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对象及研究意义
(一)研究对象
本著作重在梳理19世纪英国的霍乱防治历程。霍乱(cholera)是一种经口感染的烈性肠道传染病,其诱发有机体是霍乱弧菌(vibrio cholerae),一般通过饮用水、食物、苍蝇等媒介传播,不会感染动物,其中饮用水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战争、洪涝或水体污染也容易引发霍乱的流行,具有发病急、传播快的特点。霍乱弧菌的寄主主要是人,潜伏期一般为2—3天,长则十几天,短则几小时,如在水中最多存活14天,在啤酒和葡萄酒中仅存活8小时。霍乱弧菌对温度和湿度也异常敏感,往往在气温较高的月份引发霍乱肆虐,较冷月份暂时沉寂;在潮湿的亚麻制品中存活几天乃至几周,在干燥炎热的环境下只能存活几小时。[1]
“cholera”一词最早出现在《希波克拉底文集》中,指一种散在发生的腹泻性疾病。1669年,托马斯·西德纳姆(Thomas Sydenham)用“cholera”这个词来形容伦敦的一场流行病,此后用该词来描述地方性腹泻或散发性腹泻。[2]到19世纪初,欧洲人提到cholera这个词时,依然指夏日腹泻(summer cholera),即伴有呕吐和腹泻症状的胃肠炎,许多夏季小儿腹泻的病例被称为“小儿霍乱”(cholera infantum)。现在西方通用的“cholera”是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科尔里奇(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于1804年首次使用的。[3]1830年之后,cholera(或spasmodic,epidemic,或later Asiatic Cholera[4])用来特指霍乱这种新传染病,而cholera morbus或cholera nostras(our cholera,与亚洲传入相对)则用来指地方流行性腹泻,区别并不明显。[5]根据霍乱弧菌的特点,由古典生物型(classical biotype)霍乱弧菌引起的疾病被称为霍乱,由埃尔托生物型(El Tor biotype)霍乱弧菌引起的疾病则被称为副霍乱。1962年5月第十五届世界卫生大会把霍乱和副霍乱统称为霍乱。1990年代又出现了一种0139型霍乱弧菌,成为霍乱的三大弧菌之一。[6]
(二)研究意义
其一,将霍乱防治研究纳入环境史研究领域,深化其研究范式,推动环境史基本理论的更新和研究内容的拓展。1960年代以来传染病被纳入史学研究领域,但相关研究大多采用社会史的研究范式,主要考察重大传染病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或者探究传染病暴发时国家与社会的应对措施,主要针对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做一个真实的描述,具有“事件史”的特点,并没有揭示传染病暴发背后与之相关的深层因果联系。这就有必要采用环境史的“事件路径”的研究思路。
环境史作为21世纪的“新史学”,不仅重视传染病课题的线性研究,更重视探究传染病背后所隐藏的多重网络及其折射出来的人与疾病、自然的互动影响,更新史学叙述范式。作为19世纪的“世纪病”和“世界病”,霍乱绝不只是19世纪重大事件中的一个点缀和配角,而是在19世纪的历史舞台上进行了扣人心弦的可怕演出。霍乱成为19世纪史的中心课题。[7]其中,霍乱在英国的四次露面让英国人历久难忘。它犹如一个闯入英国的不速之客,不但打乱了英国人固有的生活步调,还将英国社会与环境中不为人所关注的一面呈现在英国人面前,成为推动英国进行社会改革和环境污染治理的“催化剂”。与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英国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饱受霍乱之苦,对如何预防霍乱、如何治疗霍乱也经历了一个从惊慌失措到逐渐摸索的过程。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英国人最早发现霍乱通过饮用水传播,找到了预防霍乱传播的关键,进而通过治理河流污染、改善供水较早摆脱霍乱之苦。故而,19世纪末当其他国家仍不时遭受霍乱侵扰时,英国得以幸免。在霍乱防治过程中,英国人逐渐意识到霍乱不仅是传染病,还是“社会病”乃至“环境病”的表现和后果,这有助于深化认识传染病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内在关联。故而,对霍乱的研究与探讨,远非一个纯医学课题,也不只是前人研究中的一个历史背景,而是环境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篇章。
其二,以工业革命为历史背景,探究经济发展与疾病频发、环境恶化的关联,并对围绕这些问题而产生的社会反应、利益纠纷、政策变化等方面加以剖析,拓展19世纪英国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19世纪是工业革命的成果大放异彩的时代,也是其副产品逐一显现的时代,霍乱就是一例。为了与经济发展相适应,英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政治变革;为了应对工业革命的副产品,英国也开始了探索历程,如何防治霍乱则是这种探索的具体体现。霍乱对英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涉及政治、立法、观念、社会、宗教、环境等各方面,英国如何防治霍乱也是几经变迁摸索的,经历了沿袭隔离传统、推行公共卫生运动、加快住房改造、积极治理河流污染、提升供水质量和标准等几个阶段。可以说,剖析19世纪英国霍乱防治历程,实则是拓展19世纪英国史研究的横切面,进一步明确工业革命对英国社会的多面影响,加深对工业革命及相关改革的认识和理解,推动英国史研究的深入。
其三,英国霍乱防治经验为当今世界提供了借鉴,有助于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和谐自然观。传染病学家安妮·哈代(Anne Hardy)认为,“通过接二连三的霍乱来衡量社会变迁以及1850年后十年间寻求国际预防措施方面”[8],需要重视英国的霍乱经历。19世纪霍乱的故事是一个它影响谁、谁关心它的故事。作为人类挥之不去的“顽疾”,霍乱并未放过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尤其是人口众多、卫生状况糟糕的发展中国家,霍乱防治依然是一个全球性课题。
截至2008年,已经暴发七次世界性的霍乱,三次出现在20世纪,20世纪后半叶尤为频繁。1961年,印度尼西亚出现了霍乱弧菌的一种新弧菌世系,名为“埃尔托”(El Tor),随后这种新霍乱弧菌(后来被称为副霍乱)快速传至亚洲、非洲和拉美,波及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比19世纪的霍乱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世界卫生组织通报》(Bulleti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在1954、1955、1957年一再刊登“霍乱研究”专题,通报各国的霍乱情况。1969年的世界卫生大会把1951年通过的《国际卫生规章》更名为《国际卫生条例》(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其中第六条规定,成员在国内暴发鼠疫、霍乱和黄热病的情况下,应当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缩写为WHO)通报,允许成员针对瘟疫、霍乱或者黄热病采取适宜举措,以阻止这些传染病的传播或将其危害降至最低。1990年代以来,霍乱更因世界环境的日益恶化而频繁出现,令相关国家头痛不已。1991年霍乱是自196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被称为“全球发生的不幸事件中最不幸的一件”。100多年来它首次出现在西半球,其中70%左右出现在拉美国家。它从秘鲁的海岸出发,越过南美洲大部,向北进入墨西哥。1991年霍乱造成40万病例和4000人死亡,仅秘鲁就发生30万例左右,经济损失达7.7亿美元。非洲的受害程度仅次于拉美,19个国家共报告有13500例霍乱发生,其中3/4发生在乍得、加纳、尼日利亚和赞比亚。其余的病例发生在亚洲的13个国家以及欧洲的罗马尼亚和乌克兰,其中印度和孟加拉国还出现了古典生物型霍乱弧菌的另一变种——0139型霍乱弧菌,造成的死亡率比前者更高,数万人丧命。这次霍乱流行造成的死亡人数少于以往,之所以被认为是“最不幸”的事件,是因为它首次集中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从一个侧面表明生活水平下降和社会动荡、大规模人口流动造成的生活条件恶化,为霍乱滋生提供了机会。1994年卢旺达内战造成数百万难民缺衣少食,恶劣的生活条件和严重的供水不足使霍乱盛行,5万多人被感染。1997—1998年世界卫生组织收到的霍乱死亡病例达到29万。2001年非洲霍乱患者占全球霍乱患者的94%,成为制约非洲发展的瓶颈之一。可见,在许多方面,现在的霍乱与1830年的霍乱无异:严重腹泻,与贫穷为伍。
历史上,我国也多次受到霍乱侵扰。1817—1823年世界首次霍乱大流行期间,它翻山越岭来到我国。随后的五次世界霍乱大流行都殃及我国,病死者不计其数。1949年后,第七次世界霍乱大流行也造访我国,于1961年6—7月骤然出现于广东省西部沿海的阳江、阳春等县,并迅速向内地扩展。从我国近60年霍乱统计数字看,各地零星出现霍乱达几百次之多,其中有三次较大流行,第一次流行大致为1961—1963年,1962年报告病例达25000起;第二次流行大致在1978—1989年,高峰年(1980、1981)每年报告病例均超过38000起;第三次流行始于1993年,到2000年基本结束,其中高峰年(1994)的霍乱病例达到35000起,1994年北京也出现局部范围的0139霍乱暴发。最近几年,0139霍乱的病例数缓慢上升,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新华网2005年10月9日电,据浙江省卫生厅报告,截至10月8日,浙江省嘉兴市部分地区共报告霍乱病例158起,其中大部分是轻微病人,住院者72人,无死亡病例。这些霍乱病例虽然只有普通霍乱症状,没有副霍乱那么严重,但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及时采取预防措施。为了预防和治疗霍乱,我国早在1952年就出版了《霍乱预防法》,对霍乱的预防、治疗有专门的规定;2004年8月28日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一章第三条明确规定:“本法规定的传染病分为甲类、乙类和丙类。甲类传染病(2种)是指:鼠疫、霍乱。”可见霍乱的危害程度仅次于鼠疫,仍是我国重点防治的传染病。
面对霍乱不时危害人间的惨痛事实和可怕后果,人们不禁要问:德国化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在1883年就发现了霍乱的病原菌,霍乱疫苗也已经问世,为什么霍乱还能屡次兴风作浪,并屡屡得逞呢?原因在于,现有的霍乱疫苗只对部分人有效,治愈率不稳定,加之疫苗有毒副作用,一些国家禁止使用,能够完全预防霍乱而无毒副作用的霍乱疫苗还没有问世,这使霍乱暂时得逞,不时祸害人间。所以,若想有效预防与根治霍乱,除了从医学上继续研究霍乱疫苗外,了解历史上有效预防霍乱的经验也是对付霍乱的一个重要手段。故而,探究19世纪英国的霍乱防治历程,既有助于了解英国霍乱防治的经验教训,又可以作为应对环境问题、提升环境意识的一个渠道,加深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认识与理解,为我国正确认识和处理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处提供参考。
注释
[1]William Topleyand Graham Wilson,Principles of Bacteriology,Virology and Immunity,Vol.3,7th edition,ed.G.R.Smith,London:Edward Arnold,1984,pp.449—451.
[2][美]肯尼思·F.基普尔主编:《剑桥世界人类疾病史》,张大庆主译,567页,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
[3]Christopher Hamlin,Cholera:The Biography,p.19.
[4]因霍乱是19世纪由亚洲传入欧洲的新疾病,西方用“亚洲霍乱(Asiatic Cholera)”来称呼这一与传统腹泻有别的疾病。为叙述方便,如无特别说明,本著作的“霍乱(cholera)”皆指19世纪西方的“亚洲霍乱(Asiatic Cholera)”。
[5]Christopher Hamlin,Cholera:The Biography,p.20.
[6]就此而言,本著作所研究的霍乱除特别说明外,均指古典型霍乱。
[7]Christopher Hamlin,Cholera:The Biography,p.55.
[8]Anne Hardy,“Cholera,Quarantine and the English Preventive System,1850—1895,”Medical History,Vol.37,1993,p.251.
[9]Christopher Hamlin,Cholera:The Biography,p.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