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称谓的提出及其内涵的演变
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提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称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称谓最初是指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以及党的理论创新的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又不断增加了许多新的思想内容。从整体性的视角来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90多年理论创新成果的总称。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称谓提出的背景及缘由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党还处于幼年时期，还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因此，在指导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曾经先后出现过陈独秀右的错误，以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内连续三次“左”的错误，这些错误都曾经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机械照搬照抄苏联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条条”，其后果是不但不能很好地消化和吸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也使马克思主义这一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难以在中国这块古老的东方土地上生根、开花和结果。其原因在于，即使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如果不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只能是空洞的理论，不能发挥其指导实践的作用。
第一，党在不断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深切地体会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初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他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他还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应当说，这是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思想的最初表达。
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题为《论新阶段》的主题报告。毛泽东首先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就是要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要把马列主义当作行动的指南，而非教条。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2]为此，他号召全党更加普遍、深入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最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3]这段经典性的论述说明，一方面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另一方面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民族特点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用中国的语言和表达形式表现出来，使其体现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的号召得到了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赞同。其中，张闻天在《组织工作要中国化》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方法是国际性的，但我们是在中国做组织工作，一定要严格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特点，正确认识这些特点，再来决定我们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工作方法。我们要的是国际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我们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不仅要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而且要在民族环境中来实现这些原则。”[4]刘少奇也认为，共产党员应该“研究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本国无产阶级所处的各方面情势的特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5]。“是要像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那样，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解决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中的各种问题。”[6]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进一步明确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
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方面，还需要进行理论上的创新。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做的题为《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讲话中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7]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对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做了发挥，他指出，“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8]，必须“依据历史进程每个特殊时期和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环境及条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独立的光辉的补充”[9]。张闻天也指出：“问题在于要使普遍规律同我们的实际相结合，使马列主义理论得到发展。”[10]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等党的早期领导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总结革命经验，使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创造出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提出奠定了重要基础，或者说，两个概念的提出和使用相辅相成。
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1938年夏天，毛泽东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出自己的“主义”。他在给抗大学员做报告时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提出的，我们要出自己的“主义”。在另一次会上，他又提出，要达到政治目的就要突出政党，提出主张，建立主义。毛泽东的思路非常明确，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中国革命丰富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主义”，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新马克思主义”。[11]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强调“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同时，提出要“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12]的任务。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13]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善于应用”，指的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而所谓“理论性创造”，就是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提出自己的“主义”，创造出合乎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年3月，他又指出：“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14]这里所说的“创造些新的东西”，就是要形成体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又符合中国国情、能够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新的理论。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发展，党和毛泽东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分析、研究和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另一方面又在酝酿提出中国革命的新的理论。
第二，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逐步由小到大，由弱变强，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广大人民群众迫切需要了解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以及对未来中国前途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也需要举起自己的旗帜，提出自己的“主义”，领导全国人民坚持抗战。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日趋激烈。1938年12月，张君劢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主张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他提出，在目前阶段中，“既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涂，而不必出以灰色与掩饰之辞”[15]。国民党所谓的“理论家”叶青也公开主张：“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的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从而组织一个党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也就不必要了。”[16]蒋介石也在1939年9月发表了《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长文，提出“以党治国”“以党建国”的主张，实际上就是以国民党来“管理”一切并负起责任，以三民主义为最高指导原则，立即建设一个新中国。我们的希望，是要使抗战胜利之日，即为建国完成之时。[17]很显然，蒋介石的用意就是以三民主义对抗中国共产党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树立国民党的绝对权威。
为了争取抗战胜利之后的有利态势和主动地位，1943年3月，国民党又出版了以蒋介石名义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公然宣扬“一个中国”（中华民国）、“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领袖”（蒋介石），歌颂封建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公开提出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主张，主要是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党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为了反击国民党在思想领域的反共、反民主的宣传，也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中国共产党将对自己领袖和思想主张的宣传提到重要地位。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连续发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些著作中，论述了新旧三民主义、新旧民主主义以及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与联系。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上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同时，也开始系统地提出自己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和理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直致力于践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纲领，第一次国共合作能够形成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即最低纲领与新三民主义“基本上相同”[18]。因此中国共产党人才宣布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即使是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之后，中国共产党人也没有否定和抛弃三民主义，而是一直致力于实现三民主义的纲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无论如何，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基本上完成以前，新三民主义是不会被一切有良心的人们放弃的……如果说，一九二七年反动之后，还有许多真三民主义者继续为中国革命而奋斗，那末，在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今天，这种人无疑将是成千上万的。我们共产党人将始终和一切真诚的三民主义者实行长期合作”[19]。但是，中国共产党人除了民主革命的纲领，还有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只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将来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文章中，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的主张，提出了自己的“主义”。
在党的七大前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称谓即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以此来指称自己的理论和主义。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提出
根据已有材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与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是同时提出的，同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称谓的提出也与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深化相联系。
1942年2月，张如心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提出并使用了“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概念。他指出：“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20]从目前所查阅的资料来看，张如心是最早提出并使用这一概念的人。
1942年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一文，也提出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概念。他指出：“今天我们党已经积累下了丰富的斗争经验，正确地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精通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21]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22]“它是创造的马克思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23]
1943年11月10日，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中也使用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概念。他指出，“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24]。
1945年4月23日，朱德在党的七大上指出：“毛泽东同志以火焰般的热情，关怀中国人民的被压迫，并信任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信任人民群众的力量，信任人民群众的胜利，形成着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特出明哲和特出灵活的智慧而以不屈不挠的钢铁的意志，大无畏的勇敢，不知疲倦的工作，组织我们的党，组织我们的人民，和各种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作了不调和的斗争，率领着我们党和我们人民，向民族及人民的敌人冲锋陷阵和绕路前进。”[25]朱德在演说中不仅使用了“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的提法，而且对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做出突出贡献的毛泽东做了很高的评价。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并不存在所谓的个人崇拜问题，而主要在于回击国民党所谓的“一个领袖”的宣传。朱德还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伟大的中国革命长期艰苦斗争中创造了中国革命的政治理论，中国革命的实际政策。这个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的代表便是毛泽东同志，这是中国式的马列主义，这是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环境的新的发展和创造。”“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所创造出的中国马列主义，即毛泽东主义。”[26]
同样，在党的七大上，周恩来指出：“我们还是依靠了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他指示了我们以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他教育了我们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学说，他领导了我们经过中国革命三个历史时期，创造了伟大的革命力量，经历了无数次革命斗争，克服了无数次艰难困苦，达到了今天的初步胜利。”[27]
在党的七大上，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做出最多论述的当属刘少奇。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使用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对毛泽东思想做了科学的概括和全面的论述。他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8]“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29]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依据历史进程每个特殊时期和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环境及条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独立的光辉的补充，并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和中国的特殊条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群众与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战斗的武器”[30]。毛泽东“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31]。与党的其他领导人只是一般地使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不同的是，刘少奇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论述。
1945年6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的社论，指出，“经过二十四年三次革命战争的考验，我们党创造了这个完全适合国情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32]。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与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几乎是同时提出并使用的，除了这样两个概念以外，党的七大前后，还有毛泽东主义等等提法，当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实际上都是同义语，都是用来指称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主义”，都是用来命名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因此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至于为什么后来没有坚持使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而更多地使用了毛泽东思想，主要在于后者更能体现中国革命理论的特质和中国特点。也应该指出的是，在党的七大文献以及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两个概念是同时存在的。
此外，党的七大前后，对于毛泽东的宣传和歌颂在党的历史上的确是空前的。其原因一是经过延安整风，全党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二是为了回击国民党所谓的“一个主义”和“一个政党”的宣传。因此，不能简单地把这一问题称为个人崇拜，这不符合历史事实。然而，当时的宣传也确实存在着比较突出的问题，那就是没有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忽略了党的其他领导人的贡献。历史地看，在当时要做到这一点是不现实的，这种情况也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内涵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文件中，不再提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关于这一问题，学界有相当详细的论述和考证，这里不再赘述。与此同时，也鲜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在党的文件中，也只是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概念。
改革开放以来，首先是学界，继而在党的文件中，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因此，也就重新出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称谓。不过，其内涵已经有了新的变化。
1992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使用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指出：“我们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工人阶级先锋队。马克思主义是深深根植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33]党的十四大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在这一时期，我们党的创新成果被称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1993年11月2日，江泽民同志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3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十五年来，我们党在理论上取得的最大收获，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34]这一段论述，既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称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又阐明了其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1997年，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了邓小平理论的概念。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35]很显然，此时所讲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指毛泽东思想，而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党对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创新理论。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确定下来。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从总结80年党的历史的角度，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36]与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不同，这一讲话中使用的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无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其内涵都是相同的，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作为这一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继邓小平理论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又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在党的十六大上将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2003年，胡锦涛同志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目标和宏伟蓝图而奋斗的根本指针。”[37]这里所说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就是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有了新的思想内涵。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新的理论成果。党的十七大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有机整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2008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在讲话中，他深入论述了新时期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联系。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之作，是最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承上启下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创新成果。它们都属于新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习近平还从五个方面分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说一脉相承，一是它们都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理论渊源上一脉相承；二是它们都坚持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在理论主题上一脉相承；三是它们都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理论品质上一脉相承；四是它们都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为立论基础，在理论基点上一脉相承；五是它们都坚持以人为本，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理论目标上一脉相承。说与时俱进，是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总结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新鲜经验，注重探索和回答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在理论创新和理论发展上都作出了各自的独特贡献。它们既相互贯通又层层递进，体现了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理论创新成果的科学性体系、阶段性成果和发展性要求的内在统一。”[38]其实，这段话不仅说明了新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内在统一性，也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统一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明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总目标，积极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五大发展理念，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形成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发展，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崭新内容，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具有内在统一性。
总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称谓，最初是指毛泽东思想，后来又有了新的发展，不断增加新的思想内涵。从整体性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这两大理论成果统称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称谓来表述党的指导思想，既能说明不同历史阶段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一脉相承性，又能从整体上把握其理论体系，还可以说明党的理论创新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而且言简意赅。当然，这还需要我们从学理上认真加以分析和研究。
注释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112.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3.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51.
[4]张闻天.张闻天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25-226.
[5]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07.
[6]同②108.
[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4.
[8]同②335.
[9]同②336.
[10]同①495.
[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48.
[1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20.
[1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20.
[1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08.
[15]张君劢.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姜义华.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144.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557.
[17]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姜义华.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4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325-342.
[1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3.
[19]同①694.
[20]张如心.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解放日报，1942-02-19.
[21]朱德.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解放日报，1942-07-01.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36.
[23]同③438.
[2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88.
[25]中共七大文献之四——团结的大会 胜利的大会.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印，1945：7.
[26]朱德.朱总司令在七大建军报告（1945年4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资料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9册，1991：526-523.
[27]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开幕.解放日报，1945-05-01（1）.
[28]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33.
[29]同④333-334.
[30]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36.
[31]同①336-337.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63.
[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9.
[34]同①445.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0.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900.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366-367.
[3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244-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