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这本文集汇集了我自1991年以来50篇法学论文。这些论文基本上能够体现20年来我的法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和思想。这些文章如果按照学科可以划分为法理学、法史学、民法学、商法学、社会法学等；如果按照文章的类型，可以划分为论文、演讲录、采访录等。这些文章基本反映了自九十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对于一些法学、法律和社会问题的研究与思考。

回顾20年来我自己的学术研究之路，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的前半期，这个时期的研究主要是围绕我国当时的立法工作展开的一些对于国外立法、司法制度的研究、介绍，这方面的成果大部分已经被收录于2001年出版的《外国民商经济法选粹》（合著）一书中，那些文章大都用笔名于1991年至1994年发表于《法制日报》的国外法坛栏目；此外，还有一些是对于当时我国立法机关通过的法案的评介和分析，这部分成果主要发表于《法学杂志》等法学期刊上，文集中收录了其中的四篇。第二个阶段，21世纪的2001年到2009年，这几年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民法学和商法学的研究上，尤其集中于商法的研究，不仅连续出版了诸如《中国商法体系研究》、《商法通则立法研究》、《中国民法体系研究》等专著外，也发表了一些有关商法通则和商法基础理论的论文。在研究过程中，我将我在国内外的经商经历融汇其中，深感我国的商业环境与国外比较起来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尤其国内对于商的理念和法制环境引起了我深深的思考。我试图探寻中西方对于商的理念和法制环境的异同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和产生这种差异的文化历史背景和原因，试图找出一个有利于促进我国商业和商业法制发展的结论和路径。对于商法通则的研究是我这一段研究的重心，也是我的研究志趣及方向的体现。这项工作我至今仍在摸索和探寻中。第三阶段，2010年至今，我的一些精力由纯粹探讨制度层面进而转向对于历史、文化、思想层面的研究，我的潜意识里是想通过对于东西方历史文化的对比性研究，从中找出一条适合于中国商业和商业法制发展的、有别于西方已经走过的、属于我们中国自己应当走的道路。但是，我深知这个工程十分浩大，远非我现有的能力所及。但我始终认为，世界上本没有路，只要脚踏实地，沿着自己选定的道路走下去，就一定会开出一条自己的路，并有所收获。

我国的法治建设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我们这代人基本上可以算作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亲身的经历者和见证者。我们的童年时代经历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学生时代经历了文革后期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五”运动、粉碎“四人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等重大事件，我们走上工作岗位后更是直接地亲身投身到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洪流中。在这期间，我们见证了始于1979年的以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颁布为标志的全国人大的立法工作的开端，82宪法的颁布，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和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我们亲身体验到了中国如何从一个几乎没有法治观念的国家逐步迈进了依法治国的历程；如何从一个忽视人权的国家逐步走向了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国家；如何从盲目追求经济发展指标逐步确立了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如何从法律的虚无走向了完备的法律体系的形成的过程；如何从司法的荒漠走进了司法民主的殿堂；如何从法学教育的戈壁发展到年增三十万法学毕业生的惊人规模。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法治建设飞速发展的同时，在中国这块热土上，法治建设仍然存在着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和新的挑战。

在法学理论方面普遍存在着“观点有余，理论不足”的现象。如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法治精神等观点，但缺乏系统的论证和科学理论的支持。因而造成这些观点只能表现为一些教条式的口号而无实际的内涵。

在法治环境方面，由于在司法实践中法治缺乏应有的权威，人们信权不信法，宪法没有权威，缺乏真正有效的宪法实施保障制度，缺乏法治文化和法治精神，依法治国被视为“依法治民”。

在行政执法、司法改革方面，各部门各自为政，各自为各自的部门利益而争，缺乏对于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许多改革措施治标不治本，检察院、法院成为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执法不明、司法不公，使得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的目标难以实现。

在法学教育研究方面，追求学生的数量，忽视质量；关注职称的评定，无视教学和成果的学术含量；教授遍地，真正的学术大师难觅；法学成果累累，但学术价值不高；学校培养的“才人”倍出，社会真正需要的人才奇缺。

在法律服务方面，片面追求收益，忽视对广大民众的诚实服务，服务质量不高，运作不规范，民众极不满意，损害了民众对法治的信心。

总之，法学界、法律界的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缺乏职业伦理精神，是迟滞中国依法治国进程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继续发扬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任劳任怨、博采众长、精益求精的精神，牢牢把握中国前进的步伐，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祖国，无愧于人民的伟大的作品，仍是我们法学、法律工作者以及所有科学工作者的共同的责任。

我出生于干部家庭，自幼生活在机关大院里，对于大院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直到去外面求学、走向工作岗位，才开始真正接触外面的世界。在国外的几年里更是独来独往，这也就造成了我不拘一格的研究风格。

我的专业是法学，同时我也涉猎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我研究过中国先秦史、中国近代文学史、欧洲近现代史、中外金融史等，出版或发表过研究郭沫若及中国近代文学及文学史的专著及文章，2011年以来开始在高校宣讲中外金融史的研究成果。早在少年时代我还写过几部关于商鞅变法、荆柯刺秦和楚汉相争的历史剧本，尽管现在看来那些剧本极其幼稚，但那毕竟是我的初女之作，灌注了我少年时代的梦想，也奠定了我今后的研究方法、志趣和方向。我总以为，若欲比较透彻地研究一个问题或者现象，绝对离不开对于当时历史状况的梳理和研究。一个看似十分现实的法学问题，其背后定然蕴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薮，只要弄清了它的背后的历史文化渊源，这个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因此，我特别注重对于中外历史思想文化的对比性研究，我认为，只有通过这种充分的对比研究，才能得出比较接近于客观的结论，也才能总结出能够反映时代声音的、比较接近于现实需要的理论。

2013年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50个年头，这本文集的问世，一来是想把自己20年来的研究生涯做一个小结，二来也是给自己一个生日礼物。在我50年的人生历程中，我首先要感谢养育我的父母双亲，他们身为国家干部，把自己一生的心血贡献给了伟大的祖国，他们也为哺育我们兄弟二人，呕心沥血。在此，我还要感谢曾经教育、培养过我的所有师长、前辈。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已经作古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沙丁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邬福肇先生，以及所有在我的成长道路上曾经给予我帮助的学长、朋友。在这本文集的编辑、整理过程中，我的夫人王美庆女士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和帮助，从决定出版这本文集，到文章的选择、文集的编排，都凝聚了她的心血。可以说，没有她的帮助和支持这本文集是无法顺利完成的。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人的学术生涯更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创造出自己满意的作品，是每一个学者的最高心愿。学无止境，学术亦无止境。这本文集既是对我前半生的一个小结，更是我今后奋斗的起点和鞭策。在这里我欲用一首小诗来做一下总结：

五十年来风雨路，天北地南自辟途。

身无长物放眼量，命运多舛贵人扶。

半世匆匆如烟过，人生茫茫自叹吁。

文章自愧未成家，百年心愿定不辜。

2012年1月31日于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