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透视经济危机的方式：劳动货币论批判

经济危机日趋严重的事实，使得任何掩盖其实质的理论都失去了价值。关于这场具体表现在流通领域内的经济危机的论战，不可避免地被推向有关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的争论中。马克思此时自然会将视角转向运用各种货币政策来消除经济危机的流行做法。^[1]在具体的理论切入点上，马克思选取了当时较为流行的蒲鲁东主义者达里蒙的观点：贵金属在流通和交换中的统治地位，是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源。具体而言，这种特权使银行将贵金属视为全部，并将其主要职能转向防止贵金属流向国外，而非满足公众对银行服务的需要。然而，公众对银行服务的需要，正是实际流通的需要，贵金属的缺失、流通需要的不足，影响了商品生产、交换和流通的正常秩序，进而产生经济危机。用劳动货币（劳动券和小时券等支付给工人用以证明其劳动时间的票据）打破贵金属的统治地位，实现产品之间的直接交换，就能消除经济危机。上述关于经济危机根源的谬误，必然会受到马克思的强烈批判。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分配关系的现实出发，批判了达里蒙通过流通领域的变更来消除经济危机的幻想，揭示出劳动货币论的实质和非现实性。

（一）劳动货币对消除经济危机的作用

首先来看达里蒙《论银行改革》一书的整体结构^[2]，以便于我们能够从中归纳出主旨观点。在这本200多页的小册子中，达里蒙以论述法兰西银行为制止贵金属储备不断减少的措施为起点，再通过剖析银行的运作模式、回溯银行流通简史和论证流通领域中的需求与趋势，指出法兰西银行的措施只是权宜之计。在此基础上，达里蒙从改革银行所承担的六种主要职能即清算、价格监管、直接信用、交换、货币发行及管理和保险出发，批判德·吉拉尔丹（M.de Girardin）关于“合理的银行”（la banque rationnelle）的论断，指明只有“人民银行”（la banque du peuple）所使用的劳动货币才能实现“好的交换”（bon d’échange）。由此可见，达里蒙银行改革论的要义就在于，推行劳动货币以消除经济危机并实现产品之间的直接交换。

达里蒙认为，不论是现时段的经济危机，还是周期性的商品危机，这一切的灾难，“都源于人们执着地维持着贵金属在流通和交换中的优势地位”^[3]。也就是说，银行根本不考虑实际中的流通需要即公众对银行服务的需要，只是在一味地维持金银等贵金属作为真正的流通工具和交换工具的地位。为了证明这一点，达里蒙列举了1855年4—9月中的6个时间点上法兰西银行的贵金属储备和贴现的证券（简称为银行券）总存额的对比变化，具体如下表1-1所示：

银行券总存额的增长表明流通的需要，即公众对银行服务的需要的增长。达里蒙指出，面对银行的贵金属储备减少量（14400万法郎）大于其证券总存额的增加量（10100万法郎）的状况，法兰西银行却随即采取保护措施，在10月4日和18日连续提高贴现率（从4%到5%再到6%）和缩短贴现期限（从90天到75天），通过上述增加流通领域中取得贵金属的难度的方式来减缓其外流速度。“我们从这些数字得出的首要教训是：一个按照现行原则组织起来的，即建立在金银优势地位上的银行，正是在公众最需要它服务的时候，缺乏为公众服务的行为。”^[4]当流通中所需的作为交换媒介的贵金属无法得到满足时，经济危机自然就产生了。至于银行的贵金属储备减少和证券总存额增加的原因，达里蒙将它们分别归结为谷物歉收从而必须从国外进口和1855年法国工业博览会期间举行的众多巨大的交易活动。

在达里蒙看来，法兰西银行所采取的上述保护措施及其导致的经济危机，将会引起公众代言人和银行之间的一场大的争论：前者指责后者因其对贵金属的垄断而造成信贷调节失衡，并最终导致商业停滞；后者则辩解防止贵金属外流是其首要职责，因为一旦失去了贵金属储备就什么都做不成。这场争论的实质在于贵金属是否是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米歇尔·舍伐利埃（Michel Chevalier）教授等公众代言人认为，金银就是商品，银行的贵金属储备的必要性不在于维护贵金属在交换和流通中的优势地位，而在于在紧急时期用来到国外购买急需的物品。而银行则宣称，贵金属不是商品，而是交换工具，它因此享有为其他一切商品规定法律的特权。从理论上说，解决这场争论并消除经济危机所带来各种不悦的关键在于，废除贵金属的特权并赋予其以商品和交换工具的双重属性。正如达里蒙所说：“只要做到下面这一点就够了：金银成为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或者，准确地说，一切商品都具有和金银一样的等级（由于同样的名义）而成为交换工具；产品确实同产品交换。”^[5]具体到实践层面，就是推行银行改革，建立人民银行和发行劳动货币，废除银行券对贵金属的可兑换性。一方面，劳动券或小时券在每一个产品上都标明了生产它所需的劳动时间，使全部的产品都具有了直接交换的属性，从而排除了产品转化为货币的困难，解决了产品的“自我实现”问题。另一方面，用劳动券直接反映产品所耗费的劳动，可以消除金银的特权地位和缺乏现象，从根本上消解经济危机的根源。

达里蒙的劳动货币论明显是继承了蒲鲁东的理论，后者早在19世纪40年代末就论述过贵金属具有作为交换手段的特殊职能的原因^[6]，主张废除货币和使用劳动券^[7]。到了19世纪50年代，蒲鲁东在《无息信贷》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无息信贷理论和银行改革的观念。他指出，作为君主理性安排和国家的某些执政者特殊意志的产物，货币的出现正是产生剥削的根源，它使得产品的直接交换变为间接交换，并产生了专门从事产品交换活动的商人阶层。他们为了追求货币而肆意提高产品的市场价格，从而使得劳动者无法用自己制造出来的某种产品的价值，从市场上买回等值的产品。产品的贷放更是一件坏事，它将导致人们在不失去产品所有权的情况下，反复出售同一产品。由于对整个社会而言，产品总是确定的价值，换言之，产品和资本是没有区别的。所以，资本的放贷（取息）也是一件坏事，它总是在积累利息的过程中不断回到其出发点，总能带来利润。要消灭剥削，改善劳动者贫困的状况，就必须消灭货币。最彻底且有效的办法是为产品做“标记”，按照生产它们所耗费的劳动量随时随地进行交换。为了做到这一点，蒲鲁东在成立人民银行时就设想按劳动货币进行交换，取消现存的货币形式和实行无息信贷。具体说来，由人民银行来收购小工厂和小作坊的全部产品、发放劳动券，劳动者凭借这种标明劳动数量的证券按需进行产品的直接交换。而实行无息信贷的好处就在于能使劳动者一下子免除总计约60亿法郎的额外支出，从而为和平合法地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包括经济危机）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基于对蒲鲁东和达里蒙之间思想传承的认识，马克思在批判达里蒙劳动货币论时，便不可避免地回到其“原本批判”的旧有模式。^[8]

（二）“蒲鲁东式的智慧的全部秘密”

对于达里蒙“蒲鲁东式的智慧的全部秘密”^[9]，马克思有着极为准确的认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达里蒙在试图解释经济危机的根源时，错误地将货币流通和信贷完全等同起来^[10]，混淆了它们各自的需要。银行贴现证券的数量及其波动，反映的只是信贷的需要，而非货币流通的需要；后者取决于完全不同的因素，即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和同一单位货币的平均流通速度，这是我们所熟知的经济学常识。平均而言，银行贴现证券数量的波动与货币实际流通中的波动之间所呈现出来的关系，不是平行的，而是相反的。证券总存额的增减能够完全表征信贷需要的变化，但货币流通需要的变化不完全是由贵金属储备的增减所反映出来的。依循达里蒙的论述思路，仅就证券总存额和贵金属储备来说，只需对达里蒙的统计论证简单地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实际情况的错综复杂性：一方减少，另一方增加；双方都减少，减幅却大为不同；双方都增加，但增加的额度大小不一。^[11]减幅和增幅的不同表明这两者既不是反比例关系和相互作用，也不是因果关系。统计论证无法给出产生上述状况的原因，反而留下了一大堆谜题。

再进一步来说，只列举贵金属储备栏和证券总存额栏是毫无意义的，“它们所反映的无非是并不需要用统计例证来说明的同义反复的事实：交到银行多少汇票，就从银行取出多少金属，银行的证券总存额中就增添多少汇票，银行的地库就失去多少金属”^[12]。如果要真实地呈现货币流通的需要和信贷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达里蒙就要在贵金属储备栏和证券总存额栏之外，再加上证券流通总额栏和存款总额栏，谜一样的事实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具体而言：（1）贵金属储备减少额小于证券总存额的增加额的情况，这是由贵金属储备同时再增加、部分银行券仍在流通而未被换成贵金属、银行券以存款或汇款的形式再次进入流通等多种因素造成的；（2）证券总存额减幅小于贵金属储备减幅或这两者的减幅都较小的情况，其原因在于人们取出存款或用证券兑换贵金属。通过上述合理的解释，也能得出一些新的结论，诸如：银行不一定非要通过增加银行券的流通数量来满足商业发展的需要；这种流通的增减并不与贵金属储备的增减相一致；银行不能控制流通手段的数量；等等。也就是说，达里蒙为解释经济危机根源而构建的银行金属基础（以贵金属储备为代表）与流通的需要（以证券总存额为代表）之间的对立，是根本不存在的；他并未找到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统计例证所得出的某种永恒性规律永远无法解释或取代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现实。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之所以谈论这件事情，是为了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蒲鲁东派的统计的和实证的例证的全部价值。经济事实并没有验证他们的理论，而是证明他们不会掌握和利用事实。他们利用事实的方式倒是表明了他们的理论抽象是怎样产生的。”^[13]在永恒与历史、抽象观念与经济事实之间，马克思选择的当然是后者。

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达里蒙的立论要点在于：银行为了维持贵金属的统治地位而导致它在外流严重时与流通需要发生矛盾，从而产生经济危机；只要劳动券取消贵金属的优势和银行券对贵金属的可兑换性，就能化解经济危机。他从三个层次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摘录和批判。

第一，贵金属的统治地位无须银行的刻意维持，包括谷物商人和银行等在内的任何经济主体的行为都要受到供求关系这一普遍经济规律的支配。当经济危机发生时，谷物商人的出发点是利用谷物的供需失调来获取最大利润，而不是满足公众的急需。为此，他们用自己的汇票兑现银行券，用银行券兑换黄金，用黄金换取外国的谷物，用谷物换取货币。银行在此过程中受到供求关系的支配，必须预先积累贵金属，以备在急需谷物时从外国换取；而外国接受贵金属以换出其商品就意味着，贵金属已经且必须维持其统治地位，与银行本身无关。

第二，贵金属外流与经济危机决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虽然制止贵金属外流的行为会加剧经济危机。导致法国贵金属外流的不仅有谷物歉收和工业博览会期间的交易活动，还包括蚕茧歉收、投机活动和战争等诸多复杂性因素。在考虑货币的情况下（即银行用来为公众的汇票进行贴现的银行券，是取得贵金属的凭证，也是取得国家的产品储备和直接劳动力的凭证），一方面谷物和蚕茧歉收以及可供交换的财富被固定到贵金属上，使得可被用以直接交换的国家财富绝对地减少；另一方面，法兰西银行提高银行券贴现的条件使得其数量无限制地增加，这些势必导致纸币贬值和随之而来的生产突然瘫痪。而在完全不考虑货币甚至产品的交换价值的情况下，法国也会处于普遍危机之中。谷物歉收所导致的其价格上涨意味着其余一切商品价格的下跌，因为购买其他产品的数额会随着购买谷物数额的增加而减少。产品价格的下跌就意味着它同正常生产费用所决定的价值的比值下降，从而造成生产部门的生产率降低；与此同时，产品的平均价格又是一切契约、债务等的基础，换言之，一切经济关系是以劳动的某种平均生产率为基础的。上述两种因素共同导致经济危机不仅波及谷物，还波及其他一切生产部门。更为重要的是，谷物价格的上涨也意味着贵金属同其他一切商品一起相对地贬值，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任何特权或统治地位都无法使贵金属免于贬值。“因此，在谷物严重歉收的情况下，大多数商品（包括劳动）的跌价以及由此产生的危机，不能简单地归咎于金的输出，因为即使本国的金根本不输出，外国谷物根本不输入，跌价和危机还是会发生的。危机只是归结于供求规律……金的输出不是谷物危机的原因，而谷物危机却是金的输出的原因。”^[14]

第三，经济危机的原因决不是银行券可兑换贵金属，更不能通过废除这种可兑换性来加以防止。1809—1811年英国经济危机时发行的正是不可兑现的银行券，就能够充分证明上述论断。在调和公众代言人和银行之间的争论时，达里蒙肤浅地认为通过发行劳动券的方式以废除贵金属的特权和银行券的可兑换性，就能够消除经济危机。这种论调的重要前提是银行可以凭借其对贵金属储备的垄断而绝对地控制货币市场和信贷，但实际上银行调节信贷的权力是有条件的且受限制的，它只有当私人“贴现业者”完成贴现即终止调节信贷权力时才开始。更为重要的是，废除贵金属特权等同于将一切商品都提高到贵金属才享有的统治地位，用劳动券取代银行券和废除货币的办法却是将全部商品都变成货币并赋予其以货币的特性，这种做法已经表明了其荒谬性，它所提出的条件本身已经决定着它不可能被解决。任何特殊的交换工具或一般等价物所造成的不便必然会重复出现，由此就产生一个实际的问题：资产阶级交换制度本身是否需要一种特殊的交换工具？它是否必然会创造一种一般等价物？“达里蒙竭力回避这个问题本身。要废除货币而又不要废除货币！要废除金银由于作为货币这种排他物而具有的排他的特权，但是要把一切商品变成货币，也就是说，要使一切商品都具有离开排他性就不再存在的属性。”^[15]

（三）劳动货币论的错误前提与非现实性

综合以上分析，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从历史上来看，变革现存的生产关系及构筑于此之上的社会关系，是改变流通关系的前提；仅改变流通工具或流通组织，不能改变生产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分配关系。达里蒙错误地将上述关系颠倒了过来，认为建立人民银行并发行劳动货币，不仅能够废除贵金属基础，而且会创造出新的生产条件和交往条件。“这种学说自然一开始就是站不住脚的，这种学说提出一套流通把戏，以图一方面避免这些改变的暴力性质，另一方面要让这些改变本身不是成为改造流通的前提，而相反地成为改造流通的逐步产生的结果。”^[16]基本前提的荒谬足以表明，达里蒙不了解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流通关系之间的内部联系，因而无法掌握经济危机根源于社会生产的内在矛盾而非流通领域。

不可否认的是，上述历史上的例证并不具有普遍性的决定性意义。在资产阶级社会以前的社会形式中，财产的积聚与流通的发展程度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既因流通的缺乏而加快，也因流通的易于进行而加快；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流通成为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流通组织（现代信用设施）和流通工具（信用货币）与资本积聚互为因果。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是改变作为流通工具的货币的形式，如用劳动货币取代信用货币，就能够消除因（在货币范畴上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固有矛盾而产生的经济危机。在包括金属货币、纸币、信用货币、劳动货币等在内的货币的不同文明形式中，后一种可能消除前一种无法克服的缺点以更好地适应不同阶段的社会生产；但是，只要它们作为货币形式也就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而存在，其固有矛盾就无法被消除。正如雇佣劳动具体形式的改变不能消除其本身缺点一样，任何货币形式都不可能消除货币关系的固有矛盾，而只能以不同的形式承载或反映着这些矛盾。

除了基本前提的谬误外，劳动货币论的最大弊端在于它的非现实性。马克思此时不再单独讨论达里蒙的劳动货币论，而是蒲鲁东所代表的整个蒲鲁东主义的劳动货币论。在他看来，劳动货币论的非现实性首先表现为没有认识到可兑换性与不可兑换性、相对贬值与相对升值的辩证关系。名义价值与实际价值是否一致，取决于它们的实际可兑换性即可交换性；它们实际的互相平行运动和互相交换，就是兑换。可兑换使金银等贵金属成为以它们命名的任何货币形式（纸币和信用货币）的实际价值尺度，不论这种货币在法律上是否可兑现。不可兑现的货币形式也具有可兑换性。就英国在经济危机时发行的不可兑现的银行券来说，可兑换性表现在用金属货币命名的信用货币和金属货币之间的日常交换上。此时，金属货币是由自己来命名的，其名称不是一种价值的名称；它们不是以某个第三种商品来估价的，而只是表示自身物质的可除部分。“因此，金在名义上是不可能贬值的，这不是因为只有金才表现可靠的价值，而是因为金作为货币所表现的根本不是价值，而是自身物质的一定量，它在自己额头上标明的，是自己的量的规定性。”^[17]受金属货币名义上不可贬值的迷惑，人们（包括达里蒙等蒲鲁东主义者在内）普遍只会片面地看到金属货币在危机中的相对升值，而没有看到金属货币在价格暂时普遍上涨时已经相对贬值了。这是一个典型的三段论推理：可兑换性要求货币成为一个价值符号，即让它和一定量的第三种商品等同（大前提）；等同意味着它已经包含着作为其对立面的可能的不等同（小前提）；可兑换性“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其对立面的不可兑现性，升值“潜在地包含着”贬值（结论）。金属货币的相对贬值总是大于相对升值，要预防货币的周期性重复贬值，也就是达里蒙所说的废除贵金属对货币的特权，就要取消价格的涨落。取消价格的涨落就是消灭价格即废除交换价值，为此就要废除与资产阶级社会组织相适应的交换，而这又意味着要在经济上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革命。由此可见，“改造”银行或建立“合理”的“货币制度”不能消除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病。

劳动货币论的非现实性其次表现为劳动货币的不可兑现性，后者是由劳动货币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不相容决定的。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现在生产它的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是它已经包含的劳动时间，即过去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生产某种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是不固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降低，会使得生产某种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缩短或增加。使用劳动货币，不论是金劳动货币还是纸劳动货币^[18]，必然使商品交换更加混乱。在金劳动货币中，一定量的金所包含的是过去的劳动时间，而劳动货币代表的则是现在的活劳动时间。假定一磅金是20小时劳动的产品，有可能后来生产它只需10个小时。过去的一磅金同现在的一磅金相交换，等于过去的20劳动小时同现在的10劳动小时相交换，这显然是矛盾的。只有在劳动小时的生产率始终不变的情况下，金劳动货币才能够保持可兑现性，这显然是不现实的。由于生产费用的不断降低和活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因而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不断减少，金劳动货币不可避免地不断贬值。同样，随着劳动小时生产率的不断提高，纸劳动货币会不断地升值并积累下来，以这种货币形式订立的契约、债务和固定负担等也会不断地积累。其后果是：“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使非劳动者得到好处，另一方面，以前缔约的债务负担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同步增长。”^[19]这样看来，推行纸劳动货币并没有实现蒲鲁东主义者设想的使工人从自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得到快乐，反而进一步恶化了工人创造他人财富和不断自我贬值的状况。

劳动货币论的非现实性最后表现为没有正确理解交换价值（实际价值）与价格的实际差别。价格是用货币来表现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但这不是交换价值与价格的实际差别，而是它们名义上的差别，即实和名的差别。导致它们的实际差别的原因在于决定交换价值与价格的因素的不同：前者取决于劳动时间，后者则取决于供求关系。具体而言，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实际价值，只是它的平均价值，而商品的市场价值（价格）总是高于或低于其平均价值；市场价值的不断波动也就是与自身的不相等，而不是与作为第三种物的实际价值相等，决定着它最终平均化为市场价值。^[20]同样，由于劳动时间的生产率的变化，实际价值也在发生变化即自我否定，从而使商品的实际价值同其自身规定性产生矛盾，出现贬值或升值。交换价值与价格的实际差别意味着作为价值决定要素的劳动时间不可能同时成为表现价格的要素，否则就会产生矛盾和混乱，即劳动时间同时是决定者和被决定者，同时和自身相等又不相等。作为价值尺度的劳动时间不能充当对价格进行比较的材料，只能观念地存在着。此时，需要有另一个作为尺度的第三种商品（往往是货币）而不是劳动时间来衡量交换价值与价格的实际差别，而这个尺度就成为交换价值与价格的名义差别的表现。换言之，交换价值与价格的实际差别决定着它们的名义差别，而不是相反。蒲鲁东主义者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上述关系，误认为只要取消了交换价值与价格的名义差别就能消除它们的实际差别和矛盾，进而消除资产阶级的一切危机和弊病。毋庸赘言，劳动货币论不仅因其非现实性而无助于消除交换价值与价格的矛盾，还会带来更大的矛盾与混乱。^[21]在劳动货币论批判已经过渡到对交换价值、货币和价格以及它们的本质的分析上时，马克思接下来自然要讨论货币的本质和产生问题了。^[22]

---

注释

[1]在英国，经济危机的原因被归结为没有增发货币来刺激消费而导致的购买力下降。李嘉图货币数量理论及依照它所作制定的1844年银行法成为英国经济学界批判的对象，因为这一学说主张货币本身没有价值，货币的购买力取决于银行发行货币的数量，其数量越多，所代表的价值就越小，商品的价格就越高。在法国，蒲鲁东将经济危机归结为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而造成的生产过剩，他们主张使用劳动货币来实现产品之间的直接交换。蒲鲁东主义者达里蒙尽管在《论银行改革》中将经济危机归因于其他因素，但用劳动货币来消除经济危机的做法是与蒲鲁东相一致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笔记本I中批判达里蒙时没有提及“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这一重要命题，而是在笔记本IV中做了相关分析。（关于马克思对蒲鲁东这一命题的看法，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拙作：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哲学的贫困》与《贫困的哲学》比较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60.）此外，马克思运用“追根溯源”方式批判达里蒙劳动货币理论主要体现在批判劳动货币的非现实性上；而且，他在批判达里蒙时也顺带提到了英国人的做法。

[2]《论银行改革》一书共分为正文和附录两个部分。其中，正文部分除导言外，共计十四章，分别是：“第一章 法兰西银行的措施；第二章 银行运作；第三章 银行流通简史；第四章 需要与趋势；第五章 权宜之计；第六章 银行清算；第七章 银行价格监管；第八章 银行直接信用；第九章 银行交换；第十章 货币代理行；第十一章 银行保险（担保）；第十二章 合理的银行；第十三章 人民银行；第十四章 结论。”（M. Alfred Darimon. Réform des Banques. Libarie de Guillaumin et CIE. Paris，1856：212.）

[3]同①1-2.

[4]M. Alfred Darimon. Réform des Banques. Libarie de Guillaumin et CIE. Paris，1856：3.

[5]M.Alfred Darimon. Réform des Banques. Libarie de Guillaumin et CIE. Paris，1856：7.

[6]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指出，金银等贵金属作为货币及拥有这一特权的原因在于它是价值已经构成的第一种商品，其过程是：金银在宗法时期就已经比其他商品显现出优势，并逐渐占据支配地位；随着君主逐渐占有贵金属并在上面打上自己的印章后，贵金属便成为货币这种最优越的（par excellence）商品；交易中的任何动荡都无法改变这种商品所保持的、在各种支付中被人们所接收的一定的比值。总而言之，“金银除了它所具有的金属特殊性能外，还因为它本身开采困难，特别是由于国家所作的干预，所以很早以来便成为一种具有稳定性和确实性的商品”。从这点来说，作为货币的金银的价值不是任意规定的，而是按照一定的比值执行支付手段的功能。这种价值尽管有可能会不断改变，但是绝不会像别的价值那样发生贬损。[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余叔通，王雪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06-110.]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批判达里蒙时曾评论：“无论如何也不能附和蒲鲁东，说什么危机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只有贵金属同其他商品相对立而具有可靠的价值；这是因为，仔细考察一下，谷物价格的上涨只不过意味着必须拿出更多的金银来交换一定量的谷物，也就是说，金银的价格同谷物的价格相比下跌了。因此，金银和其他一切商品一起，同谷物相比贬值了，任何特权也不能保护金银免于贬值。金银同谷物相比的贬值和谷物价格的上涨是一回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

[7]蒲鲁东在1848年所写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信贷组织》和《社会问题概观》等著作中指出，王权、所有权和货币所构成的社会问题的三位一体，是社会变革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从经济层面上解决这一问题，是通过成立交换银行（人民银行）来实施无息信贷，并把用以交换的产品全部折算成劳动券，人们凭借劳动券各自获得所需的、与自己的产品完全等值的产品，从而实现全部社会产品的直接交换，消除通过货币进行间接交换所带来的贫困、剥削、奢侈等一系列恶果。

[8]同样，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批判蒲鲁东的劳动货币理论时，也明显带有这种“原本批判”旧有模式的痕迹。众所周知，劳动货币理论和制度的最早创立者是欧文、约翰·布雷和约翰·格雷。欧文认为，劳动是自然的价值尺度，货币是人为的价值尺度，正是后者破坏了等价交换原则并用商业原则来替代它，进而使剥削成为可能。因此，要改革已有的货币制度，建立劳动公平交换市场，直接用劳动时间衡量产品的价值。约翰·布雷指出，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劳动和交换的性质要求交换双方的利益必须相等，这种平等交换的原则必然会引起普遍劳动。在平等和公平的交换制度下，一切产品的价值都会由生产它们所消耗的费用总和来确定，相等的价值经常会换得相等的价值。约翰·格雷主张各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由中央银行通过其支行来确定，生产者从银行中领换取其产品的正式价值凭证，即换取表明其产品包含多少劳动时间的收据。上述三者的理论共同构成了蒲鲁东劳动货币理论的思想渊源，马克思正是从批判他们出发来批判蒲鲁东的。

[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

[10]马克思在这一结论后面还加上这一段话：“附带指出，无息信贷无非是财产就是盗窃这一论点的虚伪的、市侩的、怯懦的形式。不是让工人从资本家那里夺取资本，而是让资本家不得不把资本交给工人。”（同①70.）这是马克思“原本批判”旧有模式及一般手法的又一个直接证据。

[11]马克思在此饶有兴致地详细对比了4月12日至5月10日、5月10日至6月14日、6月14日至7月12日、7月12日至8月9日、8月9日至9月13日这几个时间段的银行贵金属储备和证券总存额各自的变动情况。具体内容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64.

[1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

[13]同①65.

[1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8.

[1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4.

[16]同①69.

[17]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1.

[18]劳动货币，简单说来就是给商品简单地加上劳动时间的符号，这种符号如果用金来代表就是金劳动货币，用纸来代表就是纸劳动货币。

[1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4.

[20]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不是由于抽象的同一性，而是由于不断的否定的否定，也就是说，是由于对作为实际价值的否定的它自身的否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5］。

[21]“小时券和一切商品相反，代表一个观念上的劳动时间，这个劳动时间有时交换较多的实际劳动时间，有时交换较少的实际劳动时间，并且在纸券上取得一种和这一实际不等相适应的、独立的、特有的存在。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流通手段和尺度，又会作为个体化的、遵循自身规律的、异化的东西和商品相对立，也就是说，它具有现在的货币的一切属性，而不提供这种货币的服务。但是，由于比较各商品即各对象化劳动时间量所用的手段，不是一个第三种商品，而是这些商品本身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本身，所以混乱就更严重了。”（同①87-88.）

[22]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中虽然放弃从批判劳动货币论到分析价值、货币和价格的做法，但他并没有停止对劳动货币论的批判。比如，在谈到商品作为交换价值或价值本身的规定及其关系的发展，从而导致货币制度及其之下产品交换的矛盾时，马克思再次批判了用劳动货币解决上述矛盾的错误做法。笔者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对这些内容详加讨论，在此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