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马赛街头的“革命舞者”

两个婀娜多姿的中国姑娘在街头对舞，里三层外三层的人在围着看，姑娘头戴大草帽，一身公社“向阳花”的打扮，乍一看，以为从前的哪个公社宣传队在即兴演出，然而仔细一看就不对了，怎么周围的人个个都金发高鼻，睁着怪模怪样的蓝眼睛呢？原来，这是一张“文革”前夕的旧照片，地点在法国的马赛，人物是参加第13届大学生国际文化联欢节的中国学生，再加上一大群当地的老百姓。照片的原说明为：“参加1965年9月底在法国马赛举行的第13届大学生国际文化联欢节的中国学生代表团在马赛街头进行乌兰牧骑式的演出，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图为中国学生在马赛街头演出‘丰收舞’。”话说到这里，要加一点注解，所谓的乌兰牧骑是内蒙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一种文艺宣传演出形式，专业和业余的文艺团体被分成一个个精干的小分队，深入到各个牧区的放牧点演出，当时是作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典型来推广的。

如果今天有哪几个中国姑娘在巴黎或者马赛甚至纽约的街头即兴跳起舞来，也许有人会扭头看上一眼，但肯定不会有这么多人围观。可那是在1965年，走出国门来到西方世界的中国人除了使馆人员，扳起指头数恐怕数不到十。马赛虽然也是个见过世面的城市，这个举世闻名的法国第一大港，诞生过法国国歌《马赛曲》，孕育过大仲马的名著《基度山伯爵》，见过印度的蛇舞、埃及的肚皮舞、拉美的蒙哥拉舞和百老汇的踢踏舞，但是我敢说，在1965年9月底的那个晴朗的日子之前，决没有任何马赛人有福分见识过中国姑娘跳的丰收舞。其实，在那个时候，中国姑娘出现在马赛本身对于法国人来说已经是很大的新闻了，更何况还有她们在街头翩翩的舞姿。

1965年在大多数经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看来，似乎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在它之前，中国度过了大跃进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在它之后，也就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夹在两个辉煌而轰动的“爆发”之间的1965年，似乎只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个能吃上饱饭，商店里的货架上也有了东西的年月，那年的国庆，我所在的边境小城佳木斯还放了焰火。

可是实际上，1965年的中国空气已经相当紧张了。在八届十中全会强调要将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以来，最高层1963年和1964年接连两个措辞严厉的关于文艺的批示，已经将文艺界推到了匈牙利裴多斐俱乐部的门口。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刚刚露了几天面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们，在这一年迅速地从舞台和荧幕上消失了。作为领袖批示的回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横空出世，不仅伟大领袖在轻歌曼舞中被托入奥林匹亚神山之巅，而且为后来遍地开花、以乌兰牧骑的形式唱响的颂歌定好了音准。

通过查阅当年的报纸，我得知这些在法国街头且歌且舞的年轻大学生共有七人，四男三女，四个跳舞，两个唱歌，还有一个是拉手风琴伴奏的。报上说他们跳了“红绸舞”“女民兵”“艰苦的岁月”“弓舞”“牧羊女”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丰收舞”。还唱了《大海航行靠舵手》、《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我赶着大车跑得欢》、《红梅赞》、《冬布拉》、《火车来到了戈壁滩》等当时中国的流行歌曲以及演奏了手风琴曲《回忆延安》、《扭起秧歌庆丰收》和颇为耐人寻味的法国歌曲《游击队员之歌》。不用说，在那个年月，这些演出节目都是经过多少个人和环节反复挑选斟酌出来的，当然还有权威部门的审批，不言而喻地带着时代的印记和挥之不去的火药味。照片上展示的“丰收舞”，从表面上看似乎相当中性，其实也属于一个具有传统革命意义的舞蹈。1936年，当年轻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第一次踏进陕北苏区时，他的莱卡相机就曾经记录过由苏区工人剧团跳的“丰收舞”。这两种丰收舞向人们展示的并非一般的农产品的丰盈，以及农民的喜悦，而是红色事业的壮大和磅礴之势。

当然，这些中国大学生在法国的举动，还远没有到“输出革命”的地步，虽然在维兰诺罗佩演唱法国的《游击队员之歌》时，曾带动了一部分观众的跟唱，据说现场还有位法国人做了反感的表示——行了一个法西斯礼，退出场外，大家对此一片嘘声——显然离革命的骚动还差得远。他们所做的，更多的不过是展示自己，展示自己国家那时过于昂扬的精神状况。像一家法国地方报纸说的那样，是将“从人民公社的收割到长征，所有中国人民生活的这些阶段，都优美、轻快、精确地表演出来了。”而在展示自己的同时对伟大领袖大声地歌颂，无论是“太阳”还是“舵手”，不知道法国人体悟到了多少。我们只知道，据新华社记者说在尼姆有位老太太向中国学生要了一枚“毛主席纪念章”，尔后又跟着演出队看下一场，说是她还有一个女儿，所以还想要一枚。

不过，我们对这些报道好像不应该全信，因为从那以后，我们听到了越来越多的类似的消息，说全世界人民如何如何地热爱他们心中的红太阳，可是后来中国革命之花并没有在亚非拉开放。即使从那张丰收舞的照片上，我们也很难断定，围观的法国人是不是真的弄懂了中国姑娘所要表达的意思，他们的脸上恐怕更多的还是好奇。但是，如果说法国人、尤其是法国大学生们对于中国和中国革命以及革命的领袖完全没有热情，恐怕也未必是实情。那个时候，苏联的坦克还没有碾碎布拉格之春，法共的势力尚大，比法共更左倾的青年也大有人在，如雷蒙·阿隆所说，整个知识分子群对于左翼和革命的神话还没有破灭。虽然我们的记者说法国那些上不起大剧场的人非常欣赏中国的歌舞，但更可能恰恰是那些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对这些怀有“毛主义”理想的中国同道更有亲和感。

在不久以后，当中国的土地上到处都是这种乌兰牧骑式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载歌载舞，而且舞了一段时间的时候，万里之遥的法国似乎也有了反应，法国学生的“五月风暴”着实把西方世界吓了一大跳，在那些上街游行占领校园并与军警开打的大学生中，还真有不少人手里就有那本林彪编的“小红书”，甚至据说还有自称“红卫兵”的。

说到这里，我想起不久前与法国学者巴斯蒂女士谈起的一段有关她的往事。“文革”初年，还相当年轻的她正好在北京大学教法语，亲眼目睹了红卫兵所有的壮举，随后被遣返回国。回国后，赶上“五月风暴”，原本观点激进的她却毅然成了“保皇派”，不支持占领校园的学生。我想，如果有条件将当年西方所有激进的左派学生统统派去亲身体验一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许大部分人将会变成右派的。

我当然不是说法国的“五月风暴”与这些跳丰收舞的姑娘有关，中国大学生参加国际文化联欢节的时候，小红书还没问世，后来占领校园并与军警开打的学生们，也许有曾经看过“女民兵”和“丰收舞”的，可是这与他们后来的壮举到底有多少关系或者有没有关系都很难讲。不过，毕竟只有法国，能在几乎全世界（包括前社会主义阵营）都在与中国过不去的时候，会让一群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乌兰牧骑在自己的国度里满世界转，也只有法国，才会发生好像是与中国的“文革”相呼应的大规模学生运动。不管怎么说，你得佩服法国人的浪漫，佩服法国人的肚量。

当然，我们也许更应该佩服的是那七个拎着个道具箱，在法国从南到北一共演了20多场的大学生，佩服他们演技的精湛，他们意态的从容。我猜，他们可能不会是一般院校的学生，如果是学生的话，也应该是文艺院校的，至少也应该是一般大学里的文艺骨干。在这里，我权且充当一回蹩脚的报幕员（现在叫主持人）为他们报报幕：舞者——雨虹、张玉娟、陈克禹、陈丽文，歌者——范永生、热比亚，手风琴伴奏和独奏——任士荣。

我相信，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活着，虽然可能已是双鬓染霜，不过，他们应该记得这段对他们来说并不寻常的往事。