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标游戏

1964年10月31日，上海《青年报》刊登沪东造船厂戈燕清的来信：最近，我在里弄里发现有一些青少年，三五成群地蹲在地上掷骰子，赌香烟盒。我叫他们不要这样，他们回答说：“我们在学校里天天来，老师也没有说什么；家里爸爸也没有讲不好，要你管？”据了解，目前还不只我们一条里弄里的孩子玩这种东西。

60年代男孩们炫耀的方式——赌烟标、集糖纸，一直延续到70年代，孩子们藏在抽屉里发黄的烟标、糖纸，还有一切散落在生活理想里的风景，如今看来，都是那么的美好。谁会想到，当年在抽屉里捂得密密实实的烟标，现在已是收藏的大热门，据说爱好者全国就有好几百万。

六七十年代，作为一种游戏，烟标可不是拿来欣赏的，对孩儿家来说，它只有一个显著的作用：一决输赢。而且，那时谁也不说烟标，只喊“烟盒”或“烟皮”。

烟皮的赌法，是按照香烟的价钱以决先后，烟盒价钱贵的孩子先玩，同样是把烟盒折叠成长条式，中间弯成拱形，两张叠在一起，如果没有跌翻，可以用手扇一次，如还是没有翻过来，就该下家玩了。输赢完全是转瞬间的事。

那时最贵的烟就是“长中华”0.72元，“短中华”是0.62元，接下来是“牡丹”0.54元、“红塔山”0.52元、“群英”0.48元、“恒大”0.45元、“春城”0.38元、“三七”是0.37元，遵照这个次序，来决定先后秩序。后来流行一顺口溜，反映了香烟的价格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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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干部抽“牡丹”，中级干部抽“香山”，工人阶级二毛三，贫下中农“大炮”卷得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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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二毛三”，是说当时的“海河牌”香烟是0.23元一盒。

这个按照价格顺序比下来的秩序并不是绝对的，有人某次突然拿出一张“红炮台”烟盒，大家谁也不知道它的价格，但从上面的繁体字看，就明白它的“资格”是很老的，这其实是上海公私合营时代的产品，大家一致同意它的价格超过了“大中华”，是可以“通吃”的品牌，但鉴于烟盒已经烂了，必须打折扣，只能与“大中华”的价格相等。还有孩子拿出铁听的“中华”，大家认为这不能算正宗的烟盒，不予流通。

那时烟标牌子可真是多，上海产的“大前门”“红双喜”；北京产的“天坛”；香港产的“庆宝”；河南产的“三喜”“双峰”……孩子们把脑袋聚在一起，忙得不亦乐乎，那高兴劲儿简直没法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