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政治
第一节 宽严相济
可以说，乾隆是中国历代帝王中的一个幸运儿。他寿登上考，活到88岁。在位期间，国力强盛，四海升平，经济、文化发展鼎盛。他以强大的武力和比较正确的政策，平定西北，保护西藏，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奠定了中华的版图。他完成“十全武功”，编纂《四库全书》，六次巡幸江浙，五次普免钱粮，文治武功，臻于极盛。到了后期，尽管社会矛盾激化，反抗烽火遍起，外国殖民主义者叩关而至，咄咄逼人。但是，终乾隆之世，清朝还能够控制全面的局势，长时期承受内外压力，维持着强大的外貌，屹立于东亚。乾隆的一生，顺境多，逆境少；胜利多，挫败少；六十多年，他进退人物，生杀予夺，叱咤风云，指点河山，演出了威武雄壮的活剧，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研究乾隆一生的活动和是非功过是一项重要的、长远的任务。这里只对他即位登基后最初几年内的政局变化、政策措施和统治方针，作介绍评述。乾隆的初政对他以后60年的统治格局和施政作风的形成，是极有关系的。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雍正皇帝去世，刚满24岁的乾隆即位。他继承了一份也许会使所有帝王感到歆羡的基业。因为，经康熙、雍正之后，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社会秩序安定，人口和财富迅速增加，国力蒸蒸日上，一片升平的气象，所谓“国家继绪百年，累洽重熙，至于今日，可谓承平无事”[1]。而且乾隆登基，授受合法，平稳接权，没有一点波澜。回想13年以前，他父亲雍正接位时，矛盾尖锐、争夺激烈、刀光剑影、喋血萧墙的情景，人们不免会打寒战。就是他的祖父康熙、曾祖顺治当皇帝的时候，冲龄践阼、孤立少援、外有劲敌、内有强臣、主少国疑、基业未稳，情况也是相当危险的。为了皇冠的争夺，历史上有过多少诡谲的阴谋、肮脏的交易，明枪暗箭，血雨腥风。乾隆却侥幸地躲开了这类帝王登基时常有的情形。他这时已长大成人，有了相当的知识和经验，不是可以听凭摆布的小绵羊。他的继位，名正言顺，毋庸争议，所以平稳过渡，诸事顺利。他是雍正当时活着的诸子中年龄最长、最有才干的一个，又受祖父康熙皇帝的宠爱。关于康熙喜爱乾隆的故事，清朝的官书、野史、笔记中记载甚多，绘声绘色。本来，老年人喜欢小孙子是人之常情，没有什么值得渲染的。可康熙皇帝和常人不同，和别的皇帝也不同，真是“帝王家庭怪事多”。他生了55个儿女，长大成人的有28个，有97个嫡孙，还有数以百计的孙女、外孙、外孙女、曾孙辈。老皇帝晚年闹家务事，儿子们相互火并，这且不说。他有这么多的儿女孙曾，面貌能否认得清？名字是否记得住？恐怕是个问题。大概只有一些聪明出众的小孩子才能邀皇祖的青睐，博得恩宠。就在康熙死去的这年，他到胤禛（雍正）的赐园圆明园“镂云开月”去赏花，见到了12岁的孙子弘历（乾隆）。这个聪明伶俐、才华初露的小孩子，书课娴熟，应对得体，立刻讨得老皇帝的欢心。以后弘历被带进宫去，陪伴祖父。康熙读书、写字、办事、批折、巡幸、围猎，弘历总在他的身边。时间虽然只有半年，可这段恩遇成为乾隆一生津津乐道的光荣史，甚至也是他攀登皇帝宝座的一块垫脚石。据乾隆后来回忆：“予幼龄仰蒙皇祖恩眷，养育宫中，俾得日侍左右、亲聆训言。盖圣鉴洞烛至今，隐有付托之意。”[2]似乎康熙意中看上了12岁的乾隆，要把江山托付给他。这种说法，未必符合事实，至少康熙钟爱乾隆，是乾隆后来绍登大位的重要政治资本。所以，雍正即位，很快就决定传位给乾隆。元年（1723）八月，雍正书写弘历的名字，指定为继承人，藏在乾清宫最高处“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后来雍正的传位诏书中说：“宝亲王皇四子弘历秉性仁慈，居心孝友。圣祖仁皇帝于诸孙之中，最为钟爱，抚养宫中，恩逾常格……今既遭大事，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3]
正因为乾隆本人的品质、才能以及他和祖父的亲密关系，他的兄弟中没有一人能和他竞争帝位。康熙生了那么多儿子，一个比一个能干，一个比一个更有野心，继承问题极为尖锐，闹得举国不宁；雍正也有十个儿子，其中七个早死。雍正去世时，乾隆的三个哥哥都不在了，他排行老四，还有五弟弘昼、十弟弘瞻。弘昼和乾隆同年，只小3个月，哥俩一起长大，一起读书，形影不离，弘昼的才学远不如弘历，弘历读书快，老师经常要弘历停止下来，复习旧课业，以等待落在后面的弘昼。十弟弘瞻，年龄更小。所以，乾隆即位，出于雍正预定的步骤，明诏宣布，光明正大。在乾隆以前，清朝的五个皇帝登位，都经过激烈的斗争，只有乾隆是一帆风顺，未经波折，顺顺当当完成了权力的交接。
这时候，算得上政治清明，八方无警，国泰民安。中国封建专制政治中给皇权造成严重威胁的种种势力，如母后、外戚、宦官、朋党、权臣、强藩等被削弱到最低程度，丝毫不可能威胁或牵制皇权。乾隆的帝位，有磐石之固。国内没有强大的反对势力，没有严重的水旱灾荒，没有大的抗清起义，没有紧迫的经济财政问题；吏治方面，经过雍正的整顿和养廉制度的实施，贪污行为有所敛迹，行政效率有所提高。西北地区，虽然存在着强大的准噶尔割据政权，征战连年，不久前还经过两次大战（1731年和通泊之战、1732年光显寺之战）。但雍正去世以前，清廷中央正在和准噶尔议和，关系已经缓和。乾隆继位，双方互派使节，加紧接触和谈判，达成了和平协议，西北得以撤军，清廷的军事压力和财政负担大大减轻。唯有西南地区，改土归流之后，善后措施不当，贵州的苗民群起反抗，形成一片混乱。这是雍正死后需要立即处理的最迫切的遗留问题，但毕竟是局部问题。乾隆即位以后，撤换了前线的将帅，部署兵力，很快把苗民的反抗镇压了下去。
总的说，乾隆继位时，没有爆炸性的危机，也没有不能解决的棘手问题。可是，社会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国家的强盛与安定也是相对而言的，不同类型的社会有着不同类型的问题和弊端。如果要问：乾隆继位时，面临的最大的政治问题是什么？那就是：雍正统治13年，实行铁腕政治，诛戮宗室大臣，打击异己分子，惩治贪官污吏，手段严酷，产生了副作用。不少人无辜被杀，横遭迫害；不少人罪轻罚重，家破人亡；不少人株连受累，含冤莫申。封建专制政治，本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善政，即使本意是要纠正一种不良的风气，也会产生另一倾向的弊端。何况雍正的政令峻急、刑法苛严，人们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祸从天降，怀着惴惴不安的恐惧心理，社会和官场弥漫着紧张气氛和不满情绪，这对封建统治者来说并不是什么好兆头，乾隆对此必定是有很深体会的。雍正后期，乾隆已长大成人，封宝亲王，参与政务，他对父皇的政治措施是看得很清楚的。他既钦佩父亲的才干、魄力、手段，但对雍正的猜忌苛严也有所不满。当然，作为皇子，他不会、也不敢公开表示出来，可是在他一篇习作的课业中无意中透露了他的心情。这篇课业的题目是《宽则得众论》，写于雍正后期，收在《乐善堂全集》内。《乐善堂全集》所收都是乾隆青年时代、未当皇帝以前的作品。文章中大力赞扬宽大政治，其中说：“诚能宽以待物，包荒纳垢，宥人细故，成己大德，则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诚服矣！苟为不然，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则虽勤于为治，如始皇之程石观书，隋文之躬亲吏职，亦何益哉！”这是一篇值得玩味的文章。当时，人们在苛严的政令下，动辄得咎，惶惶不安，乾隆却说应该“宽以待物，包荒纳垢，宥人细故，成己大德”，这是不是有感而发的呢？他指责为“褊急”、“刻薄”的秦始皇、隋文帝，“程石观书”、“躬亲吏职”，岂不是无意中在为父皇作写照吗？可以推想，雍正虽然钟爱乾隆，并决定传位给他，但对父子间的性格差异与政治分歧并非毫无觉察。据乾隆说：“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朕仰承圣训，深用警惕。”[4]
乾隆初年，为了缓和紧张的政治气氛，调和矛盾，改善各方面的关系，对雍正的政策做了较大的改变和调整。他在元年（1736）颁布的谕旨中明确宣称：“政令繁苛，每事刻核，大为闾阎之扰累……朕即位以来……欲减去繁苛，与民休息。”[5]
任何一位英明有为的君主，在他个人起居、嗜好、交往方面，往往有许多昏聩糊涂的举动，雍正帝也是如此。他接近佛道，相信修炼术，宫廷内豢养一批道士，给他炼长生不老的金丹，雍正晚年多病，大概由于服食丹药引起慢性的汞中毒，甚至，这可能就是他死亡的原因。乾隆对于父皇身边的这批骗子十分痛恨，即位以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把道士们驱逐出宫。他说，“皇考万几余暇，闻外间有炉火修炼之说，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今之中南海北海）空闲之地，圣心视之如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与和亲王面谕者屡矣。今朕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若伊等因内廷行走数年，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煽惑，断无不败露之理。一经访闻，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6]。乾隆匆匆忙忙地采取这一行动，并竭力为雍正洗刷辩护，倒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反而暴露了雍正对修炼术的迷信。
雍正一生中最受指责，难于被人谅解的是他对兄弟宗室的处置。这是因继承帝位而引起的残酷斗争，不管雍正的继位是否正当、是否合法，但他对自己兄弟手足实在太残忍了。他的大哥允禔、二哥允礽是被康熙禁锢的，雍正自然不会释放他们，两个人都被监禁至死。他最恨八弟允禩、九弟允禟，将其禁锢削籍，改名阿其那（狗）、塞思黑（猪），百般折磨，秘密处死。三哥允祉、十弟允䄉、十四弟允(也被永远囚禁。五弟允祺之子弘昇、七弟允祐之子弘曙被削去世子，连雍正的亲生子弘时，小小年纪，也被削宗籍。宗室中或因不肯附从、或因其他罪状，被杀被关、夺爵削籍、抄家流放的不计其数。社会上对这场兄弟阋墙、家庭惨变，暗下传布种种流言，对雍正的政治声誉损害极大，在乾隆的心灵上也形成了创伤。乾隆即位，这场斗争已时过境迁，当年强大的反对势力被诛戮殆尽，雍正的胜利已不可逆转。乾隆虽不便为父亲的政敌公开平反，但适当地缝隙补过，实行宽大处理，不会带来政治动荡，相反，却能够树立新皇帝仁慈宽厚的美好形象。因此，即位一个多月，就旧案重提，连发许多谕旨。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初八日发出的第一道谕旨说，允禩、允禟得罪已死，但他们的子孙也是天潢支派，摒弃宗牒之外，处理过重。“当初办理此事，乃诸王大臣再三固请，实非我皇考本意，其作何处理之处，着诸王满汉文武大臣翰詹科道各抒己见，确议具奏。”[7]新皇帝的倾向性已很明确，那场令人胆战心惊的骨肉相残，已成过眼云烟，是不是可以冷静地、更合乎人情地重新处理呢？他要官吏们各抒己见，实际上是要大家做好翻案的思想准备。隔了两天，另一道谕旨命令宗人府查明因罪革退之宗室、觉罗，分赐红带、紫带，载入玉牒。一大批得罪的皇子皇孙，可以恢复名号，重见天日了。又过了两天，许多被禁锢的王公宗室，包括新德、新福、云乔顺、宗教、鄂齐、丰库、裕伸、德存、勇端、讷尔苏（此人即曹雪芹的姑父，原封平郡王）、广宁、扬德、华玢等释放回家。又过两天，侥幸存活下来的两个最重要的政治犯皇十子允䄉、皇十四子允(也宽大释放，并赐给公爵衔（其他被囚的允禔、允礽、允祉、允禩、允禟都已死去）。乾隆也没有忘记昭雪已死去的三哥弘时，承认弘时的皇子身份，收入谱牒。几个月之内，还有许多重要的王公宗戚如延信、苏努、乌尔古以及阿灵阿的子孙，恢复原来的身份。短短的时间内，乾隆了结了这场历史公案。他小心翼翼，尽量维护雍正的威信，只是对罪犯宽大处理，并非平反全部案情。特别是对允禩、允禟的处理，政治上最为敏感，乾隆把它长期搁置起来，直到晚年，才为他们作了开脱。乾隆四十三年（1778）正月的上谕说：“圣祖第八子允禩、第九子允禟结党妄行，罪皆自取。皇考仅令削籍更名，以示愧辱。就两人心术而论，觊觎窥窃，诚所不免，及皇考绍登大宝，怨尤诽谤，亦情事所有，特未有显然悖逆之迹。皇考晚年屡向朕谕及，愀然不乐，意颇悔之，若将有待。朕今临御四十三年矣，此事重大，朕若不言，后世子孙无敢言者。允禩、允禟仍复原名，收入玉牒，子孙一并叙入。此实仰体皇考仁心，申未竟之绪，想在天之灵亦当愉慰也。”[8]乾隆明明在改变雍正严厉残酷的处置，但仍然说成这是雍正的本意。
雍正另一件很不明智的举动是对曾静、张熙案的处理。曾静、张熙从清初学者吕留良那里接受了一套华夷之辨的反清思想，竟投书川陕总督岳锺琪，劝说他起兵反清。又从允禩、允禟门下的太监处，辗转听到一些宫廷流言，说雍正弑父篡立、逼死生母、屠杀弟兄、淫烝父妃，这都是大逆不道、卑鄙龌龊、耸人听闻的奇闻。此案发生后，雍正刊刻《大义觉迷录》，在批判传统的华夷之辨的同时，驳斥了种种宫廷流言。《大义觉迷录》被广为散发，每逢朔望，向士民宣讲，这是绝大的蠢事。历来的封建统治者对付政治流言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秘密查禁，而不公开驳辩。这类流言飞语，越辩越浑、越搅越臭，只能弄得遐迩传遍，尽人皆知。聪明一世的雍正，大概被真真假假的流言气得发了昏，竟公开驳辩、刊刻散发、朔望讲解，岂不诚心要搞臭自己，为流言制造者作了义务宣传。雍正对此案罪犯的处理也很离奇，主犯曾静、张熙免罪释放，而死去四十多年的吕留良反倒开棺戮尸，吕的儿子、学生被斩首，家属遭株连。这种处理也一反常态，难以理解。雍正似乎预料到将来会旧案重提，为了保全曾静、张熙，特别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
乾隆一上台，为使雍正导演的这场拙劣的丑剧赶紧收场，他违反雍正的遗命，将曾静、张熙锁拿解京，凌迟处死，并停止讲解、传布《大义觉迷录》，命各省督抚将原书“汇送礼部”。
除上述以外，对其他重要案件和罪犯，乾隆也一一重新判处，大多从宽发落。著名将领傅尔丹、岳锺琪都因贻误军机，判处死刑；总督蔡珽因朋党罪，斩监候，乾隆均予释放；御史谢济世因诽谤程朱，发配军台，也得赦免；司道沈起元、马维翰等，因过被黜，复加任用；查嗣庭、汪景祺是文字狱的要犯，被处决，罪及家属，诏旨宽释。还有许多官员亏空钱粮，侵吞公帑，勒令追赔，严加处分。乾隆多所豁免，“朕临御以来，凡八旗部院及直省亏空银两，施恩豁免，已不下数千万”[9]。他即位三个月，一次就宽免了69名欠帑亏空的官员，“或已经充发，或监候枷禁，或扣俸扣饷，及妻子家属已入辛者库等罪，概行宽释”[10]。
乾隆即位后，明显地改变雍正的政策，还有以下一些方面：
一、核实垦田升科。清初，地广人稀，奖励垦荒本是促进生产力的善政。当然垦荒多，田赋收入也就多，垦荒有成绩，官吏可得奖励晋升。但是到雍正时期，人口大增，荒地已少，官吏们仍然报垦大量荒地，搞了很多谎报假冒，以邀奖叙。垦田是虚，升科是实，只能增加人民的赋税负担。乾隆指出：“朕见直省督抚题报开垦者，纷纷不一，至于河南一省，所报亩数尤多，而闽省继之。经朕访察，其中多有未实。或由督抚欲以广垦见长，或由地方有司官欲以升科之多，迎合上司之意，而其实并未开垦，不过将升科钱粮飞洒于现在地亩之中，名为开荒，而实则加赋，非徒无益于地方，而并贻害于百姓也。”[11]责成各省查核，“实系垦荒，然后具奏”，以后又规定新开垦的地头山脚、畸零瘠土，免予升科纳赋，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二、停止清丈土地。清丈是为了清理隐匿的田地，增加税收，本来也不失为一项善政。但奉行稍有失当，就会侵犯人民的利益。雍正任用宪德为四川巡抚，清丈四川的土地，还特派京官多人，分掌其事，推行峻急，苛派虐民。两年内清丈完毕，全省地亩从23万顷激增至44万顷，几乎翻了一番，田赋负担也相应增加，引起垫江、忠州一带人民的武装反抗。乾隆反对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一上台就以“识见卑鄙，昏聩糊涂”，将宪德（时任刑部尚书）解任，以后，不再搞清丈增赋的措施。
三、停废契纸契根法。雍正最重用的河南山东总督田文镜创立契纸契根之法。民间田地房产交易，不准自立契券，都要使用藩司衙门颁发的契纸契根。这样，民间交易甚感不便，也给官吏提供了敲诈勒索的机会。“书吏夤缘为奸，需索之费，数十倍于从前。”乾隆命令，民间交易，“仍照旧例，自行立契，按则输税”，“将契纸契根之法，永行禁止”。乾隆很讨厌以严酷闻名的田文镜，他认为雍正最重用的三个大臣鄂尔泰、李卫、田文镜，鄂尔泰最好，李卫次之，田文镜最下。“河南地方，自田文镜为巡抚总督以来，苛刻搜求，以严厉相尚，而属员又复承其意指，剥削成风，豫民重受其困。”[12]这一段对田文镜的指责也隐约地指出了雍正政治的特点和弊端。
四、停止营田水利和井田。直隶的营田水利和试行井田是雍正和怡亲王允祥的“杰作”，经营多年，耗帑数百万，并无实效。乾隆上台，撤销营田观察使，他说：“州县地方原有高下之不同，其不能营治水田，而从前或出于委员勉强造报者，自应听民之便，改作旱田。”[13]还有，雍正生前在霸州、固安、永清、新城一带，拨出一批土地，试行井田。乾隆认为“古制难复”，撤销井田，全部改为屯庄，“应令按亩完纳屯粮”[14]。
五、停捐纳。雍正时，西北连年用兵，西南改土归流，军务繁忙，耗饷甚多。加上官吏的亏空，庶民的拖欠，财政颇为拮据。雍正竭力整顿财政，但短时期内还显不出效果，不得不开办捐纳，卖官鬻爵。乾隆上台，和准噶尔谈判成功，西北大规模撤军，省下了大量经费。而且头几年还算风调雨顺，农业收成较好，朝廷的日子也就比较好过，下令停止捐纳，只保留了纳粟入监的制度，永为定例。
乾隆改变雍正的政策，也有改过了头，扞格难行的。碰到这种情形，就不得不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修改自己的政策。例如，雍正不但相信炼丹的道士，还好谈佛理，接近僧人，乾隆为了防止他们招摇生事，告诫“凡在内廷曾经行走之僧人……倘因偶见天颜，曾闻圣训，遂欲借端夸耀，或造作言辞，或招摇不法……朕一经察出，必按国法佛法，加倍治罪，不稍宽贷”[15]。乾隆一反雍正优容僧人的做法，严行度牒之法，“嗣后情愿出家之人，必须给度牒，方准披剃”[16]，又规定禁止新造寺庙神观，企图逐步减少僧尼。毕竟佛教势力很强大，执行中碰到了阻力，这些措施逐步缓和下来，最后，仍取消了给发度牒的办法。
另如，雍正时，查禁私盐很严格，小民往往触犯法网。乾隆大发慈悲，允许老百姓携带和贩运少量食盐，“贫穷老少男妇，挑负四十斤以下者，概不许禁捕”[17]。不料命令颁布不久，天津就有许多人，“以奉旨为名”，肩挑背负，贩运盐斤。镇江、广州等地“强壮奸徒，无不藉口贫民，公然贩私，成群结党，目无法纪”[18]。这使盐商的经营和政府的收入大受影响，乾隆的政策不可能逾越统治阶级利益所许可的范围，他也就改变态度，收起善心，加紧了对私盐的查缉。他慨叹说：“朕自临御以来，时时以我皇考爱养百姓之心为心。凡从前官吏之奉行不善，涉于烦苛者，皆次第革除，务期与民休息……即如私盐一事，朕本欲酌宽其禁，以养恤穷黎，而奸民乘机伺隙，结党呼群，凡向来之畏法而不敢轻犯者，今则公然肆横，无所惮慑。观此情形，是奸顽之民，不容朕行宽大之政也。”[19]当统治秩序被扰乱，政府利益受侵犯，乾隆是会毫不容情地采取镇压措施的。他声称自己“岂肯姑息养奸，贻风俗之忧”，警告“远近百姓、各自醒悟，洗心涤虑，务为良善奉公之民”。
以上是乾隆初政，从各方面改变雍正苛严的政策。尽管少数政策碰了壁，行不通。但总的说，实行宽大政策的效果是良好的，缓和了紧张关系，减轻了民间负担，使人们的心情较为舒畅。乾隆自己说：“从前奉行不善，间有一二苛细者，渐次改除，民情颇觉顺适。”[20]后人记载：“高宗（即乾隆）登极，所布诏令，善政络绎，海宇睹闻，莫不蹈舞。”[21]“纯皇帝（即乾隆）即位，承宪皇（即雍正）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悦，颂声如雷。”[22]这些评论，并不都是臣下虚假的颂谀之词。连当时在北京的朝鲜使臣也称赞乾隆的初政，一个使臣说，“新主政令无大疵，或以柔弱为病，边境姑无忧”[23]，另一个使臣说：“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宽大之政。以求言诏观之，不以论寡躬缺失，大臣是非，至于罪台谏，可谓贤君矣。”[24]
乾隆的政策，也有人坚决反对，如王士俊。此人本是田文镜的心腹，继田任河南山东总督，乾隆上台撤销了这一官职，把王士俊调署四川巡抚，实际上是降了他的职。王于乾隆元年（1736）七月上一个密折说：“近日条陈，惟在翻驳前案，甚有对众扬言，只须将世宗（即雍正）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之说，传之天下，甚骇听闻。”[25]王士俊敢于如此顶撞皇帝，这明明是指责乾隆的新政全面违反了雍正的既定政策。所以乾隆说“是即谓朕为翻案矣”。在这一严重的指责下，乾隆进行驳辩：“从来为政之道，损益随时，宽猛互济……皇祖、皇考与朕之心，原无丝毫间别。无如法久自必弊生，奉行每多过当，不得不因畸重畸轻之势，而为之维持调剂，以归于正直荡平之道，此至当不易之理。乃王士俊訾为翻驳前案，是诚何言，是诚何心耶？”违反祖制，这是多么重大的失德，乾隆当然不能容忍这一指责，他痛骂王士俊“佥邪小人”，“巧诈之习，牢不可破，外饰鲠直，以便己私，敢将悖理之言，妄行陈奏”。将王士俊革职拿京，原拟斩决，后来总算也“从宽”发落，免死驱逐回籍。
乾隆初政，虽然有个别的死硬派如王士俊坚决反对，但大多数人是拥护的。因为这些政策，根据实际情况纠正了雍正时期的弊病，合乎情理，颇得人心。所以，在实现政策转变时，没有遇到强大的阻力，也没有引起社会的动荡。乾隆初登帝位，勤于政务，励精图治，希望有所作为，而处事却很审慎，制定和推行政策小心翼翼，逐步实施。他告诫臣下“一切经理，皆当自度力量识见，缓缓为之，不可为近功邀利之举”[26]。又说：“当今之政，莫若谨守皇考十三年以来之整理，而向日一二奉行不善，过于苛细者，渐次缓改，则吏治而民安，毋庸我君臣汲汲皇皇。”[27]乾隆对自己的政策的性质，归结为一个“宽”字，“宽”是为了缓和矛盾，相对于雍正的“严”；对自己政策的推行，归结为一个“缓”字，“缓”是为了避免引起动荡，相对于雍正的“急”。宽缓二字反映了乾隆初政的特色，甚至一定程度上影响乾隆60年的政治格局。
乾隆虽然较大幅度地改变了雍正的政策，但在人事上却未作大的更换调动。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而乾隆则不然，他尽量利用老班子，推行新政策。27个月居丧期间，设总理事务处，由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鄂尔泰、张廷玉参预，这都是雍正的旧人。他也起用自己的老师朱轼（不久去世），少年时的伴读福彭（此人后来袭封平郡王），年轻有为、颇有锋芒的讷亲以及老臣海望、徐本等协办总理事务处，而这些人也都是雍正重用的人。雍正鉴于自己兄弟争立的教训，防范周密，所以乾隆弟兄和前一辈皇子的情况大不相同，在藩邸时并无自己的私属。乾隆说：“今朕所用之人皆皇考所用之人。”[28]事实上，在雍正遗留的领导核心以外，乾隆也没有什么可以引进的亲信人物，除了“用人唯旧”以外，他别无选择。这倒避免了新旧之间的倾轧与摩擦，减少了推行政策的阻力。当然，旧人之间也有矛盾冲突，如鄂尔泰与张廷玉的各立门户，但他们的势力、影响，丝毫不能妨碍皇帝的权威。乾隆操纵两派之上，暂时不作处理。后来，他逐步使亲王脱离实际政务，打击鄂张的势力，重用自己的妻舅傅恒，才算冲破了雍正用人的圈子，形成人事方面的新格局，那已到了乾隆十几年后，并非初政的范围了。
应当指出，乾隆虽多方面改变雍正的政策，但其性质仍不超出纠偏补过的范围，并非全盘否定，彻底变革。雍正许多重要的、正确的政策措施，如地丁合一、耗羡归公、养廉银制度，虽也有人建议改变，但乾隆并未采纳，仍坚持实行。
一个杰出的统治者，不但要根据实际情况，因时损益，制定政策，以自己拥有的全部权威，扫清道路，使之贯彻；并且还要善于作思想论证，阐明自己政策的正确和必要，大张旗鼓地晓谕臣下和人民，努力使他们信服并付之执行。乾隆就是这样，他在位初期，不但成功地改变了雍正的某些政策措施，消除了积弊，并且提出“中道政治”和“宽严相济”的施政方针，为自己的政策转变制造根据，进行舆论宣传。他一上台就宣称，“治天下之道，贵得乎中，故宽则纠之以猛，猛则济之以宽”，“天下之理，惟有一中。中者无过不及，宽严并济之道也”[29]。他写的诗中也说：“一张一弛文武道，吾亦因之悟政要。”[30]乾隆初年，讲了很多“宽严相济”的道理，反复阐述，不厌其详。乾隆不讳言自己“赋性宽缓”，但又说不能宽大无边，要济之以严。有时候，他公开说“政尚宽大”，宽比严好。他在经筵讲章中发挥这个思想，“宽、信、敏、公，乃圣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宽居首”，“圣王出治，舍宽其何以为敷政宁人之本哉”[31]。乾隆晚年的诗句中也说“政实宜宽弗宜猛”[32]。但在绝大多数场合，总是宽严并提，把两者看做因时而异，相辅相成的，“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33]，这是乾隆认定进行统治的不二法门。
根据乾隆的说法，康雍乾三朝总的方针是一脉相承，并无差别的，但具体的政策措施，因时变异，各有特色。康熙的特点是“宽”，到了晚年，臣下奉行不善，“宽”流于废弛，“昔我圣祖临御六十余年，政崇宽大，而内外臣工，奉行不善，怠玩成风，遂致办事暗藏弊端，国帑率多亏空”[34]。这样，雍正即位，不得不济之以“严”。“我皇考临御之初，见人心玩愒，诸事废弛，官吏不知公事，宵小不知畏法，势不得不加意整顿，以除积弊，乃诸臣误以圣心在于严厉，诸凡奉行不善，以致政令繁苛，每事刻核，大为闾阎之扰累。”[35]乾隆说雍正的严是不得已的，是为了纠正康熙晚年宽纵之弊，而自己修正雍正的政策，同样出于不得已，“朕即位以来，深知从前奉行之不善，留心经理，不过欲减去繁苛，与民休息”[36]，“朕自嗣位以来，蠲免租赋，豁除赔累，裁革积弊，广增赦条，无非惠保良民，使得从容休息，衣食滋殖”[37]。因此，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总的制度方针，并无变化，只是因时制宜，针对政治上这样或那样的弊端而采取或宽或严的措施，仅是“酌量调剂”而非“轻议更张”。他说，“朕仰承皇考贻谋远略，一切章程，惟有守而不失，间或法久弊生，随时斟酌调剂则可，若欲轻议更张，不独势有不可，亦朕之薄德，力有所不能”[38]。
清朝帝王十分重视“祖制”，标榜“敬天、法祖、勤政、爱民”四项信条，祖宗的制度是千万动不得的。本文前面谈到王士俊批评乾隆翻了雍正的案，这确是很严厉的指责，难怪乾隆要大发雷霆。其实，乾隆也不是要根本改变制度、政策，而只是纠偏除弊。“宽严相济”这一理论的提出已给乾隆大幅度的回旋余地，去修改旧政策，制定新政策。所以乾隆再三强调自己继承祖父之业，“朕凡用人行政，皆以皇考为法，间有一二事酌量从宽之处，亦系遵奉皇考遗诏，并非故示优容”[39]。你看他多么孝顺，什么都按雍正的政策办理，稍有宽大措施，也是遵照父亲的遗命。这些话是为了答复像王士俊那样的反对势力，不给他们以非议的口实。
什么是“宽大”，乾隆对此有所阐述。“宽大”就是要爱民，“与民休息”，去民之累，去民之扰。“所谓宽大者，乃爱养良民，俾无失所，求尽父母斯民之道耳”[40]，“为治之道，在于休养生民，而民之所以休养，在乎去其累民者，使其心宽然自得，以各谋其生、各安其业”[41]。他告诫臣下，要把宽大与废弛区别开来，“宽大之于废弛，判然不同。不顾民生，专务纷更，以矜于济者，外似振作，而实则废弛也。勤恤民隐，安静悃愊，以培元气者，乃非废弛，而真能振作也”[42]。又指出：对于贪官污吏，恶棍奸民是不能宽大的，对这类人宽大，就会造成政治混乱和生民不幸，“若谓贪官污吏，一切包容，恶棍奸民，概从宥释，以示宽大，是滋稂莠而妨嘉谷，纵虎狼而贼生灵，残忍酷虐，无过于此，尚何宽大之有”[43]。“恤民之与惩奸，二者原相济为用，欲恤民断不可不惩奸，而非惩奸又断不能恤民……务期宽严并济，惩劝兼施，洗因循之积弊，归平庸之淳风。”[44]
乾隆很懂得：在纠正一种政治极端的时候，必须谨防另一种政治极端的产生。纠正雍正的苛严不算难，难的是要同时防止宽纵、因循的弊病抬头、重蹈康熙晚年的覆辙。在他即位以后两个月，政策刚开始放宽，就说，“观近日王大臣等所办事务，颇有迟延疏纵之处，想以朕宽大居心，诸臣办理，可以无事于整饬耶？此则不谅朕心而与朕用宽之意相左矣”[45]。以后，他经常告诫大臣们不要误解自己的宽大，“相率而趋于纵弛”，“若视朕之宽而一任属员欺蒙，百弊丛生，激朕将来有不得不严之势，恐非汝等大员及天下臣民之福。诚使朕为宽大之主，而诸臣奉公守法，则朕可常用其宽，汝等可明知朕意”[46]。
“宽严相济”，这是乾隆总结了康熙、雍正几十年统治经验而得出的政治理论，也是他用以纠正雍正苛严作风的思想武器。乾隆统治初期，他反复阐述、运用这一理论，开辟自己的政治道路，逐步地形成了有别于康熙、雍正的统治格局和作用。乾隆一生的政治实践正是体现了宽严相济、刚柔兼施的妙用。这种政治方针给他提供的行动自由的余地是很大的，并不会束缚住手脚。有时候，可以把政策放宽，一些事情，听其自然，不加干涉，使矛盾缓和，博得宽厚的好名声；有时候也可以严格整顿，雷厉风行，把螺丝钉拧紧。乾隆统治60年，诛杀大臣不少，处理贪污案件相当严厉，制造文字狱最多，镇压人民反抗更是不遗余力，充分显示专制统治的淫威。乾隆虽然标榜“宽大”，但还有“济之以严”作补充，因此，在需要采取镇压手段的时候，他并不比其他封建统治者更加心慈手软。
乾隆中期以后，很少长篇大论阐述“宽严相济”的道理了，但这一思想，一旦形成，会长久保持其影响。直到乾隆当皇帝的最后一年，即乾隆六十年（1795），谕旨中还说：“朕办理庶狱，一秉大公，宽严相济。近年以来，刑政未免稍宽，今外省遂有馈送婪索之事，自系宽之所致，不得不纠之以严。”[47]可见，“宽严相济”几乎和乾隆一代的施政相终始。研究我国18世纪的政治和朝廷的政策，必定会注意到带有一定变革精神的乾隆初政，而“宽严相济”的统治方针，形成于这一雍乾之际政策转变的过程之中，其影响颇为深远。对此应进一步探讨，以求更清楚地了解这一统治方针的产生、作用和精神实质。
注释
[1]《清实录》乾隆七年三月庚申。
[2]《御制诗初集》卷三，《恭谒景陵》。
[3]《清实录》雍正十三年八月己丑。
[4]《清实录》雍正十三年十月甲戌。
[5]《清实录》乾隆元年三月乙巳。
[6]《清实录》雍正十三年八月辛卯。
[7]《清实录》雍正十三年十月癸酉。
[8]《清史稿》卷二二〇，《诸王六》。
[9]《东华录》乾隆二年七月。
[10]《清实录》雍正十三年十一月辛酉。
[11]《清实录》雍正十三年十二月辛未。
[12]《清实录》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丙辰。
[13]《清实录》乾隆二年闰九月乙亥。
[14]《清实录》乾隆元年十一月壬子。
[15]《清实录》雍正十三年九月辛丑。
[16]《清实录》雍正十三年九月己未。
[17]《清实录》乾隆元年正月乙卯。
[20]《清实录》乾隆元年正月甲子。
[21]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二，《鄂文端之谦抑》。
[22]昭梿：《啸亭杂录》卷一，《纯皇初政》。
[23]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一一册，4489页。
[24]同上书，4504页。
[25]《清实录》乾隆元年七月辛酉。
[26]《清实录》雍正十三年十月乙未。
[27]《清实录》乾隆元年三月甲子。
[28]《清实录》乾隆元年四月戊辰。
[29]《清实录》乾隆元年三月乙巳。
[30]《乾隆御制诗二集》卷七九，《急雨口号》。
[31]《乾隆御制文初集》，《经筵御论》，《宽以得众》。
[32]《乾隆御制诗五集》卷四四，《观张照书旧作冬夜煎茶之什》。
[33]《乾隆御制文初集》，《经筵御论》，《宽以得众》。
[34]《清实录》乾隆四年二月丙戌。
[37]《清实录》乾隆元年三月壬寅。
[38]《清实录》乾隆六年二月乙巳。
[39]《清实录》乾隆三年二月壬辰。
[40]《清实录》乾隆三年六月乙酉。
[43]《清实录》乾隆三年六月乙酉。
[44]《清实录》乾隆八年十月乙亥。
[45]《清实录》雍正十三年十月甲戌。
[46]《清实录》乾隆元年正月甲子。
[47]《东华录》乾隆六十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