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智的学者 勇猛的斗士
——忆黎澍同志
黎澍同志是我所熟悉的前辈历史学家，他富有思想才华、理论勇气和学术良知，是年轻一代历史学工作者杰出的导师。
我认识黎澍同志在50年代中期，几次会议上见到过他，听过他的发言，但印象不深，也没有和他交谈过。直到1958年，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要写纪念孙中山的文章，约请黎澍同志进行讨论。我当时担任吴老的学术秘书，在座听了他们的谈话，做了记录。吴老非常敬重黎澍，亲自送黎澍出门，还对我说，黎澍同志的理论水平高，他的意见非常好。时过40年，那次谈话的内容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当学术秘书时，有两厚册吴老的谈话记录，主要是吴老谈个人的经历，也有不少学术见解，可惜在十年浩劫中被抄走，一直没有归还给我。我是通过在吴老处的谈话和黎澍同志相识的。
《历史研究》是我国史学界的权威刊物，在国内外影响甚大。1961年，《历史研究》编辑部改组，黎澍同志从中央政治研究室调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副所长，并主编《历史研究》杂志。当时，正值学术界“拔白旗”运动以后，历史学界受“左”的思潮的侵袭，批判了许多教授，空气沉闷，万马齐喑，大家不愿也不敢写文章。《历史研究》闹稿荒，从月刊变成两个月出版薄薄的一册，假大空的文章充斥于报刊上。黎澍同志受命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力图改变局面，活跃学术空气，贯彻“双百”方针，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他为了办好《历史研究》，广泛征求意见。有一天，他邀我去他家中谈话。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他住在沙滩中宣部的宿舍里，一间宽大敞亮的书房，周围全是图书，整整齐齐排列在书橱里。他的大写字桌放在书房的正中间，桌上堆放着各种书籍、报纸、杂志。他给我倒了一杯茶，相对坐在藤椅中，谈了很久。他身体健康，神采奕奕，待人热情，思路敏捷而清晰，熟谙马列著作。他是长者、著名的理论家，又是党的高级干部，而待人和蔼，思想解放，无所拘束。他对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有胆有识，目光如炬，我被他的谈话深深吸引。他谈到当时正在进行的关于农民战争的讨论，山东历史学家孙祚民正遭到批判。他认为：孙祚民的意见符合马列主义，没有什么错误，为什么要挨批判，这是“左”的思想作祟。他要我去找孙的文章和批判文章，仔细对照读一读。他反对把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现代化。他说：革命是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是一个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的统治。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只能打乱某些封建关系，并不能创造新的生产关系，农民阶级也不能成为一个时代的统治者。所以，农民战争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当年，“左”的思想盛行，说农民战争不是革命，这种主张实闻所未闻，可说是石破天惊之论。他还讲了《历史研究》的编辑设想。他说：《历史研究》是高规格的学术刊物，应该组织高质量的文章，文章不在长短，而要求质量，哪怕5万字、10万字的文章也可以登载。要推动百家争鸣，提倡创造性研究，树立良好学风，文章要言之有物，反对动不动搞批判、打棍子。在黎澍同志主持下，《历史研究》就是力图贯彻这样的方针。
以后几年中，我和黎澍同志经常见面，每次都在那间大书房内。他经常邀我去聊天、谈问题，谈一些历史理论问题，谈史学界的思想倾向。他的意见中肯、新颖，有说服力，我深深服膺他的思想深度、创新精神和理论勇气。他具有洞察事物本质的智慧。有一次，他谈到浮夸风、共产风。他说：我们目前依然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因为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过早地改变生产关系是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只能是“揠苗助长”。什么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只能是好心的空想。今天回想起来，他的话多么重要，多么正确。他讲“揠苗助长”四个字，一直印在我的头脑中。这种话，当时可说是大逆不道，但黎澍同志无所畏惧地敢于讲出来，实在难能可贵。
那几年，理论界强调阶级斗争，而且强调到很不适当的高度，黎澍同志多次反对这种论调，他认为：必须把阶级斗争和历史主义结合在一起，才是马克思主义观点。那时，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把历史主义提出来和阶级斗争相提并论，不能不冒很大的风险。后来，宁可同志根据黎澍的意见，写了论历史主义的长篇文章，刊登在《历史研究》上，引发了一场大讨论，以后遭到批判，黎澍同志也受到牵连。
《历史研究》刊载过戚本禹批判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文章，引起学术界的震动。此文刊登之前，黎澍同志给我看了稿件，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李秀成作为农民英雄，思想上有弱点，有失败主义的情绪，但说他是叛徒，我思想上不能接受。不过作为学术讨论，这篇文章可以发表。黎澍同志同意我的意见。文章发表以后，众论哗然。近代史研究所召开了一次讨论会，由范文澜主持，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邓拓、吴晗、黎澍都参加了，大家的发言都不同意戚本禹的观点，但还属于学术讨论范围。中宣部林涧青同志说：周扬同志的意见是，近几年来历史人物否定过多，人物评价要慎重，不要随便地拔掉旗子。“文化大革命”中，这次讨论会被称为历史学界的“黑会”。
黎澍同志写过一篇《让青春放出光辉》的文章，鼓励青年们立志远大，努力上进，勇于探索。文章几经修改，写得精练而有文采，作为《光明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发表，当时各级青年团组织曾把它作为思想教育的范文，组织学习座谈。但这篇文章极为难产。据说：有关方面认为，现在青年们高中毕业以后，上大学相当困难，大批青年要下乡插队，在这样的时候，鼓励青年立志上进是不切合实际的，不利于稳定青年的思想。这篇文章几乎夭折，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往往有这样似是而非的高论。
黎澍同志的文章凝练、畅达，富有理论深度，往往闪烁着思想的火花。他和我谈论写文章的经验，主张一个“慢”字，要反复思考、推敲、修改，务求写出新意，切忌信笔所至，海阔天空，陈话连篇。他写文章有时一句话写不下去，憋大半天在房间里来回溜达，冥心思索。他常说：写文章是苦事。他的文章全是呕心沥血之作。
黎澍同志在学术上勇于开辟，不囿于成说。在培养青年方面，又热心爱护，奖掖后进，不遗余力。他有一次详细地谈到在近代史研究所招收研究生的计划，询问我们在中国人民大学培养青年教师的情形，非常赞赏我们重视理论教育和锻炼写作能力的好经验。当时，国家尚无学位制度，没有培养硕士和博士的规章与先例。怎样培养下一代学术工作者，确实是面临的重大课题，而各单位的做法很不相同。近代史研究所人员众多，力量雄厚，但年龄偏高，缺少青年同志，这引起黎澍同志极大的关心，开始认真考虑培养的方法和途径。我建议他到全国高等学校物色杰出的本科毕业生，招收他们当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生。后来，近代史研究所果然派刘桂五等同志到全国各高校去选拔学生，招收研究生。这批研究生今天是近代史领域中的学术骨干，都已年近60岁。回想35年前和黎澍同志多次商谈培养青年的计划，他那种求才若渴、爱才如命的心情溢于言表，至今仍历历在目。
谈到黎澍爱护青年，不能不想起当年的沈元事件。沈元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聪颖好学，很有才华。1957年被划成右派，勒令退学。他在家中自学，写了有关《急就篇》的文章，此文很多学者均甚赞赏。郭沫若见了此文，称沈元为“神童”，黎澍将此文刊载于《历史研究》，并将沈元调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希冀他日后成才。沈元到了近代史所，就得研究近代史，他写了一篇《论洪秀全》，文章很长，拟在《历史研究》刊登。《人民日报》编辑部看到此文甚为称誉。要沈元缩写该文，但仍长达万余字，由《人民日报》整版刊载。沈元的事引起学术界的轰动，也招来了许多非议。沈元是摘帽右派，培养和重用沈元被认为是政治上的重大失误，许多人写信告状，窃窃私语，黎澍同志因此遭到重大压力。沈元本人的性格确有弱点，恃才傲物，盛气凌人，但确有才学，且十分勤苦用功。有一次我去黎澍同志处，看到和听到黎澍同志与沈元的一席谈话，谈及两件事。一件是沈元和考古学家陈梦家发生争执，可能陈梦家写文章引用了沈元的话而未注明出处，沈元大为不满，指责陈梦家抄袭和剽窃，因而发生龃龉。黎澍对沈元说，陈梦家是考古界的前辈学者，是有贡献、有声望的专家，应该受到尊敬。如果他引用别人的话而未注出处，可能是一时疏忽，怎能武断地指为抄袭和剽窃？这是极不负责的说法。另一件事是沈元在北京图书馆借阅书籍，因管理员取书延误而发生口角。黎澍批评沈元说，管理员为我们服务，借还图书，工作烦琐辛劳，我们应该感谢和尊重他们，体谅他们工作中的困难。你凭什么向他们颐指气使，横加责难。他要求沈元向陈梦家和图书管理员赔礼认错。黎澍的话既严肃、坦直，严格要求沈元，又委婉说理，苦口婆心。沈元受到感动，他低头沉吟良久，向黎澍同志恳切承认错误。我的亲见亲闻可以纠正外间所传黎澍放任姑息沈元的说法。像沈元这样一位既有才华又有缺点的青年，划右派后被社会遗弃，失去了学习和工作的机会。黎澍同志录用了他，帮助他加入史学研究的行列，不惜自己受人的误解和指责。他的仁心慧眼、古道热肠，实是令人敬佩。
后来在批判历史学家刘节的历史观时，史学界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文章。《历史研究》发表了署名张玉楼的文章，大家认为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具有理论色彩，比较讲道理。周扬同志还打电话询问黎澍：“张玉楼是谁？”原来张玉楼就是沈元。他用本名发表了两篇文章，引起众多非议，此时只好改用笔名了。但此事仍引起了风波，此后，上级命令不许再刊载沈元的文章。黎澍同志为录用沈元遭到沉重的压力，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招降纳叛”的罪状。“文化大革命”期间，沈元遭受批斗，心怀不满，竟化了装想逃到外国大使馆中避难，被我公安部门抓获，开了公审大会。如何处理，交付北京市居民进行讨论。第一次讨论后，他获宽大处理，未处死刑。可是不久之后，不知什么原因又第二次讨论，结果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沈元性情孤傲，思想上有缺点，但罪不至死，“文化大革命”后得到了平反。在当时，小小年纪的沈元到处受敌，四面楚歌，只有黎澍同志能顶住压力，爱惜人才，希望引领沈元走上正道，成为有用之才。可叹的是一场浩劫，不仅黎澍同志爱才育人的苦心未能实现，就连沈元的性命也未能保住。“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同黎澍同志谈到沈元时，他默默无言，目光中流露出痛心和惋惜之情。
1963年，上级从中国科学院和高等院校先后调集20多名历史科学工作者，从事一项研究任务，我和许多朋友都在其内。我们这批人起先集中住在香山，黎澍同志是这个研究组的负责人，因此我有近半年的时间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他平易近人，对下级关心、热情，经常到香山来看望我们，有时也住在香山，和我们一起生活，一起讨论问题，一起散步聊天。他是一位极富爱心的长者。有一次，我搭他的汽车从城里开往香山，路上见到一位妇女，躺在地上呻吟，旁边一个小孩在哭泣。我们的车子停下来，黎澍同志下车询问。原来这位妇女带着孩子往邻村走亲戚，在路上突然病倒。黎澍同志问明情况，急命司机将病人和孩子送往附近医院，并设法通知病人的家属。他将事情处理完毕，和我步行到汽车站，乘坐公共汽车前往香山参加会议。这是一件小事，却也体现了他的急公好义和对病难者济难扶危的精神。
熟悉黎澍同志的人无不称道他崇高正直，有独立见解而从不趋炎附势。“文化大革命”前，在“左”的思想氛围中，他自己承受着重大压力，却乐观开朗，不改初衷。“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批判是必然的事，与他人被诬蔑为“东霸天，西霸天”，处境很困难，他仍不以为意，泰然处之。红卫兵要他写揭发、检举材料，他总是实事求是地对待曾经共事的同志，甚至为他们申辩。“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全国的学术刊物都停止出版了。后来，毛泽东主席提议复刊《历史研究》，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一个恢复出刊的学术性刊物。刊物本为中国科学院所办，黎澍是主编，复刊后理所当然应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主办（简称为“学部”）。但“四人帮”不肯放过这样一个唯一公开出版的大型刊物。那时，实际主管教育部工作的迟群伸手争夺《历史研究》，当时，黎澍同志知道毛主席提议《历史研究》复刊，也在草拟复刊计划。他不畏惧“四人帮”的气焰，敢于和他们争夺这片学术阵地，结果还是被“四人帮”抢到手，由迟群负责《历史研究》的复刊工作。迟群从高等院校调集了多名历史系的教师，组织编辑部，搞评法批儒。开始是在西单教育部的招待所里，后来搬到前门饭店。我也被指名调去教育部。迟群在一次会议上宣布，要求编辑部人员保守工作秘密。一个学术性刊物，有什么工作秘密，真是奇谈怪论！还要求大家不得和学部的人往来，特别是不得和黎澍、任继愈接触，迟群偷偷摸摸，简直像搞特务工作那样来办学术刊物。不久，黎澍同志托人给我带话，希望我赶快离开那个“是非之地”。我自己也很不愿意在那里工作，就想办法对工作拖拉磨蹭，又借口要完成前些日子外交部交给的一项重要研究任务，几次要求脱离编辑部，回原单位工作。迟群等很不高兴，认为我不识抬举，同意我离开。我回校时心情愉快，如释重负，立即打电话告诉黎澍同志，他在电话中为我祝贺，并打趣地说：“你终于逃脱了‘曹营’的磨难。”我去《历史研究》编辑部临时工作只有三个星期时间。
1975年，黎澍同志继续担任《历史研究》主编。“四人帮”被粉碎以后，黎澍同志积极在学术界拨乱反正。有一次他跟我谈话说：最近于光远同志倡议民间组织研究会，以活跃学术空气，消除“四人帮”的余毒。这一倡议很好。考虑到历史学界的太平天国史研究较有基础，人数较多，建议先成立一个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以倡导风气。民间组织学术研究会，这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尚无先例，在黎澍、于光远等同志的支持下，我和王庆成、郭毅生、马汝珩、贾熟村等同志酝酿、准备，在1978年7月成立了北京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并请罗尔纲先生担任顾问，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礼堂举行成立大会，黎澍、于光远参加了大会并讲话。这是全国社会科学理论界最早成立的民间研究会，《光明日报》为此发表评论员文章。此后各种研究会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对开展百家争鸣、促进学术研究起了积极作用。黎澍、于光远等同志有首倡之功。
粉碎“四人帮”以后，黎澍同志为重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而发奋工作，他发表了许多理论文章，批判封建主义的残余，讨论历史的创造问题，评论阶级斗争的理论，揭批“四人帮”，讨论历史的求真精神，等等。他在最后十年中，作品之丰硕、用力之勤奋、见解之深邃更胜于以前。一场重大的政治风暴过去之后，必有智者、勇者去反思、去探索，黎澍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自言：“文化大革命”使他“大彻大悟”，“使人感到有重新认识许多问题的重大必要性”。他探寻刚刚逝去的历史的经验教训，而着眼的却是国家的现代化。他能言人之不能言，敢言人之不敢言。他在开辟那混沌未知的领域，永远前进而不肯止步。黎澍同志是一位睿智的学者、勇猛的斗士、不知疲倦的探索者。
注释
[*]原载《黎澍十年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