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判中建构“新哲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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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人格化了的批判即作为主体的批判

布鲁诺·鲍威尔在对费尔巴哈哲学予以定位之后,进一步强调了批判和批判家的功能:“批判和批判家们在其存在的时候就支配并创造了历史,甚至他们的敌人以及现代的一切运动和活动都是他们的创造物,只有他们才是执掌大权者,因为力量就在他们的意识中,因为他们是从自身中、从自己的行动中、从批判中、从自己的敌人中、从自己的创造物中吸取力量的;人是靠批判的行为才获得解放的,因而人们也是如此;人是靠批判的行为才被创造的,因而人们也是如此。”[1]

这段表述特别值得深究。在这里,布鲁诺·鲍威尔把批判家与批判并列,似乎表明它们之间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主体与行为、活动的关系,而是认为它们本身就是两个完全不同、彼此分立、独自活动的主体。批判家是不同于批判的一个主体,批判是不同于批判家的另一主体。批判家有秉持或执行批判的义务和功能,然而由于他本身是现实中的人,因此他完全可能偏离甚至背叛批判;而只有批判,体现精神本质的批判,即纯批判,才永远是真正的批判。这种人格化了的批判,即作为主体的批判,就是《神圣家族》所责难的那种“批判的批判”。“批判和批判家在其存在的时候”,即批判家忠实地执行了批判功能、二者合为一体的时候,“就支配并创造了历史”。“当他们”不“存在的时候”,即分离的时候,就不能做到这一点;而“只要他们存在的时候”,他们就按照自己的方式“创造了历史”。

批判和批判家结合在一起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量,能成为执掌大权者,在布鲁诺·鲍威尔看来,是因为力量就在他们的意识中,他们可以“从自身中和从批判中吸取力量”。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其内部,即在“自身中”、在“批判中”有什么东西可资“吸取”呢?除了被强行“投归”到观念中的“实体”这个范畴以外,能够“吸取”到别的什么东西吗?这是为唯物主义者所无法理解,最终也无法证明的。但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也看到了,批判“从批判中”“吸取”“力量”这种说法,吐露了一个秘密,即“人是靠批判的行为才被创造的,因而人们也是如此”,就是说人是通过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活动来表征自己的存在、自己的本质的。马克思、恩格斯不能认同布鲁诺·鲍威尔的是:其一,他把批判的行为诠释为纯精神的活动,而不是人们现实的生活过程、感性的生活本身;其二,他把批判的行为诠释为“是依靠完全另外的一些行为而存在于批判之前的那些人们的一种行为”,就是说不同主体之间的批判行为存在等级上的区分,有普通人的一般的批判与“存在于这种批判之前”的“另外的一些人”的“高级”的批判之分野,其中后者是前者的来源、目标和归宿。毫无疑问,在布鲁诺·鲍威尔看来,他本人就是通过“批判”,即通过自然发生(generatio aequivoca)而来到“世界,从世界又到世界”的。对此,马克思、恩格斯讽刺说:“也许这一切都不过是《创世记》中下面一段故事的另一种解说吧:亚当认识了也就是批判了他的妻子夏娃,而她就怀孕了,云云。”[2]


注释

[1]Bruno Bauer. Charakteristik Ludwig Feuerbachs. Wigand’s Vierteljahrsschrift, 1845(3).

[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