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当代中国哲学的转向

始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结束了十年动乱，开启了新的社会历史进程，思想界和理论界变得异常活跃，哲学引领风气之先，出现了哲学复兴的春天。国内的哲学工作者激情饱满，积极面对敏感的理论研究，尝试回答诸多尖锐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各种富有创见的哲学观点和全新的理论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与此同时，中外哲学史的研究也得到极大的推进，不仅中国传统思想资源被重新认识，其合理性得到极大肯定，西方不同历史时期各个流派的哲学体系也被大量译介进来，学术争鸣蔚然大观，“接着说”“继续说”“重新说”的势头一时极盛，无出其右。最令人瞩目的大概要数应用哲学、部门哲学的兴起了，即哲学与其他具体学科的相互渗透、交叉而产生的新的哲学分支领域不断涌现，投身其中的学者们摇旗呐喊，全国各地出现了数十个相关的学会或分会。很多中国哲学研究者往往身兼数职，同时在理论哲学和应用哲学发力，理论哲学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哲学方法和思想史的资源，应用哲学则成为关注现实、理论落地的平台。有别于20世纪初的“引西入中”、20世纪中叶的“马列独尊”，20世纪80年代之后伴随着应用哲学的深入和繁荣，中国哲学在存在形态、理论表达和基本问题关涉等各个方面都出现了新的转向。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一转向仍然在持续进行中，并且成为越来越显著的理论动向。持续40年的中国应用哲学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根源于我们身处其中的大变动的时代，这个时代在科技发展、社会变迁、人类交往等许多重要方面不断提出新的挑战，这成为应用哲学从而成为整个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活水源泉。可以说，应用哲学几乎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同步，这最终带来了当代中国哲学的根本改变。

注释

[1]关于如何理解应用哲学、部门哲学及其关系的问题，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全国应用哲学第十二次理论研讨会以“部门哲学与应用哲学的发展”为主题，这显示“部门哲学”和“应用哲学”两个概念不仅是不同的，而且可以并列使用。在此次会上也有学者针对会议主题阐述二者之间的关系时指出，应用哲学的存在有多种形式，部门哲学是应用哲学存在的基本形式，应用哲学的发展需要以部门哲学的发展为基础。也有学者主张以“部门哲学”取代“应用哲学”［曾祥云．论部门哲学的性质与特征．湘潭大学学报，2012（05）：107］。我们主张，就内涵而言，应用哲学与部门哲学存在交叉，前者肯定了哲学与其他学科结合的无限可能性，后者强调的是这种结合后哲学学科化的结果。但是，“部门哲学”容易产生歧义，是哲学内还是哲学外的部门？“部门”原本是一个表示具体事物之外延关系的实义词，用来描述某类哲学研究的属性并不合适，故在本书中，我们通常不使用“部门哲学”这一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