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判中建构“新哲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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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真正的社会主义”与赫斯的关系

毫无疑问,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中,马克思、恩格斯在一定意义上是和费尔巴哈、赫斯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回击布鲁诺·鲍威尔、施蒂纳和卢格等人,这是他们思想中具有相同或相似之点的体现;但如果仔细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以及同一时期他们各自的著述,也可以发现,他们的思想之间实际上同时已经有了差别甚至分歧,这也是不应讳言的。事实上在第二卷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分析这一思潮的哲学基础,就涉及其思想同费尔巴哈和赫斯的思想分歧点。

从青年黑格尔派转向共产主义的成员,一般都肯定德国哲学,尤其是费尔巴哈的哲学,必然要导致共产主义的结论;不仅赫斯等人是这样理解的,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也是如此。马克思在1844年8月11日给费尔巴哈的信中提到他的《未来哲学原理》等著作所产生的影响时,就写道:“在这两部著作中,您(我不知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这一概念,如果不是社会这一概念,那是什么呢?”[1]而恩格斯在1845年2月还写道:“我所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德国当代最杰出的天才的哲学家费尔巴哈博士宣布他自己是共产主义者。”[2]由此“德国的哲学家(费尔巴哈是他们的最杰出的代表)和德国工人(以魏特林为代表)的联盟……就快要实现了”[3]。恩格斯正是将这一事实看作是哲学理论与工人运动的实践相结合的开端。

马克思自觉地表明和费尔巴哈的分歧并对他的观点进行批判是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始的,虽然这还是一份供日后进一步研究用的一些概括性的提要,然而正是其中的一些基本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以完整的体系的形式再现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所犯的错误,表现在最近发表的文章里,他借助于“社会的人”这一概念,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这样就使共产主义成为空洞的范畴。至于费尔巴哈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的全部推论,无非是要证明人与人有着相互的需要,因此人是社会的人,并且由此肯定承认这一观点的人,就是共产主义者。他们进一步指出,费尔巴哈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不过是从他的抽象的人性理论所得出的结论,而且他“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之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4]。因此,在费尔巴哈那里,即使是对现实的批判,也只是限于用这种抽象的人的本质去与现实的人对比,当他看到现实的人是大批患肺痨病的贫民,而不是健康的人的时候,为了解决抽象的人与现实的人的矛盾,便只有诉诸“类的平等化”等。所以“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5]

按一般的说法,“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以费尔巴哈和赫斯的观点为其哲学基础的,然而仅仅指出一个派别的哲学基础还是远远不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松散的结构表明,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并不是一个一下子形成的统一完整的流派,这一思潮内部并不一致,它分裂成集合在某一报刊周围的许多小集团,集团内部各成员之间观点也有差别。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论著鉴于“真正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的批判对象,对其往往采取轻蔑的态度,任意讽刺、挖苦和指责,认定其哲学基础、社会理想、思考方式与政治主张一无是处,用一种非此即彼、完全不能融通的方式处理当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与这一派别的关系。然而,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克思、恩格斯是在什么意义上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及其政治立场的?哲学基础与政治立场是天然一致、一一对应与相互表征的吗?这直接关乎客观地理解和分析赫斯在这场批判中的特殊处境和独特作用。

1844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使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成为德国思想变革中非常时髦的口号。在当时德国社会中,封建统治和资本的作用错综复杂,还有一个新的情况,使得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注意到,费尔巴哈和赫斯的思想已经通过格律恩等人形成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潮。很多人高举爱和博爱的旗号,认为自私、利己和孤独应为爱和博爱所取代,用爱与利己主义相抗衡。基于这种认识,他们不承认政治活动的必要性,把争取社会改造的斗争同政治活动对立起来,拒绝坚决的革命;他们把世界主义同独特的民族主义奇特地结合起来,设想某一国家可以避免某一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省却了要走漫长的实际的道路”,比如,主张德国就不应重复法国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分析这股思潮时指出:“它所关心的既然已经不是实在的人而是‘人’,所以它就丧失了一切革命热情,它就不是宣扬革命热情,而是宣扬对于人们的普遍的爱了。”[6]这种用人类之爱去代替无产阶级为争取自身解放而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思路,在德国的知识界有相当大的影响,甚至很快渗透到一部分旅法与旅美的德国工人组织中。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以科学社会主义去武装工人的思想,使无产阶级理解自身的历史使命,并且组织起来向旧世界宣战,就必须要清除这种想法。

马克思、恩格斯还注意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格律恩的著作要点都是以自己的方式转述赫斯的思想,但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别。如果说赫斯的著作在促使德国知识界去注意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理论上,还曾经起过一些作用的话,那么经过以后不断地重复和转述,到了格律恩那里,已变成为无稽之谈了。马克思、恩格斯责问道:“格律恩先生是否把他在赫斯和其他作者那里读到的东西正确地抄写下来了呢?”[7]这表明,他们还是将赫斯作为一个先行者与后来那些已经因反复咀嚼变得枯燥无味的,而又不时渗入一些虚幻的想法的格律恩的思想加以区别的。

特别是在赫斯执笔的批判库尔曼的部分,有一段文字颇值得注意:“我们这位先知用真正的田园诗的笔调描绘从现在的社会孤立状态向团体生活的过渡。……他把已经在所有文明国家中成为严峻的社会变革的先驱者的现实社会运动,变为安逸的、和平的改变,变为宁静的、舒适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世界上的一切有产者和统治者可以高枕无忧了。对唯心主义者来说,现实不过是现实事件的理论抽象,不过是这些事件的观念象征,而现实事件只不过是‘旧世界走向灭亡的象征’。”[8]有的论者猜测这段话可能出自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笔,但不管这样,它表明了他们与赫斯在这方面的意见是一致的,即主张社会革命而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改良相对立。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时,仍然与它的理论来源的奠基人——赫斯在一定的范围内保持着联盟。同时,赫斯参与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撰写工作,也表明了他对自己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一种反省,这就是说,赫斯力图克服自己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幻想。

很清楚,马克思同“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包括作为其哲学基础的费尔巴哈和赫斯思想的分歧,并不在于后者运用了“哲学-伦理的阐释方法”或人道主义尺度,而在于他们使这种方法、尺度与“现实运动”、与“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各生活领域”的经验事实相分离;并不在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谈论人、人道主义或人的本质,而在于他们“始终一贯”地把“各个具体的一定的个人”变为“人”,“把各个具体的一定的个人间的关系变为‘人’的关系”[9]。很显然,作为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不同派别,议题、主旨上的相同是可能的。这也正是赫斯思想作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哲学基础,但他本人仍被马克思利用来批判同属于这一思潮中的贝克尔、库尔曼和卢格等人的缘由。

后来事态的发展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也给赫斯很大触动和影响,他真诚地认同这种批判是公正的,在1846年7月1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他指出:“我完全同意你对共产主义著作界的看法”,“现在必须论证共产主义的追求的历史前提和经济前提,否则不能铲除所谓‘社会主义者’,不能铲除一切花朵的敌人”[10]。不仅是赫斯有这样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实际上引起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很多成员的反省甚至转变,其中一些人如魏德迈、德朗克、沃尔弗、弗莱里格拉特、沙佩尔、莫尔、布鲁诺·鲍威尔、艾韦贝克等都程度不同地接近甚至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和思路。特别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又通过《共产党宣言》等作品继续对这一思潮的批判,使差不多所有著名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都完全抛弃了自己的理论而成了德国民主革命的领袖。比如,格律恩成了普鲁士国民议会中的左派,克利盖成为民主派中央委员会成员,而吕宁、雷姆佩尔、泽米希则领导着地方上的民主派。

通过对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赫斯与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的甄别,我们感到,包括苏联、东欧和我国在内,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对这一思想关系的性质鉴定是不准确的,甚至是根本错误的。非此即彼地看到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潮之间的关系,在一个流派的帽子底下,抹杀了被归入这一派别的各个思想家之间的差异,采取简单化的方式处理思想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其实无助于了解这一派别的真实情况与复杂内涵。那些否认赫斯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上是一种思想合作的种种判断,基本上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做出的,那时“哲学的党性原则”和“两个转变”的思路仍是解释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时普遍采用的模式,它认为对于一个思想家或哲学派别来说,哲学思想与政治立场之间具有一一对应的表征关系,而到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时候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完成了哲学思想上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政治立场上由革命民主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这种解读方式把经过德国古典哲学浸润、锤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定为单纯向18世纪“一般唯物主义”的回归,根本无视它之中包含着的其他复杂的思想因素,包括为唯心主义所抽象地发展了的主体性思想、人道主义尺度和自由解放学说,进而把它与其他思想体系截然对立、严格区别开来。其实这种模式所“构建”的马克思主义远没有达到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高度,处于“前马克思”的思想水准。现在是还历史原象、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内涵的时候了。


注释

[1]马克思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44年8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

[2]恩格斯.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594.

[3]同②595.

[4]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0.

[5]同①.

[6]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37.

[7]同①581.

[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639.

[9]同①536.

[10]Moses Heβ an Karl Marx(1846 July 18)//Moses Heβ.Briefwechsel. S-Gravenhage,1959: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