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自序
先让我说一段我曾有过的一种感情，我从没有和人谈起，我常常想起来，又压下去，现在，我觉得我需要倾吐出来。
一九四六年九月，我离开张家口到阜平去，主要原因是因为蒋介石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进攻解放区。我那时抱着对于进攻张家口的敌军异常愤恨的心情，同时，也抱着对于敌后人民的热爱和对于老解放区的留恋，一步一步往阜平走，走了十几天才到阜平。从灵邱到阜平一百八十里路，我们就走了四天，翻过了名叫南天门的高山，涉过了唐河，但这四天我们走的简直不能说是路，就没有一条可以叫做路的。我们就在没有水的乱石涧里面走，有时也有一点点水，每一步都要注意踩下去，连一个小毛驴的蹄子都不容易找到一块平地。我晚上睡着了也看见石子和高高低低的山岭。我们中午打尖的时候，在一个小茅棚遇见卖煎饼和豆腐的老头子，赶脚的问他要一颗盐他也不给，那老头说，你们想我能有一点盐，是多么不容易呵！这样的道路使我想起陕北，我以为陕北的大岭和大沟都是脚下的天堂，山西的岢岚山峰也只是高寒，这样难走的小路，这样的南天门，真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的。但是晋察冀的人民就在这里生活，就在这里与穷苦斗争几千年了，而且就在这里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残酷的斗争，他们牺牲了一切，献出了一切，只为着要保有一个独立民族的品格。这些人，这卖煎饼的老头子，真使我感动，我不能不深深地望着他们，心里拥抱着他们而把眼泪洒在这难走的乱石涧上，洒在南天门，洒在晋察冀的土地上。
我说他们在这里坚持了对日寇的斗争，不是我想象出来的，不是我听来的，而是我亲眼所见，我在这样难走的路上，没有看见一个完整的村子，大半都是烧光了的，那极高的山上，在不当路的地方有两家人家，这两家房子也被烧光了。有的村子已经在旧的地基上盖了些单薄的新房。有的就仍是那样在残破的屋瓦下藏身。沿路的村子我都问过，有的被日本人杀了七个人、八个人的，还有五十多个人的。这些村子都是二三十家的小村，或者是七八十家的大村。日本鬼子在这些地带，他们不能驻下的地带，在“扫荡”时就是实行恶毒的“三光政策”！就是使人民一点也不能存身，他们实行过这种政策的地方是很多的，他们要造成无人区，要立“人圈”，日本帝国主义在对付中国人民，在对付有民族气节的人民是不亚于德寇在欧洲所造成的罪恶的。我在这难走的路上，一阵阵涌起仇恨，一阵阵涌起厌恶，我时时要大声喊，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我们还没有报，我们的血债还没有偿还，我们人民实在太宽大了，我们只要敌人投降，只要战争不继续下去，就饶恕了他们，这还不伟大么？我被这种伟大的精神所感动，甚至心痛了！
抗战八年，的确是不容易的，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开辟了抗日的根据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敌人一切进攻“围剿”、“扫荡”，教育了敌后的人民，团结他们改善生活，领导他们熬过一切困苦，战胜日寇，那末今天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不可想象的，今天人民的胜利的保障也是不可想象的。时间过得飞快，历史的车轮好像转了一世纪似的，几百年来盼也不敢盼的事，一下就成功了，人民真真做了国家的主人，我们现在天天走的路已经是柏油马路，这是多平坦多舒服的马路呵！可是我明白这路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用鲜血铺成的，路虽已不因崎岖而难走，可是我却一步一步的更感到沉重！
“八一五”，由于苏联的出兵参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日寇投降了。可是日本的战犯在麦克阿瑟的保护下，不特没有得到惩罚而且反被培养，国民党反动头子蒋介石不止释放了战犯，而且用战犯作为反人民战争的顾问。事实证明，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走狗都是一气的，都是要以反苏反共、反民主、反人民来挑起战争以维持他们极少数人的统治与财富，他们的疯狂与混乱实际只有加速他们的灭亡。最近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公开了他的侵略暴行，将其好战的魔掌伸向亚洲，但台湾是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将胜利的旗帜插在台湾；而李承晚，却只能向南逃窜。他们是阻挡不了人民的正义的进军的。经过多年革命战争锻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与中国人民，将永远在胜利的大路上迈进！
《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一文是一九四四年为纪念抗战七周年而写的。我对于这个材料完全是生疏的，可是有很多同志帮助我，蔡树藩同志、杨秀峰同志、陈再道同志、陈赓同志和陈锡联同志。我跟他们谈了几天，记载了一些材料，我觉得学习了很多东西，但是无法动笔。最后，我见到了一二九师的领导人，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创始人之一的刘伯承同志，我把我所知道的，我的初步计划告诉他，立即得到了他的鼓励和赞助，并且他滔滔地同我谈了起来，我听得有趣极了，我以为我已经掌握住他的思想，也就是一二九师的战略思想和创立根据地的政治思想与群众路线。他的了如指掌的谈话给我以大的启发，我充满了信心和感情来动手写作。那时天气热的厉害，窑洞里也闷得很，我躲在一个黑角上一面扇扇子，一面写，有几个地方我边写边笑，如日寇进入娘子关后，国民党军队四散逃窜，官兵相失，汤恩伯四面打电话找救兵，最后找到了刘伯承同志，知道他还在前面抗敌，他大声在电话中说：“你还在那里，好极了，好极了，我可以无忧了！”阎锡山一听见人民解放军到了山东，便顿足说：“共产党下齐鲁，如虎生翼，天下事不可为矣！”三天我写完了这篇文章，交给了刘伯承同志，刘伯承同志很快便替我修改了回来，他加了很多材料，我觉得都是应该加的，我以为他是非常仔细和照顾周到的。他删掉了一些我自己认为精彩的地方，那些非常忠实地暴露了国民党的无用、怕死，和对于人民的烧杀抢掠、以及在敌后降日反共的丑态。刘伯承同志信上说：“我们还希望他们抗日，你写的虽都是真的，但不必刺激他们，我们不放弃最后一点希望。”我完全承认他删去这一些是对的，可是心里总不情愿。我依照他修改过的稿子发表了，现在印行的也就是经过修改的。这篇稿子我始终对它有感情，因为在我写它时，的确是对敌后生活一个很好的学习。尤其是刘伯承同志所留给我的，他的广阔而精深的才智和他的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的印象。但这篇文章，从文章本身来说，我自己是不满意的。刘伯承同志本希望我再从头修饰一次，我却以时间关系而没有再加工，现在时隔境迁，想加工也无法加工了。所以只能做一篇实录来看，而并非一篇文艺性的报道，或文学的散文。
最近有朋友同我谈起抗日时代的故事，我们觉得应该多写，那末多的动人心魄的事，那样的艰苦，那样的神奇，我们写得实在太少了，而大部分的中国人民是不太了解这一段历史的。他促使我印行这篇文章。因此我重读了它，我从保存史料的角度，从向年轻人说明历史这一点来看，觉得印行出来还是有好处的。这样就决定印行，以纪念七七抗战十三周年。纪念在抗日战争中，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为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牺牲了的一切烈士，而且我向着一切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和人民英雄致以热烈的诚恳的敬礼！
一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