学重臣,日趋内廷,辰入酉退,屡陈便宜”[9]。乾隆初政,以宽大纠正雍正的严刻,这一方针的制定与执行当与朱轼有关。袁枚为朱轼撰写的《神道碑》中说:“公奉世宗诏,侍皇上青宫最久。皇上登极未一载,仁言圣政,重累而下,九州八陔,靡不异音同叹,庆尧舜复生。然则公启沃之功可以想见,而公之风概,又岂可求诸唐虞下哉!”[10]可惜朱轼到乾隆元年(1736)九月即病死,年70岁。在乾隆帝急需支持、帮助的时候匆匆地离开人世,使新皇帝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只能使用雍正留下的大臣们,无法组成自己所熟悉、所信赖的新的工作班子。

即使朱轼学问优长,久侍讲幄,可是他的官位已高,兼职繁多。教读期间,他曾往江浙修海塘工程,协助怡亲王允祥管理畿辅的水利营田,允祥死,又归他主管。他事务繁杂,精力分散,雍正帝为了不耽误儿子们的学业,又于雍正元年(1723)六月聘请了一位专任教师蔡世远。蔡在对乾隆的教育上,和福敏、朱轼一样,起了重大作用。后来,乾隆帝只承认这三人才是自己真正的老师,为了尊敬他们,称他们为“福龙翰先生”、“朱可亭先生”、“蔡闻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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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纂性理精义》,康熙五十四年刻本。

蔡世远,福建漳浦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是张伯行、李光地的门生,曾协助李光地编纂《性理精义》,这本书也是后来弘历、弘昼兄弟学习的课本。蔡世远是一位教育家,他和父亲两代主持福建鳌峰书院。“手定学约,躬行率先,儒风大振。父子相继为全闽学子师,前此未有也。”[11]蔡世远入值上书房后,虽得了礼部侍郎的官衔,但并无实际兼职,故能致力于教读,“侍直内廷十年,卯入而酉出,未尝一日辍”[12]。蔡是一个崇拜宋儒的纯正的理学家,他称:“宋朝当理学昌明之会,周程张朱,比肩而起,德性学问之功,昭昭若揭天壤。”[13]其讲学的内容,自然也是这一套,“公侍皇子,凡进讲四书五经及宋五子之书,必近而引之身心发言处事所宜”,“自身心以至治平之道,一以程朱为训,而必本于诚”[14]。乾隆帝虽然对理学有一些不满的言论,但综观其一生,其言行仍不出程朱理学的牢笼,这当和他三位理学家老师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而蔡世远对乾隆帝的作用十分重要,乾隆一生崇奉韩愈文、杜甫诗,即是受蔡的影响。乾隆自己说:“所从之师虽多,而得力于读书之用,莫如闻之先生……皇考命入尚书房授读,余时学为古文,先生谓:当以昌黎为宗,且言惟理足可以载道,气盛可以达辞,至今作文资其益。”[15]乾隆帝自认得益于蔡世远,而蔡的见解与桐城派的文论极为相似,这也并不奇怪,因为蔡世远和桐城派的创始人方苞正好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弘历和这位老师的关系很亲密,蔡世远得病,弘历写诗送给他:

早日披衣唤小僮,新裁柔翰走诗筒。

    问师冷日迍邅景,忆我春风坐卧中。[16]

表现了师生间嘘寒问暖的融洽之情。蔡世远死于雍正十二年(1747),没有来得及看到自己的学生登上帝座。他著有《二希堂集》,自称“学问未敢望朱文公(按:指朱熹),庶几其真希元(按:指真德秀)乎!事业未敢望诸葛武侯(按:指诸葛亮),庶几其范希文(按:指范仲淹)乎!名二希堂之旨以此”[17]。弘历曾为此书作序。后来,乾隆在养心殿辟“三希堂”,收藏历代名家法帖,他所以命名“三希”可以作三种解释,一是希贤、希圣、希天;一是藏有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皆希世之珍;一是蔡世远有“二希”,自己欲希蔡世远之“希”。由此可见,乾隆对自己这位老师也是钦佩之至。

乾隆的老师,除以上提到福敏、朱轼、蔡世远以及徐元梦、张廷玉、嵇曾筠之外,还有一些人在雍正年间入值上书房,陪侍读书。雍正七年(1742)有顾成天,八年(1743)有蒋廷锡、胡煦,九年(1744)有邵基,十年(1745)有鄂尔泰,十二年有梁诗正,其他还有蔡珽、刘统勋、任启运、戴瀚等人。乾隆帝后来追忆当年上书房的旧人说:“皇考重英贤,率命书房走。鄂(尔泰)蒋以阁臣,蔡(珽)陈(法)列卿九。胡(煦)、顾(成天)、刘(统勋)、梁(诗正)、任(启运)、邵(基)、戴(瀚)来先后。其时学亦成,云师而实友。不足当绛帷,姓名兹举偶。”他认为:这些人实际上不是自己的老师,真正的老师是福敏、蔡世远、朱轼三人。乾隆皇帝自称于福敏“得学之基”,于蔡世远“得学之用”,于朱轼“得学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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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三希堂内景。

注释

[1]《御制文初集》卷二〇,《重修柏林寺碑文》。

[2]《碑传集》卷二二,雷-:《记所闻相国福敏公语》。

[3]《御制诗四集》卷五八,《怀旧诗·龙翰福先生》。

[4]《御制诗四集》卷五八,《怀旧诗·可亭朱先生》。

[5]《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三,黄永年:《朱轼墓志铭》。

[6]同上书,张廷玉:《朱轼墓志铭》。

[7]同上书,袁枚:《朱轼神道碑》。

[8]《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四,《春日寄朱可亭先生五十二韵》。

[9][10]《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三,袁枚:《朱轼神道碑》。

[11][12]《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六九,李绂:《蔡世远墓志铭》。

[13]陆言辑:《政学录》。

[14]《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六九,方苞:《蔡世远墓志铭》。

[15]《御制诗四集》卷五八,《怀旧诗·闻之蔡先生》。

[16]《乐善堂全集定本》卷二六,《立春前五日以诗代书问蔡先生病》。

[17]《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六九,方苞:《蔡世远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