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岸《清史》纂修研讨会上的讲话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你们好！
首先，我热烈地欢迎从台湾远道而来的学者专家们，感谢你们光临北京，和我们一起共商《清史》编纂的大计。我们请来的是一批老师，在座的各位先生都是知识渊博、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希望大家在这次研讨会上能够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展开讨论。我们将十分重视这次会议上提出的各种意见，尽量吸收采纳，来制定比较适当的体裁体例，制定比较完善的纂修方案。
清朝的历史是我们国家漫长历史的一个重要时期，时间跨度很长，有268年之久，内容丰富，人物众多，事件复杂，而且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时期，给我们后人提供的启示、教训、意义非常丰富。中国是历史学非常发达的国家，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历朝历代的历史都有连续的记录，没有中断过，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的。但是“二十四史”到《明史》为止，清朝历史至今还没有一部详细的、完整的史书。虽然有《清史稿》，而且这部书也有相当的文献价值，但由于作者的观点立场存在着一些问题，也没有直接利用大内的档案和原始文献，因而错误比较多，加之最后匆匆成稿印刷，因此只是一部稿本。《清史稿》成书以后，很多人对它不满意，多次提出重修《清史》。在抗战前夕，国民党政府准备修《清史》，但由于抗战的爆发，没有启动。国民党到台湾以后，张其昀先生等领衔对《清史稿》做了比较大的修改。近年来台湾学者们又写了一部《〈清史稿〉校注》，工程浩大。这些虽然不是直接修《清史》，但为修《清史》做了准备。
祖国大陆方面，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酝酿修《清史》。董必武提出纂修《清史》的建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重视。50年代末吴晗同志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着手制订纂修《清史》的计划，由于赶上三年困难时期，没有进行下去。到了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国家要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以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郭影秋为主任，并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清史研究所。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姚文元发表了批判吴晗同志《海瑞罢官》的文章，修史又告夭折。但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保存下来了，成为今天修《清史》的一支重要力量。“文革”后，邓小平同志批转下了一封人民来信，该信建议编纂《清史》，但由于“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国家千头万绪，还顾不上，也没有支持的经济力量，这一放就是20年。所以，在祖国大陆修《清史》也是几起几落，路途是坎坷而漫长的。本世纪初学者再次呼吁修《清史》。2002年初，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成立编纂委员会。去年（2002年）12月正式成立机构，到现在已经有8个月。由于全体同人的努力，由于全国史学界的大力支持，工作健康发展，开展了全国性的大讨论。8个月中间我们开了9次全国性会议，《清史》目录修改到了第四稿，就是刚刚发给大家的，小的会议就更多了。应该说今天这是第十次会议。这次讨论会后，我们将对《清史》目录进行一次较大的修改，整个体裁体例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9月份准备转到分解项目、确定作者、进行试写的阶段。
台湾学者这次光临北京开会，我们抱有很高的期望。因为台湾学者对清史研究很深入，许多先生都是成果累累、造诣精深的专家学者，一定能够帮助我们把工作大大地提高、推进。不仅如此，我热切地期望台湾学者能更多地参与修史工作，因为修史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悠久传统，编纂一部《清史》也是海峡两岸同胞共同的愿望。台湾有杰出的人才和丰富的历史资料，希望海峡两岸的学者能够通过适当的方式携起手来，共同纂修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
我下面介绍一下我们考虑的主要原则和方法，向大家请教。
第一个原则，是编写《清史》要力求做到科学性和包容性的统一。所谓科学性就是实事求是，探求历史的真实，写出客观真实的历史。求真求实，这是历史学的生命，要排除想当然的、不确切的历史，当然要坚决反对虚构历史、伪造历史。但是追求历史真实是不容易的，因为留下的史料大多是片面的，甚至是矛盾的，这里有个考证的问题、鉴别的问题。同样的历史事实，由于立场不同、时代不同，就会对事实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评价。对于事实上的矛盾，对于史观上的分歧，一定要慎重对待，决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要有相当的包容性。当然写《清史》要实事求是，特别是写一部书要有大体统一的意见，不能五花八门，矛盾百出。但也绝不是定于一尊，绝不是抹杀不同的观点。因为，人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有时候你认为的真理可能是谬误的，有时候你认为是谬误的却可能包含着真理。因此，我们的方针是实事求是，追求历史真实，尊重历史真实，尊重不同意见，而不能抹杀不同意见。所以，我们坚持包容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有些同志也担心，国家修史是否会定于一尊呢？这是完全不必担心的。此次是国家支持下的学者修史，国家从财力、人力上给予支持，加以保证，在机构、人员之间进行协调。至于修史，完全是学者做的事，国家不干预学术问题。像我们这样大的工程，国家不出头、不支持是不可能的。任何个人、任何单位都是无法独立完成的。过去修“二十四史”，修《永乐大典》，修《四库全书》，都有政府的参与；如果没有政府的参与，中国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文化工程，就不可能留下这样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但是，今天的国家文化工程与以往有根本的不同，国家不干预学术，修史完全是学者们进行的，表达的是学者们的学术观点。我想10年以后，还会有集体或者个人继续研究清史，继续写《清史》，而且绝不会局限于这部《清史》的框架，肯定会后来居上，成就会更大，水平会更高。我们这部《清史》不仅不是唯一的一部，而且若干年后也不是最好的一部，因为以后会有更好的《清史》。因此，我们写的这部书仅仅是21世纪初一群学者的集体作品，当然我们力争达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高水平，不辜负人民的委托和期望，但也必然带有时代的局限性。
第二个原则，是以叙事为主，尽量少发议论。历史著作是记录过去的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力求表现历史的真相，不应该也不需要发表很多议论。应该相信读者的判断能力，读者从一本叙事真实、好的历史书中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作者用不着灌输，所以我们写的书应该以叙事为主，尽量少发议论。历史本身是多方面的，是非常丰富的，可以从很多方面生发出很多感想、议论。例如，历史上的一次战争，可以引发读者对作战双方力量对比的评论，可以引发对战争原因的评论，可以引发对战略战术方面的评论，也可以引发对战争影响的评论，读者见仁见智，形成各种不同的看法。作者的责任是把战争真实详细的情况告诉读者，无须也不可能将与战争有关的种种议论都告诉读者。所以要以叙事为主，尽量少发议论。但是如果完全没有议论似乎也不可能，因为作者对事实的理解本身就包含着作者的主体认识，包含着作者的价值判断，作者在叙述事实时不可避免地要带有自己的倾向性。例如，我们这些身经抗日战争的中国人，在叙述抗日战争时，一定是带着自己的判断的，不可能不谴责日本侵略者，不这样做也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历史学家要从事实出发，不可以添枝加叶，主观臆断。
第三个原则，是编写好主体工程的同时，要大量整理清代历史文献档案。我们这次要写一部3000万字的主体工程——《清史》，要全力以赴地写好，同时要大规模地整理清代历史文献档案。因为，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史料，科学研究必须掌握丰富的、可靠的历史资料。而清朝存在的时间约三个世纪之久，当时印刷出版的条件已经很发达，离我们的时间很近，留下来的资料浩如烟海，只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有档案1000余万件，负责保管的工作人员就有100多人。各个地方还有很多档案，如最近发现的四川南部县档案等。这么多的档案，我们不可能全部整理出来，但至少要整理一部分，即使修《清史》时来不及参考，也要在这方面做工作，因为很多档案已经板结，面临散佚的危险。我们现在还拿不出很多成果，只能拿出两套书（《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和《清宫热河档案》），现在摆在外面。我们准备照着这个样子，或出版印刷，或做光盘数据库。我们面临的困难是史料太多，而人力、物力单薄。例如，我们准备新编几个全集，原来的李鸿章全集（《李文忠公事略》）是吴汝纶编的，已经有700万字。现在我们从故宫博物院等地方又找了很多资料，正在编的字数超过原来4倍。我原来看的时候，也发现李鸿章的资料到甲午战争时就没有了，原来吴汝纶并没有全部编进去。但现在的工作量很大，要核对、编排。还有盛宣怀档案，这个人对研究中国的早期近代化很重要，他办了很多近代实业，有银行、工厂等。以前有个《愚斋存稿》，但大量的东西没有被整理。盛宣怀的全集也得60多本，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现在计划中整理的全集还很多，张之洞的全集、袁世凯的全集、康有为的全集、梁启超的全集、严复的全集、彭玉麟的全集、王鸣盛的全集、孙奇逢的全集，这些都已经动工了，工作量非常大，经费也不够支配。还比如说，清人的诗文集，据精确统计有4万种，很多都是稿本、抄本，流传很少，我们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如果影印2000种，字数就非常庞大，可能达到8亿字，字数比《四库全书》还多。其他还有笔记、年谱、家谱、地方志、日记等等，汗牛充栋，再加上满文资料、蒙古文资料、藏文资料，多得不得了。我们深深感到，国家的历史文化宝库太丰富了，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在整理保存方面人力太少，只能做一小部分工作，但我们一定要团结全国历史学家，依靠国家的力量，尽我们所能，大量整理清代历史文献档案，这既能推进清史学科的发展，也是为保存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做一点贡献。我在编委会成立大会上说过，我们要编写一部3000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要搞好，但同时要做大量文献档案整理。我打了个比方，主体工程是航空母舰，要全力以赴打造好，但同时还要打造很多巡洋舰、驱逐舰，形成一个战斗群。档案丛刊、文献丛刊、编译丛刊就是巡洋舰，已经出版的《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清宫热河档案》就是已经打造好的两艘军舰，10年以后我们会打造出上百种这样的军舰。
第四个原则，是慎重地选择作者，加强质量检查。我考虑最多的就是如何保证质量，参与写作的人很多，参加的人水平参差不齐，如何保证质量是个大问题。我接受这个任务时有喜有忧，纂修《清史》这个机会值得珍惜，所以很高兴，但担子大，压力大，不敢懈怠，感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敢辜负人民的委托。我希望各位能提出好的办法。我想，一是要广泛地听取意见；第二个是要挑选好人才，现在各个地方都有人才，但苦于没有交往，恐怕“有眼无珠”，发现不了人才。我们现在正在做全国的清史人才库，力求挑选第一流的人才。另外就是加强质量检查，要组织评审，进行中期评审、最后评审。总之，一定要小心谨慎，严格把好质量关。
以上是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希望能在以后的实践中不断完善，但目前还不知道是否行得通。因此，我诚恳地希望大家给予指教，提出意见。
下面我谈一谈具体的想法，对《清史》目录（第四稿）做一些说明：
《清史》目录目前一共六个部分，就是通纪、编年、典志、传记、史表、图录。这六个部分是综合了传统史书体裁和20世纪章节体史书体裁而形成的，我们不妨叫“综合体”。一方面，它含有纪、传、表、志等传统的体裁；另一方面，它也有通纪、图录这样新的现代史书的特点。我们认为，传统史书体裁的长处是包容丰富，体现了历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这是优点。但也有缺点，就是章学诚讲的“大势难贯”，总的历史发展趋势不容易表现出来。中国传统史书从来都是这样写的。到了20世纪，史书体裁背离了传统，改为章节体。20世纪的史书几乎都是章节体，当然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还是用纪传体。章节体史书的特点是能表现历史大的发展趋势，对历史可以进行连续性的叙述，比较符合现代人的思维，但章节体包容量小，包容不了很多人，也不能兼顾历史很多的横断面。所以，我们兼采了纪传体和章节体，这既是背离传统又是回归传统，所以我们称其为“综合体”，试图吸收两种史书体裁的长处。
95卷目录中的第一部分通纪有8卷，这是全书的主干，表现了宏观的发展趋势，说明清代的兴、盛、衰、亡，包括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内容上不能太简单了，要包括清代历史的各个方面，否则不能说明情况，但又不能太详细了，要不然新修《清史》承担不了。
第二部分是编年，按照时间顺序记叙历史，第四稿列了3卷，可能要扩充。编年体是中国史书中源远流长的体裁，它的功能是写实、存史。如果说通纪是揭示规律和历史教训，不免以一些议论反映作者的历史观点，那么编年是要严格按照时间的框架表述事实，厘清事实，与通纪优势互补，相得益彰。我担心编年与通纪这两部分内容容易重复，要尽量避免出现这个问题。
第三部分是典志，篇幅最大，第四稿列了39卷，第五稿准备扩充，准备做一次大的修改。在讨论的9次会议中，典志部分的分歧最大，议论最多，简直是五花八门。一种意见认为，典与志不同，不是同一个级别的东西，认为典高，志低一些，应该以典统志。我感觉，典、志的原意未必有高低之分，如果分开是否有叠床架屋之感？层次太多了，反而混淆不清，自乱体例。所以我主张典、志不要分开。究竟设哪些典志，意见分歧比较大。《天文志》，历代史书都有，一开始我主张不设，因为《天文志》的内容是自然现象，我们历史学家写不了，乾隆以后的资料也非常缺乏，清后期的钦天监资料也缺失，我主张不写。但有一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提出意见，说《天文志》不能没有，各地记录的资料非常多，我就加上了，但也没有把握。历史学家写不了，只能找这位天文学家去写。还有《医药志》，本来我也没有立，后来也有中国科学院院士说了，清代的医药非常发达，应该立志，所以我听了他的意见也暂时设上了，请他们写。还有很多志到底设不设，我也很犹豫。《生态志》《疆域志》《租界志》《港澳志》《科举志》《史学诸子学志》《西学志》等也是讨论中认为不应设，或者归入其他志中的。我也请大家考虑。还有主张设立《北京志》，那其他城市设不设志呢？还有《宫廷志》《仓储志》《文书档案志》这些究竟设不设？请先生们考虑。还有一些应该设但怎么写呢？如《民族志》，56个民族都写，还是只写几个有代表性的民族？《外交志》，国家那么多，欧洲国家、亚洲国家、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与晚清都有关系，这些又该怎么写？一卷志书能包容这么多内容吗？可否分成两卷？总之，难度很大。《宗教志》，清代有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藏传佛教，还有民间宗教，这么多宗教怎么写？还有清朝的《兵志》也很难写，前后变化太多，八旗、绿营、团练、湘淮军、北洋水师、新建陆军都得写，又怎么写呢？一卷30多万字，每个兵种也就五六万字，这又该怎么写呢？清代历史太丰富了，资料太多了。如果弄成个“压缩饼干”有没有味道？还有个大难题，就是《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清代书籍9000余种，篇幅已经很大了，后来武作成补了1万余种，山东大学王绍曾先生又补了5万余种，现在看来能补到10万余种。这样字数太多，没法放进新修《清史》，那到底怎么变通呢？《艺文志》以前史书都收，明代只收一朝的，清代只能选了。那我们怎么办呢？这个也请大家来考虑。
第四部分是传记，清朝统治中国的时间达268年之久，加上关外时期存在时间很长，我们到底立多少传？我定了2000个人物，大家认为少了，要增加一些。立传不能滥，要有标准，也不能漏，不能像《清史稿》那样把翁方纲这样的人物都漏掉。还要分短、中、长条。另外，类传我们立不立？有的先生主张不立，有的先生主张立。如果要立类传，那么立哪些，不立哪些？我本来列了循吏传，有先生说那么酷吏传为什么不立？我的本意是在循吏传中收录那些官不大但做了好事的官吏，不知这样是否合适？我们现在没有为清末的革命党人立传，像邹容、徐锡麟、秋瑾等，他们没有活到民国，应该写入新修《清史》。还有人主张立方外传，包括和尚、道士。我们现在立的类传也不少，我的想法是，进类传的人写的字数要少。如果名气很大，字数很多，就可以单列传，不进入类传。还有跨朝代的人怎么办？黄道周、张煌言、郑成功、史可法、李定国是否立传？有的在《明史》中已经有传，但郑成功等人在《明史》中没有，如果新修《清史》不列，那么就没有他们的传了。如果立了也有问题，他自己就不承认自己是清朝人，他在九泉之下是不是要抗议呢？同样，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人物怎么办？徐世昌、袁世凯曾任民国大总统，在清朝做了很多事，如果不立，就不知道这些人在清末做了什么事。还有很多革命派人物，如孙中山，如果列入新修《清史》，搞民国史的人要反对了。还有许多人，像蔡锷、陈其美等人，没在民国活几年就死了，他们的主要事迹都在清朝。所以传记有很多问题。
第五部分是史表。已经有了大学士表、军机大臣表、督抚表、部院大臣表，但也有人主张将布政使等也列成表，这就很多了。第80卷科举鼎甲表，是把历年进士题名列成表。有的先生提出增加重大的教案表、文祸表，这个也正在考虑。文祸表我考虑有点问题，不好界定，比如“苏报案”这种革命活动，还有洪亮吉被流放，算不算文祸呢？所以很多不太好界定。
第六部分是图录，这是我们新加的部分。“二十四史”里没有图。清朝图很多，晚清有了照相机，现在故宫博物院保存有几万张照片，还有外国的。图片可以证史，在一定意义上，它比文字记录更加形象、直观、丰富，有时一幅生动的图片可以胜过千言万语。所以郑樵非常重视图，他说“置图于左，著书于右”。但是，我们编图缺乏经验，“二十四史”中没有经验可借鉴。怎么分类？是按照朝代还是按照片类别来分？如何用一个清晰的主题合理地贯穿这些图片，使之成为鲜明的、生动的、真实的历史画卷，从而展现清朝历史的发展轨迹？但不能杂乱无章地堆砌。
以上我对《清史》目录做了简单说明，在很多问题上我犹豫不决，希望台湾的专家指教如何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
谢谢大家！
注释
[1]2003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